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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三：故露马脚，示人以故——从《伤寒论》《金匮要略》方剂命名规则谈起
文/ graydragon
分析《伤寒论》《金匮要略》书中的方剂命名，不难得出如下规律：
1、根据药物命名：根据药物命名的思维沿袭自上古时代的药证思维，它是证与药物治疗的直接对应关系。以此规则命名的方剂240首，占全部方剂的87.27 %，其中，有以方剂中主要药物命名，如麻黄汤、桂枝汤、小柴胡汤；有原方基础上根据药物加减命名，如麻黄加术汤、桂枝加葛根汤、柴胡加芒硝汤、小青龙加石膏汤、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有根据特征性药物命名，如十枣汤、乌梅丸、三物白散、五苓散。毫无疑问，这是《伤寒论》《金匮要略》书中的主流命名规则，该规则不但独立进行，还融入到下面三种命名规则当中，如大黄黄连泻心汤、附子泻心汤、半夏泻心汤、生姜泻心汤、甘草泻心汤、小青龙加石膏汤等。
2、根据解剖学、病机、药能命名：解剖学、病机、药能这三者在临证思维上是三位一体，相当于“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逻辑命题。以此规则命名的方剂占全部方剂的8 %，具体方剂如承气汤类方，陷胸汤类方，建中汤类方、理中汤类方等。
3、根据症状命名：以此规则命名的方剂占全部方剂的1.45%，如四逆汤、四逆散、 奔豚汤。
4、根据五行学说命名：以此规则命名的方剂占全部方剂的2.18%，很明显，持此种命名特点的方剂数量虽不多，但尤为醒目，如泻心汤、小青龙汤、大青龙汤、白虎汤、真武汤。先来看泻心汤这个方剂，泻心者，泻心火也。心火的概念，源自《黄帝内经》脏腑学说。脏腑学说是以古代哲学思想五行学说为理论框架所建立，心、肝、脾、肺、肾是五行一体。可以想象，既然有泻心汤，必然有泻肝汤、泻肺汤、泻脾汤、泻肾汤，有泻则有补，所以，产生补心汤、补肝汤、补肺汤、补脾汤、补肾汤对古人也不是难事。以五行学说为规则，可以命名建立这样十首方剂，但为什么在《伤寒论》《金匮要略》中只出现了诸多泻心类方，而不见其他五行方名的痕迹？对于青龙汤、白虎汤、真武汤，虽然不是来自脏腑学说，却也是以五行学说为基础，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是上古时代的图腾崇拜，对应东、西、南、北四个方位，真武汤本为玄武汤，因避宋讳而在后世改名真武汤。在《伤寒论》《金匮要略》中发现了青龙汤、白虎汤、真武汤，但是没有找到方名为朱雀汤的方剂，这种残缺，难道是张仲景在“博采众方”挑选经验方时的遗漏？或者是其他的方剂在张仲景所处时代已经失传？
在敦煌遗书《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重现于世后，国内专家揭开了谜底：泻心汤、青龙汤、白虎汤、真武汤这些方名是来源自《汤液经法》，与其同时出现的是一整套以大小、补泻、四神、二旦为名称命名的方剂，它们当中相当一部分经张仲景临床验证确凿有效后，被编辑改名收录于《伤寒杂病论》书中，具体改名情况前面已经在马继兴先生考证成果中谈到，这里就略过。
笔者感到疑惑的是：张仲景为什么要对这些方剂进行改名，同时他的改名举措为什么又并不彻底？
学习《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一段时间后，会因书中大泻肝汤、大补肝汤、大泻心汤、大补心汤等等这些文字相似的方剂名产生记忆上的困扰，而且在心和心包经中各有大小补泻心汤4首，出现了方名重复现象而造成意识混淆，这应该是张仲景对方剂名进行改革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张仲景曾经在脏腑学说体系中学习过一段时期，长期应用这些方剂形成习惯，而且像泻心汤、肾气丸这些方剂已在当时广为流传，人们对其名称形成习惯，所以根据情况保留了一部分，同时也说明他对脏腑学说的部分内容还是持肯定态度，如心火、肾气的称谓。第三个原因是在对伤寒病的治疗实践中亲身认识到脏腑学说的无能，到他著作《伤寒杂病论》时已经完全跳出当时医学的五行脏腑观，而秉承神农精义，直以药物命名方剂，以方证指导经验方运用。
