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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
吉益东洞被誉为日本经方派的祖师，其一生充满传奇。
古方派的代表人物吉益东洞
吉益东洞①（元禄十五年～安永二年，1702—1773）名爲则，字公言，通称周助。其一生所爲之奋斗与追求的目标可以概括爲一句话：复兴具有两千余年之历史，但自《伤寒论》之作者张仲景死后即绝而不行的“疾医”之道，使医学回归正道！在“学”与“术”两方面，吉益东洞均表现出与衆不同的鲜明特色，故可谓古方派中最具影响的代表人物。艺备医学会会长、医学博士吴秀三在评价古方派诸多名人谓：“于是等诸家间而拔其群、萃其精、爲其岱宗者，即东洞先生也。”②
一、历尽艰辛的成名之路
生于安艺广岛的吉益东洞，本姓畠山。以身爲足利家“管领”而闻名的畠山政长乃其先祖。政长的弟弟名义就，世代以金疮、産科爲业。其四代孙义益改用自己的名爲姓，其子又将义字改爲吉；并整理家传之方着成《换骨抄》，此即吉益姓氏以及所谓“吉益流金疮産科”的由来。而东洞的爷爷、与《换骨抄》作者吉益助秀同辈的畠山政光后来也因仕途险恶而以医爲业。
东洞幼时，因闻祖上乃一代名族，故欲重振其雄风。遂习兵书、驰马弄剑，对于祖父相袭的医业毫无兴趣。年稍长，思太平时节欲以武术复兴家业实属不易，始效古人“不爲良相但爲良医”之说，决心学医。时年十九岁，先随祖父的门人习吉益流金疮産科之术。一日忽谓：“怀孕者，妇人之常也；金疮者，外伤也。无病则无药而可，有病则随证治之，何分科哉？”乃从家传之方中采择二三有奇效者，而置其他于不顾，专心于内科之研究。“寒夜避炉，以慎其眠；蚊蛰攻身，以戒其睡”，遍阅《素问》、《灵枢》以降百家之书，至三十岁时又大有所悟：“万病唯一毒，衆药皆毒物，以毒攻毒，毒去体佳。”此即有名的“万病一毒”之说。又因他极力反对当时医家普遍习用的中国宋明医学，所以常说：“非医天下医，救疾之功也不多焉；非出京师，授教之业也不弘焉。”
注：① 吉益东洞早年号“东庵”，移居京都东洞院后，始以“东洞”为号。
② 吴秀三广引现存史料写成相当于个人传记的长文“吉益东洞先生”，载艺备医学会所编《东洞全集》中（京都：思文阁出版，1970 年复刻本）。本文中有关东洞生平事迹的叙述，多取材于此文。又《东洞全集》所收吉益东洞以及出自其门人之手的着作计有13 种，本文所引文献未另注明版本者，均系据此。
为了治疗众医之病和弘扬自己的主张，三十七岁的东洞于元文三年携父母和妹妹来到京都，以“古医道”爲旗号开业行医。当此之时，耻于自己不能复兴家业而隐于医的东洞，认为不应玷污本姓，始改用同族的吉益之姓。
虽志向远大，但现实却是残酷的。医业不兴旺，几乎没有弟子入门，仅有的一点积蓄亦被盗，所剩唯有一个“穷”字。不得已只能在店中学着做人偶、烧钵皿，卖几个钱糊口度日，如此景象长达三年。（图2）据森立之《游巷医话》记载，此时东洞的家境是“贫居陋巷，但有一炉一锅。满堂尽是造偶人之木屑堆积，唯座右《伤寒论》一部时时披阅。”
东洞之友邨尾氏，仕于威震四方的佐仓侯，因公事入京而顺访故友。见其潦倒之状，故荐东洞于佐仓侯。佐仓侯乃允招其爲侍医，邨尾大喜，告知东洞。孰料东洞却谓：“始以子爲知我者，今识子非知我者。吾虽贫而老亲在，岂降吾志污辱祖先乎？贫者士之常也，穷达者命也。假令术不行，天未丧斯道也，吾果饿死耶？穷则必有达，行道乐道，贫困何忧？”辞而不仕。
延享元年，东洞四十三岁，贫益甚。囊中空空一贫如洗，真正是“家无隔夜粮”。于是斋戒禁食七日，诣少名彦庙告曰：“爲则不敏，过志古医道。不顾衆惧，推而行之。今也贫穷，命在旦夕。我道非而天罚以贫与？爲则知其是，而未知其非也！假令饥且死不敢更辙矣。大明神吾邦医祖也，请垂照鉴：道非其道，速断吾命！若推而行，则必害万人。诛一夫而救衆，固吾之所愿也。”①
一日，某经商的友人过东洞寓所，见其贫而赠以金银。东洞以日后无加倍报答之能力而谢绝之。其友谓：“余赠金于先生，非爲先生，而是爲天下万民，不必念偿还之事。”东洞始拜受。由是可见其志操高洁之一斑。在继续靠制做偶人糊口的生活中，使其声名大振的机遇却突然降临——
一日，东洞照例将自己制做的偶人送到销售的店铺去，适逢店主人老母患伤寒病笃，乃自荐爲其诊治。临病榻细细诊看之际，得知已经帝室典医山脇东洋诊治，故索其处方观之，谓：“当去掉石膏用之。”稍后，东洋先生来到病家，诊察之后正当稍事思考时，店主人告之东洞之语。东洋先生乃额手称叹曰：“我近日亦正在究心思量是否当去石膏，即闻其语，则今日去之。”离开病家，东洋先生即前往陋巷之中拜访东洞。其后，店主人因老母痊愈而重谢东洋，然东洋先生却谓：“彼时若无东洞之言，陷于误治而不自知。全治乃彼之功也，谢金自当他受。”从此二人之交渐厚，东洞之名亦渐爲人知。正所谓：“先生名所以益显者，东洋扬之也。”②
延享四年，东洞四十六岁时，医业已相当发达，弟子也逐渐增多，与松原维岳、香川修庵、山脇东洋等知名医家的交往也渐深，乃集这些共尚古医方的同道一起研读《伤寒论》。以松原年长而爲讲主，而东洞则每每与之争论。
宝历元年（1751），东洞五十岁时，选《伤寒论》及《金匮要略》中所载张仲景的药方，加以分类，编成《类聚方》公诸于世。世人由此始明古医方的方意。然后又从中择出173 个药方，附上论证治效，是爲《方极》。此乃其门的“方鉴”，目的在于阐明：在张仲景的药方之外，无可取之方也。明和年间，又就当时所用药物，推其实际功用、究其药物之能，做成一书名《药征》。复以问答体将自家的学问写成《医事或问》。另外，其弟子鹤元逸于宽永元年（1748）着《医断》，严恭敬于宝历二年（1752）着《建殊录》。前者述东洞的学说，后者爲东洞的治疗验案。正是因爲这些着作的流传，东洞的学说才广爲世人所知。一时间公卿缙绅、远近之人或求诊，或问道，云集门下好不热闹。但反对其学说者亦大有人在。
① 《东洞遗稿·行状》。
② 《东洞遗稿·行状》。
图2 东洞制做的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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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历十二年（1762），东洞邀门人故旧宴于京都东山，举杯而言：“吾今年六十一也，胤子幼弱（长子猷，年13），弟子中尚无达于其道者。若大开家塾教授生徒，当有杰出之人生于其中。然资财不足，自今志于货殖，以果此事。”从此东洞节衣缩食并经营药材生意，数年后以所积之钱财开设一大私塾作爲医学讲习所，收留那些有远大志向的贫穷学生，以助成其愿。
