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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这篇文章的时侯,几乎是无从下笔的。首先,方证与经方,是一门统领医坛数千年、至今仍深奥难测的庞大学说,多少人为此而皓首穷经,著书立说,因而,若再谈论这些话题,稍有不当,难免成为笑柄。其次,方证与经方的关系,并非对等,而是一种从属,方证只是经方运用过程中的一种辨证方式,是一种思维、一种方法,但并不是唯一的方式,与其相对而立的尚有另外一种辨证即六经(含八纲)辨证。但是,方证辨证从仲景创立经方开始,便若隐若现于经典原文,只因缺少挖掘,千百年来几欲断流。而六经辨证,自唐宋以来,不同医家从各个角度进行阐述,不断升华,几乎成为经方运用最主流的辨证方法,各种专著多达千种,蔚为大观。而方证辨证自民国陆渊雷等人提出一段时间后,又消声灭迹,直至现当代有识之士的不懈努力挖掘,才又重现于世,并迅速传播,势头迅猛,著述频出,从之者众,俨然与六经辨证相提并论,就像真理没有被证明成为真理一样,有提倡者就有反对者,这在科学界是一种正常现象,不足为奇。那么,争论的话题从来不绝于耳,不是几篇文章就能盖棺定论的,经方的辨证方法从仲景之后,再没有也不可能有一统天下的旷世奇才,除非仲景再世。但是,真正的情况是,医者在面临具体病证时,大多是侧重某一种辨证方法,而非绝对采取某一种辨证方法,也就是说,学与用并不绝对,就好像长江与黄河共同发源于青藏高原,只是因为自然的造化而各流南北,但其水质是一样的,谁敢说它们不能相互融汇贯通?因此,作为一个经方学习者,如何在学习与运用的过程中兼收并蓄,有所侧重,并能在诊治中取得良好效果,才是关键,不应卷入各种没完没了的争论,于实际无补。有鉴于以上所述,权作是自己目前对经方一些问题的看法,只能说自己目前对方证辨证更偏重与投入精力更多一些,至于道正于不正,临床见分晓,别人对此如何评论,也不显得那么重要了。啰嗦了许多,言归正传,谈一谈方证与经方。经方,是特指《伤寒论》所载之方,即(应该)仲景之方,其具有宽泛性与具体性,所谓宽泛,即仲景之方并非为疗伤寒而单设,各种杂病只要方证对应,立竿见影,验案林立,可资借鉴。所谓具体,是指经方的命名专指仲景方,有骨有肉,法度森严,至于后世有些名方如温胆汤、逍遥散等虽有经方风骨,但毕竟不是仲景之方,严格意义上不能称之为经方,就好比唐诗,专指唐代诗人所创古诗,而宋明诗人如苏东坡、李商隐等著名诗人所作之诗,其意境在许多唐人之上,但因朝代不同,不能称为唐诗,与经方同理。方证,方是经方,此无疑义,而证,各有说法,目前尚有争论,证与方互相结合,立即明确化,方证之证,应包括医者在诊治病人的过程中对病人的体形体貌、语言、表情、肤色、心理等具体的收集与病者所述说的病痛、自我感觉、心理行为、爱好与喜恶等涉病个体因素,医者在诊治过程中这些自觉与他觉症状瞬间融合,反映于医者,从而选出对证之方,整个过程快捷,明确,不拖泥带水,这就是方证辨证的核心,医者应细心体会。说了这么多,也不应该再喋喋不休了,兹引娄绍昆先生与张丰先生对方证的谈话作结尾:“方证是一种方证状态,它的范畴包括以临床自觉症状、客观体证为基础,还包括病人的体质、西医疾病谱等因素。它是一个饱满的、有着无穷意味的内在空间。它是一棵有分枝、充满逻辑关系的树木,不是马铃薯式的块茎。方证辩证的路子是很有希望的路,因为它有规律可循。即使病情复杂多变,医者仍游刃有余。尽管临床现象世界同方证辨证之间并没有逻辑的桥梁,但是方证辨证还是进入经方临床的一个入口。我认为如果要学好仲景学术,大概最方便的方法便是理解他赋于方证这一概念的含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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