但为什么张仲景不进行彻底的改革，既然小阳旦汤可以用药物命名规律改名叫桂枝汤，则他完全可以沿袭此规律，易大黄黄连泻心汤名为大黄黄连汤，易泻心汤为大黄黄芩黄连汤，易小青龙汤为麻黄加五味甘草细辛汤，易大青龙汤为麻黄加石膏汤，易白虎汤为石膏汤，易真武汤名为茯苓芍药加附子汤。按照药物规律来命名，对张仲景来说，显然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他为什么没有这样做？笔者推测，张仲景曾经这样做过，曾进行过如此彻底的改革，但后来或许是因为意识到，改革过于彻底会让后人不知自己的学术渊源，难于了解他所处时代的经验方情况，所以，他埋下了“泻心汤”这一伏笔，故露马脚，乃为示人以故，言其不可言之事。对身处东汉时代的张仲景来说，从脏腑学说回归到上古经验方体系，再从经验方体系上升到六经辨证体系，这一升华过程在心中曾形成怎样一种医学激荡！我想，今人不妨想象。作为身处历史中的人物，即便如史学家司马迁，亦有不可言之事，何况平常人等。而对于青龙汤、白虎汤、玄武汤这些方名，张仲景是从艺术性的角度考虑加以保留。至于朱雀汤为什么易名为黄连阿胶汤，这涉及到厥阴病，不在这里阐述。
所以，沿袭泻心汤、青龙汤这些线索，结合《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理论架构，完全可以推断出张仲景写作《伤寒杂病论》之时，脏腑学说体系已经从理论到治疗形成一套完整的方案，也能推测出从西汉汉武帝到东汉张仲景之前的这段时间，是脏腑学说高速发展，脏腑学说治疗体系形成的黄金时期。从历史来看，西汉之前上溯到春秋时代，中国一直处于战乱之中，诸侯割据争霸，虽然有所谓的“战国争鸣”，但那只是哲学、社会学、军事学思想的飞速发展时期，而非医学。从1979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五十二病方》的实际情况来看，春秋战国这段时期主要还是继承上古遗留下来的经验方。真正的医学争鸣，当在西汉刘邦建国采取休养生息发展生产的措施之后，才给医学等各学科发展提供一种客观的稳定发展空间。所以，医学的争鸣，当后于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争鸣，这是由客观因素所决定。两汉这段时间，虽然也时有战争蜂起，但毕竟社会能处于相对稳定的局面，所以无论是脏腑学说，还是经验方，都在这段时空中抓紧机遇发展自己。
我们不妨来看看两汉时期的一些历史资料。
1、社会政治情况。西汉刘邦建国以后，一方面平叛，一方面吸收秦亡的教训，推行休养生息发展生产的政策，到吕后专权时，因萧何、曹参等连续担任丞相，国内社会安定，经济逐步恢复，农业发展产量增加。文帝和其后的景帝在位的41年间，轻徭薄赋，奖励生产，经济进一步发展，国力增强，史称“文景之治”。到汉武帝初，汉朝的统治已相当稳固，经济发展，物资储备充足。汉武帝对匈奴发动反击，把疆域扩展到西域。汉武帝连年战争，大规模工程等挥霍浪费，阻碍了社会发展，到晚年对政策有所调整，采取了一些促进农业生产的措施，使尖锐的社会矛盾有所缓和。昭帝即位，大臣霍光等辅政，13年内对外不轻易发动军事行动，对内多次减免赋税，节约开支，取消武帝时的一些弊政和苛法，使社会趋于稳定。昭帝死后，宣帝即位，宣帝征召贤能，安置流民，减免田赋，与匈奴和平相处，“汉世良史，以是为盛”，实现了西汉的中兴，成为与“文景之治”相似的又一个恢复和发展阶段。元帝即位，重用名儒学者，但缺乏有效治国政策，政治日益腐败。西汉末年，全国耕地面积800多万顷，户籍册上登记的人口有5950多万。我们看到从刘邦公元前202年称帝西汉建国到公元8年王莽新政共210年的时间里，虽然社会时有动荡，但出现了2次中兴局面，在成帝（公元前32年）前170年间，社会处于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