东洞晚年在京都西门外购地建屋，爲速成此事以至折戟商场。明和六年（1769）， 以“其年既老，恐志愿之不达，欲速其功，反失计划，大亡赀财，于是百事皆坏，鞅鞅不乐。家事悉任长子猷。”并欲游历各地，以救患病不能来京师者。此后，多有各路诸侯聘请之事，皆辞
而不就。
安永二年，东洞年七十二。九月卒然目眩、舌强不语而亡。
二、复古大旗下的医学革新
自藤原惺窝于文禄二年（1593）初窥南京船载来的程朱之说，以往根据汉魏注疏解释经义的学风便开始发生变化。宋儒的学说，最终成了德川时代占据统治地位的官学。然而恰当此时，又有世称“古学先生”的伊藤仁斋（1627—1705）出，以为体用理气等皆爲佛老之浮辞，非圣人之教；其子伊藤东涯、弟子并河天民（1679—1718）继之，大振其学于关西。同时，初奉洛闽学、驳仁斋，但终尽弃宋儒之说，以修古文辞爲阶梯，研究经典，锐意复兴圣人之学的物徂来（1666—1728），也与弟子太宰春台（1680—1747）、服部南郭（1683—1759）、安藤东野（1683—1719）、山县周南（ 1687—1752）、平野金华（ 1688—1733）等共同树立起所谓复古之学的大旗，成为德川时代极具影响的一大学派。18 世纪上半叶，乃是复古学派最
为昌盛的时期。
在医学领域中，当以商贸爲主要通道的文化交流开始活跃时，知识的传播便随之出现了从宫廷向民间的转移。这时，代表着中国当时最新医学水准的“宋明医学”首先爲日本医界普遍习用。此后，随着复古之风的兴起，日本医界才出现了研究与信奉汉代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所谓“古方派”，并将前此即已形成的接受与使用宋明医学的医家称之爲“后世派”。
追溯古方派的兴起，当时中国医界对于《伤寒论》的重视与研究可谓原因之一。例如始倡其说的名古屋玄医（1628—1696），在儒学复古之风兴起之前，已然因为读清代喻昌的《伤寒尚论篇》而发愤研究古代医经，从而主张摒弃当时医家所普遍习用的李朱之说①，直接以仲景为师。其后，后藤艮山（1659-1733）又是在名古屋之说的影响下，认为阴阳、脏腑皆属不足取的后世之说，而致力于研究与临床治疗密切相关的方书；并将医学理论简化为：“能识百病生于一气之滞留，则思过半矣。”其学说通过弟子香川修庵（1683-1755）、山脇东洋（1705-1762）而大扬于世。
古方派兴起的另一重要原因，则是儒学领域复古之风的影响。例如后藤艮山在经义方面颇仰慕伊藤仁斋，遂使弟子香川修庵入其门下学习，故修庵唱“儒医一本”之说；以古医方雄视一方的儒医并河天民（1679-1718），及其弟子松原维岳（1689-1765），也是出自仁斋的门下。仁斋之学使得这些人皆致力于阐明医经之古义。而吉益东洞则是以宗徂来之说的周南为师，一心钻研其道。他认为：“儒医虽不同也，其复古一也”②；“时哉命哉复古之秋也”③。
又说：“不学古文辞者，不能读（伤寒、金匮）也”④。足见儒学复古之风与古方派的兴起具有密切的关系。
正是由于当时日本社会中的儒学与医学存在着这样的共性与可比性，所以东洞才将先于自己倡导使用《伤寒论》方药的山脇东洋比作伊藤仁斋，而将自己比作后来居上的物徂来：
① 李朱之说：指享誉“金元四大家”的李东垣和朱丹溪。前者认为万病多由脾胃损伤所致，“胃气”即“元
气”；后者认为人身“阳常有余，阴恒不足”，故治病重在滋补阴血。
② 《东洞遗稿·与秦与一书》。
③ 《东洞遗稿·寄长门县次公书》。
④ 《东洞遗稿·送谷子荛归赤穗城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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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医方譬之今之儒流，东洋伊藤仁斋也，先衆啓其端焉；吾业不敢让，物徂来焉。”然而，古方派所提倡的究竟是什麽，其道理又何在呢？吉益东洞在《医事或问》中是这样说的：“古昔医有三，曰疾医、曰阴阳医、曰仙家医也。《周礼》所谓疾医见定病毒所在，视其毒处方取去病毒，故尽愈诸病疾苦。扁鹊仲景所为是也。阴阳医不视病之所在，唯以阴阳五行相生相尅论病，皆臆见，故非明白之治。汉之太仓公是也。仙家医炼气，或服炼丹，为人而习功同造化之事，故行者少、害亦少。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等是也。……扁鹊仲景之道绝，其后未闻一书一人论疾医之道。其根源在汉之太仓公。”
概言之，东洞是将中国传统医学的发展历程分为性质不同的三个流派，从时间先后的角度看，也可以说是三个阶段：
其一，是出现最早的“疾医”。在《周礼·天官冢宰》中记述当时的宫廷医生分为食医、疾医、疡医、兽医四种。从其掌管的治疗范围和后代医学分科的角度看，所谓“疾医”，大致相当于内科医生。但在东洞眼中，“疾医”的特点在于：没有那麽多的理论学说，仅仅是根据疾病之所在（病毒所在），处以方药，从而达到“取去病毒，故尽愈诸病疾苦”的目的。先秦时代的名医扁鹊和东汉时期的张仲景，都属此类医家。
其二，是汉代才出现的“阴阳医”。东洞认为：以西汉太仓公淳于意①为代表的此类医家，以及成书于该时代的今本《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难经》等等，都是“唯以阴阳五行相生相尅论病”，纯属脱离实际的“臆见”，而不是针对疾病之所在的“明白之治”。
其三，则是晋唐时期出现的“仙家医”。此类医家的特点是试图通过炼气、服用丹药而参与天地造化（长生不死），显然不是医学正轨。
就这三个医学流派而论，“仙家医”为数不多，所以危害亦小；大行于世的“阴阳医”，纯属空谈，根本不能治病；最为宝贵的“疾医”之道，却因“阴阳医”的兴起而绝灭！东洞在这个框架下处理所有古代资料。例如对于《汉书·艺文志》“方技略”后的感叹性文字“有病不治常得中医”，亦解释为“汉时既疾医绝灭，特阴阳医行而有此谚耶。阴阳医之于治无益可以知矣。”②
总之，他认为中国自东汉张仲景之后，“疾医”之道已然灭绝。所以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大行于世的都是“阴阳医”。这些医家大多泥于阴阳五行之凿空之说；只知据此论说病因，而忽视诊察病侯；临床治疗唯恐损元气而多用温补之药，不敢使用攻击疾病的药物进行治疗。
其结果是，天下医师既不能疗疾治病；医道传授之业亦无法弘扬。所以必须恢复古代“疾医”的治病之道。对此，我们既可以称其为“复古”——因为他们的核心主张是以“疾医之道”，即东汉张仲景使用的古方、古法取代宋以后的医学理论与方药；但也可称其为“革新”——因为这毕竟是对现状的批判与变革，且所复之古，未必就是“真古”。这种“复古”旗帜下的医学“革新”，与欧洲文艺复兴的形式与内涵，真是十分相似。