光武帝公元25年建立东汉后，实行“务用安静”的政策，“以柔道行之”，减轻赋税徭役，提倡节约，放宽刑法，释放奴婢，并省郡县，任用良吏，打击豪强，使社会趋于安定，经济得到恢复。明帝、章帝、和帝时期，基本继承了光武帝的政策，政治尚称清明，社会秩序比较稳定，在此期间，西域都护重建。公元57年，政府户籍上登记的人口有2100万，到105年，达到5300多万。东汉和帝时，垦田数达到7亿3千多万亩。和帝以后接连出现少主即位，母后临朝，外戚秉政的局面，政治日益腐败，国势衰落。但此时，知识分子队伍已经成长起来，东汉后期，官僚大夫中出现“清议”之风，聚集着来自全国各地人士的太学成为清议的中心，最终演变为恒帝、灵帝时发生的“党锢”事件。东汉的195年时间里，从光武帝到和帝的80年时间，政治稳定，社会发展，此后虽然政治日益腐败，但没有影响到国家对知识分子的培养。
所以，综合西汉和东汉的数据，在长达405年的两汉时期，最少有250年的时间社会长期稳定。
2、文化情况。汉武帝吸纳儒生董仲叔天人三策，尊儒家，兴太学，在全国范围内选拔培养人才，培养出儒家知识分子队伍，在中国文化史上开辟了两千多年来儒家学说独盛的局面。汉武帝时候，设立了搜集各地民歌的机构，叫“乐府”。乐府把所搜集的民歌进行加工配乐，称为“乐府诗”。乐府诗语言清新活泼，感情真挚。其代表作有《孔雀东南飞》《十五从军征》等。《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所写，是我国古代第一部通史，有130篇，50多万字。《汉书》是东汉史学家班固所写，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
3、思想情况。《论衡》是东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所著。王充在书中认为，天地万物都是由“元气”这种物质组成的，“天”不可能向人间表示什么意志。他说：精神依存于形体，人死了，形体腐朽，变成灰土，精神也随着消亡，不会变成鬼。鬼神是不存在的。
4、农业水利、手工业情况。秦汉时期，历法日趋完善。当时已广泛应用二十四节气，并根据节令变化安排农业生产。汉武帝时制定的“太初历”，是我国保存下来的第一部完整历法，正式确定正月为岁首，更有利于农业的安排，是我国历法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进步。西汉时期，农业比前代更加发达。铁农具比战国时有了很大的改进，并推广到边远地区。发明了播种用的耧车，一天能播种一顷地。西汉的耕犁，已安装了便于翻土碎土的犁壁。牛耕除了普遍使用二牛三人的耦犁以外，还出现了二牛一人的犁耕法，提高了生产效率。汉武帝时，兴修了许多水利工程，如六辅渠、白渠等，还治理了黄河。汉明帝时，王景主持修治黄河，使黄河下游两岸被淹的几十个县的土地成为良田。公元前119年，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通过境内外的交流，西域的红花、大蒜、胡麻，越南的薏苡仁等相继传入中国，边远地区的麝香、羚羊角、琥珀、龙眼等药源源不断地进入内地。西汉冶铁规模很大，已经开始用煤作燃料。东汉时期，南阳太守杜诗总结了劳动人民的生产经验，发明了“水排”，利用水力推拉风箱，鼓风冶铁，提高了炼炉温度和炼铁质量，这是冶铁技术史上的一项重大改革。纺织业已使用提花机，丝织品十分精致，有的薄如蝉翼。汉代的纺织技术，处于世界前列。1979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精美帛画，画的是墓中女主人生前的贵族生活和死后进天堂的情景。帛画描绘精细，色彩绚丽，是我国古代艺术珍品。
5、科技情况。《周髀算经》成书于公元前1世纪（西汉时期），我们今天众人皆晓的“勾三股四弦五”即被记载于该书中，比西方早500年。《九章算术》成书于东汉时期，书中涉及到现在初等数学中的算术、代数和几何的部分内容，对后世影响很大。书中的许多成就，在当时世界上处领先地位。在纸发明以前，春秋战国时期人们通常把文字写在竹片和木片上，叫竹简或木简。汉朝以前，人们还用帛写字，如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即抄写于帛上。西汉时开始用麻纤维造纸。到了东汉，宦官蔡伦总结前人经验，改进了造纸术，采用树皮、麻头、破布、旧渔网做原料，组织手工业工人制成了植物纤维纸。东汉科学家张衡，精通天文、历法和数学，他创造了重要的天文仪器——浑天仪。132年，他又发明了一种测定地震方位的地动仪。这是世界上最早测定地震方位的仪器。此外，还有四大发明之一的指南针的发明。