说 到所复之古，是否为“真古”的问题——即用以取代宋明医学的“仲景之学”，是否真是古代张仲景所使用的医学理论与治疗技术的问题，东洞在《寄长门县次公书》③中谈到：“仆少事于医，而医道多歧。张仲景及孙思邈、王焘者有焉，刘完素、张元素、李杲、朱震亨者有焉。其子其孙，副墨洛诵，不可枚举也。初，仆为刘张李朱之术，而病不治；乃更为王焘、孙思邈。为张仲景而犹未也。忽觉夫副墨之子洛诵之孙，扰扰相聚，屋上架屋，塞井为臼，向所谓仲景非真仲景。因退审察，自凿其塞者，去其架者，而始豁然见其法度备具焉。于是乎，知古今治异。乃信学于古训有获，遂好古矣。”
从中可以看出，东洞在为医之初，同当时其他医家一样，学习与使用的乃是后世派所秉承的金元四大家，即所谓“刘、张、李、朱之术”。但因对治疗效果不满意，而向上追溯到唐代王
① 其生平、学说及医案，见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
② 《古书医言》四。
③ 收在《东洞遗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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焘、孙思邈，乃至汉代张仲景之学，但却发现后人传诵的“仲景之学”非“真仲景”！然而何为“真仲景”呢？其实这并非仅仅是吉益东洞一个人所关心的问题。为要了解这些问题，在此不得不先对《伤寒论》的历史做一最简单的介绍。
据说曾官居长沙太守的张仲景，因宗族大半死于外感病（伤寒），于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编撰了《伤寒杂病论》。西晋太医令王叔和取其中专论伤寒的内容，编成《伤寒论》。但直到宋代，此书并未受到医家的普遍重视，例如唐代医家王焘所编《外台秘要》在引用诸家有关伤寒的论说时，并未提到此书，只是在罗列治疗方药时采用了《伤寒论》中的若干方剂。
所以宋代校正医书局校刊此书时感叹，自汉至宋八百年间无人识此。然而从宋代开始，注释此书的医家却越来越多；书中按三阴三阳①将外感病分为六个阶段的方式，也被上升为辨证论治的体系，谓之“六经辨症”；张仲景则被尊为“医圣”。至今，中医界仍公认此书是历史上第一部理、法、方、药俱备的经典着作。然而历代医家在以注释的方式来考据与研究此书时，一直就被两个问题所困扰。一是究竟哪些文字属张仲景原文，哪些是王叔和等后代整理者所窜入？其二则是该书众多条文原来的编撰次序为何？一言以蔽之：何为“真仲景”？如果是站在史学研究的立场上看，探讨《伤寒论》的原貌，无疑是极为必要和有价值的。
然而无论是中国历代的注释研究，还是日本的古方派，他们对于《伤寒论》原貌，即所谓“真仲景”的探究，都不是出于史学目的。而是在“圣贤史观”的驱使下，醉心于寻找那些失落的、被后世荒谬所淹没的古代智慧。实际上，在近代社会普遍接受“进化史观”之前，所有的人大都如此，区别只是在于遵奉的古代圣贤不同而已。例如后世派们虽然习用的是代表着中国最新医学水准的宋明医学，但在他们看来，这些都是源自黄帝、神农等古代圣贤的智慧与教诲。
如果是站在进化史观的立场上看待汉代以降千百年来后人对张仲景《伤寒论》的整理、注释，恐怕很难简单地说是“篡改”。因为正是由于有了这些大胆的取舍与重新编排，甚至是某些新内容的窜入，才形成了一本专门论说外感病的独立着作《伤寒论》；才使得“六经辨证”成为一个轮廓清晰的辨症论治体系。否则，《伤寒杂病论》也许永远只是一本兼治外感与杂病的方书。甚至可以说，无论是从理论发展的角度看，还是从指导临床治疗方面讲，经过“篡改”的《伤寒论》都比那个医家心目中无比尊崇的原本更有价值。同时还要考虑到，无论是中国的《伤寒论》研究者，还是日本的古方派的代表人物吉益东洞，他们在寻求“真仲景”的过程中，实际上都没有任何新的史料或其他旁证可资真伪之辨别。那麽从本质上讲，任何一幅后人绘制的“真仲景”图像，难道不都是按照自己对于“理想医学”的理解和评判标准，对于该书所做的一次新的整理吗？然而东洞勾画“真仲景”图
像的作业方法，确实与一般文字考据者存在着本质的不同，从而使得日本的汉方医学中出现了一种“据症遣药”的新趋向。
另一方面，虽然其弟子在整理东洞验案而成的《建殊录》凡例中说到：“先生之术，专述长沙，不自立方。虽一药增减，必据仲景。”但又说：“而其有实验者，宋元诸家固无论。虽俗间所传，不必摈弃。务在于取实效，何必拘名之爲乎？故虽爲仲景方，或征之治验而未见其效者，亦皆斤之不妄收录。” 他自己也说过：“世俗所谓名方者，间有奇效。故医传之，非医者亦传之。不审其所出，而一时施用有验者，相传以爲名方也。盖载书籍者未必佳，传俗间者未必不佳。宜博求普问以辅其术矣。”②正因如此，所以自然导致一些仰慕者在全面了解其“学”（复古）与“术”（实证）之后，会指责他“言行不一”。对此，东洞搬出孔子爲例，以证其合理：“有益国家之事，孔子亦非先王之法，而谓吾从衆。一概守法或泥于书籍者，不
能得术之事也。”③
① 即太阳病、少阳病、阳明病、太阴病、少阴病、厥阴病。
② 《医断·名方》。
③ 《医事或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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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毒”为核心的疾病观、治疗法
吉益东洞在彻底否定被其称为“阴阳医”的中日两方面之医学理论与治疗体系的同时，在病因学方面提出了“万病一毒”之说；并通过“诸药皆毒、毒即其能”，“以药之毒攻病之毒，故疾病得除”的后续之说，将病因、病理、治疗联系到一起，从而构建起本学派的理论体系。就“万病一毒”的病因学说而论，一般认为这与后藤艮山“万病生于一气之滞留”的观点具有某种启承关系。但更为直接的源头，恐怕还是在于《吕氏春秋》中有关疾病之源的论说：“至《吕氏春秋》尽数、达郁二篇，拍节仰天而叹曰：嗟圣人之言，信而有征！是治病之大本良方、万病唯一毒之枢机也。”。①
关于“毒”的来源或成因，他是这样解释的：“夫人生可入于形体内者，饮食也。而守节不过，则无病体健也；失节大过，则病生羸弱也。而又其饮食不通利于二便，则糟粕留滞于内爲秽物。命之曰郁毒，是即病也。故疾医爲万病，唯一毒而去其毒。其毒以汗吐下而解去，则诸病疾苦尽治焉。”②同时他又说情欲妄动也可导致“毒生”。
东洞在强调实证，反对说理时，大概忽略了他自己所说“万病一毒”就是在说理，而且是“终极之理”——没有例外。又说“疾医”的特点是“不论其所以然”的问题，但在说明何以“万病一毒”时，却以饮食失节、二便不通、淤积爲毒做出了“所以然”的解释。东洞“万病一毒”的病因学说，实际上与中国的金元四大家各自提出一个终极病因十分相似。尤其是和四大家中所谓“攻邪派”张子和的观念更是如出一辙。同时代与之类似的还有惠美三白③所主张的“二毒说”——先天存在的父母之遗毒爲“胎毒”，后天得自饮食的爲“食毒”。又有“胸间的宿毒”和“肠间的水毒”之说。惠美三白的“二毒说”虽然与东洞的“万病一毒”说相违，但同样“弟子衆多、远近闻名、海内病客云集”；东洞对他的评价是：“足下天下良工，明鉴识朗”。
然而不论是中国金元四大家在病因方面分别提出的“火热为害”、“脾胃虚损”、“邪气入侵”、“阴血不足”，还是日本医家的“一气留滞”、“万病一毒”或“二毒”，这些终极真理式的理论学说，虽然对医家的基本思维模式、疾病观、治疗原则等具有相当的影响，但与具体的治疗之术间，毕竟还有一定距离。正像龟井南冥在《我昔诗集》中所记载的那样——理论之“说”与实际治疗之所“为”并不一致：“吉村遍宜游京师，从吉益东洞受古医方。既疑其说有与术矛盾者，数就质问。东洞未明辨之，或詖辞折之，或冷笑缄默，不肯质对。居七十余日，遍宜惑亦甚，屡侍间燕，从容问曰：先生爲天下后世创造一家言，以教育多少英才，固当无所欺诬。而今所说非所爲，所爲非所说。”
然而如何将“学”与“术”结合在一起，以解决实际治疗的问题呢？吉益东洞在《古书医言》卷四中说：“向读于《吕氏春秋》，而虽有获于病之大本爲一毒，然未获其治法也。故孜孜汲汲，夜以继日，久之始获于《伤寒论》。”接着他又说道：《伤寒论》“是三代疾医治万病一毒之法也。…… 此方与《吕氏春秋》所言同爲万病一毒。其视毒之所在，以处其方，何病患不治哉？！”
所谓“毒之所在”，也就是疾病的临床表现。东洞认为，《史记·扁鹊传》所言“病应见于大表”的意思就是病人的临床症状；“越人之爲方也，不待切脉望色听声写形，言病之所在”表明以扁鹊为首的古代“疾医”在诊病与治疗时，都是根据临床症状处以方药，而没有诊脉之法、阴阳之论。这就是东洞所欲复兴的“疾医之道”的关键所在——据症施药，不问其因。在东洞与其弟子的着作中随处可见对此观点的反复论说。例如：
① 《古书医言》卷二。
② 《古书医言》卷二。
③ 惠美三白（1709—1781）：东洞的同乡、好友、同道。与东洞共誓成才、海内扬名后分手。惠美留在安逸，东洞去了京都。两家皆以“晚成堂”爲号。
图3 东洞手书
“万病唯一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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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洞遗稿·复木龙介书》：“如吾医术，随证而调剂，不论其因。试其事，而攘浮说。”
《建殊录》凡例：“诸治唯从见证，不取因（病因）脉（脉状）。”
《医断》：“先证而不先脉，先腹而不先证也。”
《药征》：“夫秦张之治疾也，从其症而不取因矣。因者想像也。以冥冥决事，秦张所不取也。”
《医事古言》：“病应见于大表者，随见症施治方之谓也。后世先病因，后其症候，可谓失古医法矣。”
《古事医言》卷二：“病应见于大表，是古今治法之规则也。非见于大表，则何以传人？如阴阳医，则不见于大表。理以推其因，理者无有定轨。故见一病人，而师弟相反目。无规矩准绳也。扁鹊不然，以见于大表定治法，故师弟无异。有规矩准绳也。”然而吉益东洞究竟是如何孜孜汲汲、夜以继日，最终在《伤寒论》中找到了“三代疾医治万病一毒之法”的呢？《药征》就是这一独特“复古”作业的结果。
四、《药征》的复古作业
吉益东洞对于《伤寒论》的基本看法是：首先，此书虽然题为张仲景撰着，但张仲景只是“传方之人”——这些方剂的来源是先秦扁鹊等“疾医”。其二，西晋王叔和的整理，导致讹谬错乱，难辨真伪。其三，后世“以《素》①、《灵》、《难经》之意释之疏之，以致方枘圆凿，后之读其书者所以益读益误也。”所以必须“先就良师学疾医之道，能通晓古今医道之变乱，然后临其书，譬犹悬明镜以见姸媸，邪正真赝不可得而掩。而后方可以见仲景之真面目矣。”②以下我们就来看看东洞是如何通过《伤寒论》来探寻古代“疾医之道”的。《药征》③共3 卷，依主治、旁治、考征、互考、辨误、品考之序，分别论说了53 种《伤寒杂病论》中出现的药物。东洞在该书“自序”中对于这六项的立说依据和内容有如下解释：
主治——“以量之多少，知其所主治也”。
旁治——“视病所在，知其所旁治也”。
考征——“参互而考之，以知其征”； 又说：“次举其考之征，以实其所主治也”。
互考——“次之以方之无征者，参互而考之”。
辨误——“次之以古今误其药功者，引古训而辨之”（此项不是每药均有）
品考——“次举其品物，以辨真伪”。
无论是从书名，还是从结构与内容上看，似乎都可以说《药征》是一本专门讲述药物知识的“本草”着作。所以往往被作爲“药物学”着作来加以评价，以爲“此书作爲药剂书”，“使药的性能专一化，而不杂多。若用之适当，则其功能显着。”但实际上该书所欲说明的问题以及其中所蕴含的深刻见地，绝非“本草”一词所能恰当表述。事实上，站在尚古立场上的吉益东洞，在该书中所要阐明的问题与达到的目的乃是：通过对于《伤寒杂病论》中“药物”与“病症”之关系的分析，以求在“世远、人泯、经毁”的今世，追溯与窥知古代圣贤——扁鹊和张仲景，所谓《周礼》中所说“疾医”的用药真意；从而摒弃后世本草书中的虚浮不可取之论，真正把握各种药物的“主治”。
据吴秀三所做“吉益东洞先生传”云，此书系吉益东洞撰于明和八年（1771）④，此时东洞已是七旬古稀。在称之为“南涯本”的《药征》传本上，有吉益猷（南涯）于明和八年所写“附记”称：“家翁之作《药征》也，改稿凡七矣。学之久习之熟，默而识药之功，然后渐
① 书中作“毒”，显然属排印之误。
② 《东洞先生答问书》。
③ 引文据广濑秀雄等编《日本思想大系》第63 册《今世科学思想下》（ 东京：岩波书店，1971 年，第297-341页）中收录的1785 年《药征》刻本。
④ 后经弟子田中殖卿、加藤白圭等共同校订，由其子吉益猷刊行于东洞逝后十二年的天明五年（1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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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矣。”与作者的其他着作相较，可以说无论是从研究东洞本人的角度讲，还是从对后世的影响看，《药征》都具有更重要的价值①。
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尽管东洞始终自我称道是以“实验”的方法来了解古代医方与药物的主治、功能的②，但实际上，其真实的研究途径乃是将《伤寒杂病论》中出现同一种“药”的方剂加以归纳；进而在这些方剂的适用証中寻找共性。结果发现：《伤寒杂病论》各方剂的构成中之所以有某种相同的药物，是因为这些方剂的适用对象都有某种相应的病症。东洞就是采用这样一种具有“归纳”与“统计”意味的方法，对更加久远、没有“所以然”之本意说明的历史资料进行处理，从而得出至少是能够自洽的、有关原始本意之“所以然”的解释。
应该说，这种研究方式在古代东方社会中是不多见的。
其二，东洞对于古代圣贤用药本意的阐释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有是証（症）则用是药”。正像当代的日本学者在研读《药征》时所感叹的那样：“啊！真了不起，这简直就是计算机程序。”其意是说：只要将各种药物的主治和患者的病症输入计算机，不就可以得出处方了吗？正是由于以东洞等人为代表之“古方派”的遣方用药法则，比秉承中国宋明医学体系的“后世派”更加符合日本人轻理论、重实际的性格特征，所以十分容易被日本的汉方医学家所接受并加以应用。这或许就是当今日本汉方医学仍然爱用《伤寒论》之原方，不尚加减变化的历史根源与民族性格根源。从某种意义上讲，二十世纪日本对于中药有效成分的研究风尚，实属与吉益东洞“药皆毒，毒即能”观念同源而异流的产物。此外，在对后世影响方面还应注意到，日本的古方派，尤其是对于《伤寒论》的考据性研究与精神推崇，都曾对近代的中国中医产生过一定影响。
再三，《药征》作者所欲阐明的问题虽然仅仅是“药物的主治”，并告知医者：据此治病，才能效如桴鼓。但其研究方法似乎还为我们研究古代方剂如何产生，提供了一条思考路径。
方剂，通常是指针对某种疾病、由多种药物组成的治疗处方。③传世的中医着作，有相当一部分是方书，记录的方剂成千上万。就方剂而言，自然有其实用价值和立足于此的种种研究，但对于史学家和理论研究者来说，最令他们感兴趣的，无疑是这些方剂是如何产生的？构建一个方剂所依据的理论基础是什麽？为要讨论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对方剂的发展历史及有关组方的理论稍加介绍。中国传统医学的方剂——即以复数药物组成治疗某种疾病之固定处方的方法起源于何时，无从稽考。据现存最早的目录学着作《汉书·艺文志》的着录可知，西汉时期有《五藏六府十二痺方》等十余种方书，计二百七十余卷在世。但这些方书均早已亡佚，致使后人无缘窥其蚂迹蛛丝。至东汉末年，有据称是长沙太守张仲景所着《伤寒杂病论》问世，并因西晋太医令王叔和的整理、宋代校正医书局的校勘而流传。因而对于宋代以来的医家来说，虽然能够在今本《黄帝内经》和宋以前的医家着作中见到一些早于《伤寒杂病论》或与之同时代的方剂，但由于在他们看来，这些方剂仅仅是方剂——没有体系可言，所以通常都是将经王叔和整理而成的《伤寒论》奉为“方书之祖”。近代以来，通过考古发掘得到一些早于《伤寒杂病论》的古医书，其中尤以1973 年湖南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五十二病方》④载录医方最多。这些较为原始的方剂，固然有弥足珍贵的史学研究价值，但对于注重实用的临床医家和研究方剂之“体系构建”的当代学者来说，其目光依然聚焦在所谓“理、法、方、药”
① 当代着名汉方医学专家大冢敬节评述该书谓：“《药征》是东洞投入心血最多的着作，最终还是在没有达到令自己满意的情况下病逝。然而就对后世的影响而言，在东洞的着作中没有能出此书之右者。”见氏着“近世前期的医学”，载《日本思想大系》63“近世科学思想下”，东京：岩波书店，1971 年，第531 页。
② 《药征·自序》谓：“本草之云，终无其验焉。故从事于扁鹊之法，以试其方，四十年于兹”；“以试其方之功，而审其药之所主治也”。
③ 虽然也有个别由一种药物构成的方剂（例如人参一味药煎汤谓之“独参汤”，可以用于回阳救逆），但从总体上讲，方剂基本上都是由两种以上的药物组成的。
④ 其墓葬年代为公元前168 年。这些简帛医书的具体内容，详见《马王堆汉墓帛书四》（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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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备的《伤寒论》上。
组方理论——即何以要用这些药物组成一个方剂来治疗某种疾病？在宋以前的方书中基本没有说明。医学理论着作中，只有后人窜入今本《黄帝内经》的“至真要大论”谈到方剂的构成原理，即众所周知的“君臣佐使”之说：君一臣二，制之小也；君一臣三佐五，制之中也；君一臣三佐九，制之大也。
这里只有“君”、“臣”、“佐”，未言“使”。另有一句提到“使”，但又未言何谓“佐”：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
此外还有一段比较长的文字，也提到“君”、“臣”：气有多少，病有盛衰，治有缓急，方有大小，愿闻其约奈何？岐伯曰：气有高下，病有远近，証有中外，治有重轻，适其至所为故也。大要约：君一臣二，奇之制也；君二臣四，偶之制也；君二臣三，奇之制也；君二臣六，偶之制也。故曰，近者奇之，远者偶之；汗者不以奇，下者不以偶；补上治上制以缓，补下治下制以急。急则气味厚，缓则气味薄，“适其至所”此之谓也。病所远而中道气味之者，食而过之，无越其制度也。是故平气之道，近而奇偶，制小其服也；远而奇偶，制大其服也。大则数少，小则数多，多则九之，少则二之。奇之不去则偶之，是谓重方。偶之不去，则反佐以取之。所谓寒热温凉反从其病也。
总之，后人大概就是依据这些文字归纳出“君臣佐使”之说，并称其为组方理论。甚至赞扬说：“即以现在配制方剂的水平来衡量，它不仅毫无逊色；甚至说某些配方，还不曾达到这样高的水平。”①然而姑且不论这篇涉及“君臣佐使”组方理论的“至真要大论”的撰写年代究
竟要晚到何时，关键是这一理论对于客观存在的无数方剂来说，究竟是“中医方剂组成法则”②，抑或只是空中楼阁？例如第三段引文中说“下者不以偶”，而《伤寒杂病论》中的峻下之剂“大承气汤”正是由偶数药物组成；又说“奇之不去则偶之”，则奇偶之分也就没有什麽意义了。再者，上述三段引文中只有一处提到“使”的定义——“应臣之谓使”，且不说这与通常所谓“使药的作用是引导君药直达病所”的解释不符，还应看到：实际上“引经药”的使用是金元时期才出现的事情。所以可以认为，无论是“君臣佐使”说本身，还是“大、中、小”和“奇、偶”之制中的君药、臣药、佐药的数目，无非都是比附人间社会的产物。然而当代学人却认定这就是《伤寒杂病论》诸方剂制定时所依据的法则。例如③：
麻黄汤的组织
君—麻黄（发汗解表）
臣—桂枝（助麻黄发汗解表）
佐—杏仁（助麻黄平喘）
使—甘草（协和诸药）
调胃承气汤的组织
大黄君—清热攻里
使—自入肠胃
芒硝臣—咸寒软坚润燥
甘草佐—缓和硝黄峻泻，有调胃，润燥作用。
换言之，一个方剂中不管有几种药，都会被分列到君、臣、佐、使四项之下；反之，这四项也必须有对应的药物，哪怕只有两种或三种药。
① 任应秋编着：《中医各家学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 年，第273 页。
② 南京中医学院编：《中医学概论》，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9 年，第276 页。
③ 南京中医学院编：《中医学概论》，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9 年，第2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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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较为注重客观事实的学者对于这种论说虽然大多采取皮里春秋——不加直接否定的态度，然而他们在论说方剂学理论的发展历史时，虽然可能会提到今本《黄帝内经》中的“君臣佐使”说，但基本上是认为要到宋代以后才有真正的方剂理论与实际应用。如郭天玲、朱华德主编的《现代中医药应用与研究大系·第三卷方剂》①是这样说的：有关方论及方剂学的研究始于何时，有何进展，现代医家亦有所论及。有的认为金代成无己首开方论先河，他所撰《伤寒明理药方论》对扭转宋以前注重医方的临床应用而轻视医方理论探讨的倾向有着重要的影响；有的认为明代张景岳把方剂按功效进行分类，把众多方剂统辖在多种治法之下，使治法成为方剂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从而使方剂摆脱了附属地位，形成独立的学科。故认为方剂学形成于明代，以张景岳的“医方八阵”为代表。徐宝圻等认为，北齐徐之才有十剂之说，以后也有按治法分类的，但真正立足于方剂本身的特点，按功效进行分类，形成外部框架，并有方义阐释等方剂的理论内核，则是清代汪昂的《医方集解》，该书基本具备了方剂学体系的完整结构，是方剂学成为专
门学科的奠基之作。
需要说明的是，即便是在有了“方论”或“方剂学”的时代，也不能认为所有新方剂的产生都是按照一定的理论制定的。而在此之前，必定是先有方，后有论。这也就是本文何以要说，吉益东洞对于《伤寒论》的药物研究，“为我们研究古代方剂如何产生，提供了一条思考路径”的原因所在。按照东洞归纳的结果，方剂中之所以使用某种药物，必定是因为有相应的症状存在。我们不妨以“甘草”为例，看看两种解释中，哪方更为合理。
首先，东洞通过归纳《伤寒论》中使用甘草的方剂，认定甘草的功能是“主治急迫，故治里急、急痛、挛急。而旁治厥冷、烦躁、冲逆之等”；然后以极具说服力的逻辑推论，从两方面批驳了甘草在方剂中的作用为“解毒”、“调和诸药”的后世之见，即：
1、所谓“毒”，就是药物的“能”。故曰：“若解其毒，何功之有？”
2、如果是为了“调和诸药”，那就应该所有的方剂中都用。然“长沙方中无甘草者居半”——即为何有的方剂中用，有的不用？除了这种逻辑性的辨说本身就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外，还可以借用现代药理研究的结果作为旁证。例如柯雪帆主编《现代中医药应用与研究大系·第四卷伤寒及金匮》中②，对芍药甘草汤有如下论说：
本方仅芍药、甘草二味相配，酸甘化阴，柔肝舒筋，和营通络，缓急止痛，原为伤寒误汗导致脚挛急、不能伸展之証而设。近代多用于诸种疼痛……。芍药所含的芍药甙有解痉作用，据分析是对平滑肌的直接作用。……又有镇静、镇痛与抗惊厥作用，它对中枢神经系统的不同部位，均显示一定的抑制作用。芍药的解痉作用也表现在血管平滑肌上，有扩张外周血管的作用……故血压也轻度下降，这与广泛的中枢抑制作用相合，用于有明显中枢兴奋症状的阴虚阳亢的高血压患者常有良效。（还有扩张冠状动脉、抑制血小板聚集、抗菌、抗炎、改善肝功的作用）
甘草的主要成分是甘草甜素、甘草次酸、各种黄酮及甘草糖苷等，具有肾上腺皮质样作用、罂粟硷样的镇痉作用、非对抗性β受体样作用和镇痛、抗溃疡、镇咳、解毒等作用。本方治疗骨骼肌疼痛的主要成分为芍药皂甙、甘草皂甙及芍药配质酮，其作用原理各不同。有研究指出，本方能抑制由于交感神经兴奋引起的回肠收缩，其中芍药为突触前抑制，甘草为突触后抑制作用。“近代多用于诸种疼痛”与《药征》认定甘草“主治急迫，故治里急、急痛、挛急”相吻合。尽管该书的作者首先是站在传统中医的立场上，以“酸甘化阴，柔肝舒筋，和营通络”来说
① 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1996 年，第8 页。
② 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1995 年，第155-1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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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何以芍药、甘草二味相配，则具有缓急止痛的功能，但这种解释毕竟是缺乏说服力的——如果果将其中的芍药换成酸味更强的乌梅，其主治必然要发生根本的变化。而有效成分及其药理作用的研究，不仅说明了甘草何以能够治疗“急迫”、“诸痛”；而且对于所谓“协同作用”，也说清了所以然——即两种药物的药理作用不同，分别作用于神经的“突触前”与“突触后”。有意思的是，无论是沿着吉益东洞的思路，还是根据有效成分及其药理作用的研究，必将殊途同归地认为与证明：以传统的性味理论解释某种药物的功能，是没有实质性意义的。其共同之处在于，两者都是站在实证的立场上。所以当代日本的医史研究者赋予以东洞为代表的古方派极高的评价，认为他们所采用的乃是实证的科学态度与研究方法。而两者的不同则在于，身处古代的吉益东洞所采用的是逻辑思辨、归纳的方法；而当代学者则有可能利用现代科技手段，阐明某种生药是通过其中的何种成分、如何实现其作用的。现代所说的中医方剂学，除有关剂型的论说外，主要就是讨论组方理论——即构成一个方剂之药物的配伍问题。所以除了“君臣佐使”说外，早期的药物学着作《神农本草经·叙录》中就药物配伍宜忌问题所提出的“七情和合”说①，也常常被作为重要的方剂学理论。所谓“七情和合”，是说药物除“单行”（单独使用）外，则存在着“相须、相使、相畏、相恶、相反、相杀”的关系。其中的“相须”、“相使”，都是说两种药物的协同、配合关系。历史上曾有一些以《药对》为名的着作②，就是专门讲述这种配合用药的。由于《伤寒杂病论》中某两种药物经常出现在一些方剂中，所以后人认为此即“对药”。如前引柯雪帆主编《现代中医药应用与研究大系·第四卷伤寒及金匮》③中，即以“仲景药对选要”为题，专门讨论了这一问题。我们仍以芍药和甘草为例，看看该书是如何说的。
1、配伍意义
芍药微酸微寒，甘草甘平，两药相配有酸甘化阴之功。酸甘化阴的作用是多方面的，一是化生津液、血液。二是平肝缓急，抑制肝气横逆、阳动太过，这是阴的功能；治疗急迫疼痛、肌肉痉挛，这也是阴的功能。因而酸甘化阴有平肝、柔肝、缓急、止痛的作用。三是和营止汗。营气与卫气相对而言属于阴，性能内守。恢复营阴的内守功能，可以达到止汗目的，也属酸甘化阴。四是柔肝健脾。芍药柔肝，阻止肝气犯脾，甘草能和中健脾，芍药甘草相配是调补脾阴的基本药物。凡此四者，皆可以酸甘化阴概括之。
2、仲景方例（略）
3、后世论述与应用
成无己《注解伤寒论》中注释芍药、甘草时就指出：“酸甘相合，用补阴血。”张元素在《医学启源》中说：“若恶寒腹痛，加肉桂一分，白芍药二分，炙甘草一分半，此仲景神品药也。”
《丹溪心法》记载：“凡痢疾腹痛，必以白芍药、甘草为君。”
《药品化义》中说：芍药“同炙甘草，为酸甘相合，调补脾阴神妙良法。”
《中药研究文献摘要》指出，芍药苷与甘草有效成分有协同作用，甘草能镇静，抑制神经末梢，而芍药能对疼痛中枢起镇静作用。两者合用，效果更好。在“配伍意义”中，“五味”说被发挥到了极致。然而正像在讨论“芍药甘草汤”时已经提到的那样，这个理论经得起推敲吗？酸甘化阴，如果不用甘草，改用其他甘味药，或是糖；
① 《神农本草经》的成书年代当在东汉，原书已佚。后世辑复本的“叙录”中有“本说”十条，其中可见有关配伍宜忌，即所谓“七情和合”的论说。一般认为，“叙录”及其中的“本说”都是《神农本草经》的原始文字，但“说”者，解释也。所以虽言“本说”，然其究属原始文字，还是较早的后人注释，值得注意。
② 例如《雷公药对》、北齐徐之才《药对》（佚）、清严洁《得配本草》、今人吕景山《施今墨对药临床经验集》等。
③ 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1995 年，第188-1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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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芍药，改用其他酸味药，或醋，能否起到如是治疗效果呢？如果必用芍药、甘草，则必定是其中有某种特定物质。当然古人不可能知道究竟是什麽物质，而近代科学则可以知道。其次，作者只能“仲景方例”，并无仲景论说。因而究竟是张仲景已将芍药与甘草作为“对
药”，抑或仅仅是后人的阐发？不知。从“后世论述”中不难看出，一是无理论性解释——只是承认与强调“有效”；而有理论性解说时，则只能是依据“五味说”，而其来源只能追溯到宋代成无己的《注解伤寒论》。触及实质的解释，同样还是有效成分及药理作用的现代研究。问题到此并没有结束，现代中医乐于用科学研究的结果来论证古人的正确，但这并不足以弄清古人是如何获得如此知识的。类似芍药与甘草——分别作用于神经末梢与中枢，协同配合而实现良好止痛功能的精妙配合，还有许许多多。在没有确切的资料说明这些知识产生时之真实过程的情况下，我们只能推测是源于经验的积累。另外，也不能要求现代的中医在实际治疗中依据现代科学来思考问题——因为如果这样就不是中医了。所以他们还得使用酸甘化阴、柔肝、缓急等理论与概念。因为性味、阴阳、脏腑、虚实等中医的概念已然构成了一个独立的完整体系。只有如此，他们才有可能灵活地运用这些药物与理论，去处理病人。
在以上的论说中，多次涉及到“甘草”这味极为普通的药物。为使读者能够通过这个十分典型的例子，完整地了解吉益东洞的作业方式，故将《药征》中有关甘草的解说文字抄录于下：
甘草：主治急迫也。故治里急、急痛、挛急。而旁治厥冷、烦躁、冲逆之等。诸般急迫之毒也。
考征
芍药甘草汤証曰：脚挛急。
甘草干姜汤証曰：厥、咽中干、烦躁。
甘草泻心汤証曰：心烦不得安。
生姜甘草汤証曰：咽燥而渴。
桂枝人参汤証曰：利下不止。
以上五方，甘草皆四两。芍药甘草附子汤証不具也（说在互考中）。
甘麦大枣汤証曰：藏躁，喜悲伤欲哭。
以上二方，甘草皆三两。
甘草汤証曰：咽痛者。
桔梗汤証不具也（说在互考中）。
桂枝甘草汤証曰：叉手自冒心。
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証曰：烦躁。
四逆汤証曰：四肢拘急、厥逆。
甘草粉蜜汤証曰：令人吐涎，心痛发作有时，毒药不止。
以上六方，甘草皆二两。
右八方甘草二两、三两，而亦四两之例。
苓桂甘枣汤証曰：脐下悸。
苓桂五味甘草汤証曰：气从小腹上冲胸咽。
小建中汤証曰：里急。
半夏泻心汤証曰：心下痞。
小柴胡汤証曰：心烦；又云：胸中烦。
小青龙汤証曰：咳逆倚息。
黄连汤証曰：腹中痛。
人参汤証曰：逆抢心。
旋覆花代赭石汤証曰：心下痞鞕，噫气不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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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头汤証曰：疼痛不可屈伸；又云：拘急不得转侧。
以上十方，甘草皆三两。
排脓汤証阙（说在桔梗部）。
调胃承气汤証曰：不吐不下，心烦。
桃核承气汤証曰：其人如狂；又云：少复（腹）急结。
桂枝加桂汤証曰：奔豚气从少腹上冲心。
桂枝去芍药加蜀漆龙骨牡蛎汤証曰：惊狂起卧不安。
以上五方，甘草皆二两。
右历观此诸方，无论急迫。其他曰痛、曰厥、曰烦、曰悸、曰咳、曰上逆、曰惊狂、曰悲伤、曰痞鞕、曰利下，皆甘草所主，而有所急迫者也。仲景用甘草也，其急迫剧者，则用甘草亦多；不剧者，则用甘草亦少。由是观之，甘草之治急迫明矣。古语曰：病者苦急，急食甘以缓之①。其斯甘草之谓乎？仲景用甘草之方甚多，然其所用者，不过前証。故不枚举焉。凡征多而证明者，不枚举其征，下皆傚之。
互考
甘草汤証曰：咽痛者可与甘草汤，不差者与桔梗汤。凡其急迫而痛者，甘草治之。其有脓者，桔梗治之。今以其急迫而痛，故与甘草汤；而其不差者，已有脓也，故与桔梗汤。据此推之，则甘草主治可得而见也。芍药甘草附子汤，其证不具也。为则②按：其章曰，发汗病不解，反恶寒。是恶寒者附
子主之。而芍药甘草则无主証也。故此章之义，以芍药甘草汤脚挛急者而随此恶寒，则
此证始备也。
为则按：调胃承气汤、桃核承气汤俱有甘草，而大小承气汤、厚朴三物汤皆无甘草也。调胃承气汤証曰：不吐不下心烦，又曰：郁郁微烦，此皆其毒急迫之所致也。桃核承气汤証曰：或如狂，或少腹急结，是虽有结实，然狂与急结，此皆为急迫，故用甘草也。
大小承气汤、厚朴三物汤、大黄黄连泻心汤，但解其结毒耳，故无甘草也。学者详诸。
辨误
陶弘景曰：此草最为众药之主。孙思邈曰：解百药之毒。甄权曰：诸药中甘草为君，治七十二种金石毒，解一千二百般草木毒，调和众药有功。呜呼！此说一出，而天下无复知甘草之本功，不亦悲哉？若从三子之说，则诸凡解毒，唯须此一味而足矣。今必不能然，则其说之非也，可以知已。夫欲知诸药本功，则就长沙方中，推历其有无多少，与其去加，引之于其证，则其本功可得而知也。而长沙方中无甘草者居半，不可谓众药之主也，亦可以见已。古语曰：攻病以毒药。药皆毒，毒即能。若解其毒，何功之有？不思之甚矣，学者察诸。夫陶弘景、孙思邈者，医家之俊杰，博洽之君子也，故后世尊奉之至矣。而谓甘草众药之主，谓解百药之毒，岂得无征乎？考之长沙方中，半夏泻心汤本甘草三两，而甘草泻心汤更加一两，是足前为四两，而误药后用之。陶弘景盖卒而见之，谓为解毒药也。呜呼！夫人之过也，各于其党。故观二子之过，斯知尊信仲景之治矣。向使陶、孙知仲景误药后，所以用甘草与不，比改其过。何也？陶、孙诚俊杰也。俊杰何为文其过乎？由是观之，陶、孙实不知甘草之本功也。亦后世之不幸哉。
东垣李氏曰：生用则补脾胃不足，而大泻心火；炙之则补三焦元气，而散表寒。是仲景所不言也。五藏浮说，战国以降。今欲为疾医乎，则不可言五藏也。五藏浮说，战国以降，不可从也。
① 此语出《素问·藏气法时论》，但原文为：“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东洞显然是借用此语来说明甘草
之“甘”味可以缓急，故将“肝苦急”改为“病者苦急”。而称其为“古语”，不提《黄帝内经》之名，似
乎也透露出对理论性医学经典持批判态度的东洞之流的心态。
② 为则：吉益东洞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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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考
甘草：华产上品。本邦所产者，不堪用也。余家唯剉用之也。
继《药征》之后，东洞的弟子村井杶又编撰了《药征续编》①。据吉益猷为该书所做之序介绍，村井“肥后人也，笃信吾先考东洞翁。治旧屙，起废疾，名振西海。”《药征续编》所考订的药物计有88 种，其研究方法与编写体例都是仿照业师。以开篇第一种药物“赤石脂”爲例，通过归纳《伤寒杂病论》中使用赤石脂的三个方剂的共性，而认爲其主治爲：“水毒下利，故兼治便脓血。”更加有意思的是其“互考”条下对“乌头赤石脂丸”的种种分析。要点如下：
互考：乌头赤石脂丸证不具，但云治心痛彻背，背痛彻心者。虽然，此方岂惟治心背彻痛乎？后世误载之《金匮要略》“心痛病”篇内，故世医皆以爲但治心痛之方也。杶按：此方本当在六经病内某证条下，而治心痛彻背、背痛彻心者矣。今详前后之条及病证方法，盖厥阴病蚘厥，心痛彻背、背痛彻心，下利恶寒者主之。当是同甘草粉蜜汤、大建中汤等在乌梅丸之前后矣。《外台秘要》第七“心背彻痛方”内曰：仲景《伤寒论》
心痛彻背、背痛彻心，乌头赤石脂丸主之。小注云：出第十五卷中。然则是本《伤寒论》
厥阴病篇内方，而必有前后之证存矣。何以言之？则蜀椒治蚘厥，干姜治下利腹痛，乌头、附子并治四肢厥逆，赤石脂惟治下利。由此观之，此方岂惟治心背彻痛乎？余尝疑乌梅能治蚘，故蚘厥心痛彻背、背痛彻心，则此方不可无乌梅矣。然则乌头是乌梅之误矣乎？凡仲景之方，无乌头附子并用者，则益知乌头是乌梅之误矣。
这段“互考”中所要说明的主要是这样一些问题：
1、此条文字原本应在有关“六经病”的论说中，后人将其编排在《金匮要略》“心痛病”下是不对的。
2、之所以不对，是因爲通过该方剂的药物构成分析，可知该方并非仅仅是治疗“心痛”；而是应该主治蛔虫病引发的“心痛彻背、背痛彻心”。
3、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既然是主治蛔虫证引发的心痛，就应有主治此病的乌梅；而且纵观张仲景的所有处方，没有同时使用乌头、附子的例证，所以更加认爲方中乌头当是乌梅之误。
需要说明的是：乌头、附子本是同一种植物块根的不同部位。尽管村井并没有从这一角度分析两种药物不必同用，但这一点也同样可以支援他的观点。
总之，《药征》可以说是吉益东洞着作中最具影响的一部。据说享名着之誉的浅田宗伯《古方药议》，即是从《药征》获得启发而做。无论是赞成东洞学术主张者，还是反对者，大多会充分肯定此书的价值，并同时指出其偏激的一面。例如篠岛宗恕《医圣堂杂话初编》谓：“初学者宜熟览吉益东洞子之《药征》。欲解仲景方意，非此书难以速明。东洞之心血，唯止于此《药征》。然阐说一己之识见多有偏颇。当取舍，不可一概信用。”并不赞成东洞医说的考证学派泰斗多纪桂山在《时还读我书》评价：“东洞之《药征》乃有识见、有用之书也。”其门人平野重诚（1790-1867）亦在其所着《一夕医话》中称赞东洞，注目于归纳众方以知药物效能概略，是“最大的发明”，同时也有许多批评之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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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6 17:4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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