从上面列举的这些内容，我们不难看到，两汉时期生产力得到大力发展，科技、思想、文化、艺术等各方面都得到空前发展，像造纸术、浑天仪、地动仪以及数学、农耕等科技成果，在当时来说都属于世界级别的科学成果。但是。我们也并不能由此认定，这是政府重视科技兴国的结果，它们的发展一方面是与社会发展农业生产等环节息息相关，另一方面仍然是阴阳五行思想指导下的产物，如浑天仪为观天象，天象配五形，地动仪为测地动，方位配五行，地动仪的发明决非地震预警以最大程度减少损失。换一句话说，这些科技成果只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两汉社会时期阴阳五行思想是如何深入到时代的各个环节当中。但如果没有政局相对稳固，而是如同战国时期的诸侯争霸硝烟四起的动乱局面，这些科技成果能实现吗？而这无疑也是医学得以发展的良性空间。
西汉汉武帝推行儒学、读书教育制度，促进了政治、文化的发展，也客观促进了脏腑学说的发展。五行学说从来都是和政治和儒家思想联系在一起。在古代社会，五行思想迎合了王权的心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对处于中央的王土来说，五行结构具有平衡、稳定性，这种政治心理也是五行学说在中国这个中原内陆国家几千年被奉行而长久不衰的原因之一。《素问·灵兰秘典论篇》“君主之官”“相傅之官”等这些政治术语出现在医学中，以官吏制度来譬喻人体脏腑，揭示脏腑学说思想的思维行为的出现决非偶然。脏腑学说的成熟阶段出现在汉武帝之后，与他大力革新，发展儒家文化，兴太学，培养知识分子队伍是分不开的，他的文化举措虽为巩固国家统治利益而发，但在客观上促进了脏腑学说的发展，突破从前“中庶子喜方者”模式，使儒家知识分子介入到医学中来，而他们用五行学说思考人体、思考医学，是顺其自然的探索思维方式，看今天的《黄帝内经》，暂且不谈其医学思想而仅论其文采，也堪称一流，若非儒家所作，难道是村野医生之单薄力量所能为？所以，脏腑学说是官方医学。随着脏腑学说逐渐成熟，对大量经验方的理论性改编，才正式构建了以脏腑学说为理论根基，以古代经验方为治疗基础的新医学体系，并由此规范出一批方剂新的五行体系命名名称，如泻心汤等。而在民间，继承自春秋战国的上古时代经验方的应用，神农本草派的传人们，“各承家技”，在临床实践过程中依循经方自身的发展轨迹默默无闻地延续着。于是，经历了近三百年的发展，形成了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中所载“医经七家，二百一十六卷”，“经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的医学繁荣局面。
最终，东汉时期的伤寒流行，使《伤寒杂病论》这本经方著作横空出世。而对张仲景而言，他能写作《伤寒杂病论》有着历史的幸运。从西汉汉武帝到东汉末年张仲景生活时期，不过300年历史，对张仲景来说，不到300年历史的脏腑学说体系与上古5000年以上的经验方历史作比较，孰重孰轻？答案不言自明。所以，张仲景生活在东汉末年，他所具有的历史优势使他能很自然地把眼光从脏腑新说中抽出，而投入到更古老而深远的医学源头——上古经验方中去，在上古经验方中发掘上古人类治疗伤寒病的经验。这无疑是他的幸运！但对于今天的人们，事情就没有这么简单了。从张仲景所处的东汉时期到今天已经二千多年，春秋战国已经在今人的时间概念中意味着传统与古老，更古老的历史所谓上溯到新石器时代是不可想象，也因历史原因而失于考证，于是其意义就显得无足轻重几乎被忽略。而今天的学生走入中医高校的大门，首先学到的要考试的就是阴阳五行脏腑学说思想，他们的中医视线也由此套上了不可逾越的枷锁。但回到历史中垂问，阴阳五行脏腑学说思想真的是中医中药治病的根吗？对张仲景而言，它不过是才产生不到300年的新学！从这一角度来说，中医的问题，其实质是一个历史问题。今天的中医所遇到的巨大困惑，为什么中医的理论与临床会如此脱节？为什么中医高校无法为中医院培养出中医型临床预备人才？为什么全国的中医院纷纷改弦易辙以西医求发展？为什么中国的传统医学会在它产生近7000多年后走入一种绝境？为什么以天然药物治疗人体疾病的医疗模式无法为现代医学所接受？这些都需要从历史中去寻求答案，从对中医历史的回溯爬梳中去找到答案。所谓“事实胜于雄辩”，“正本”才能“清源”。
笔者不禁想到：张仲景在一个各承家技医生思想保守封闭、脏腑学说思想居于医学主导地位的东汉时代，为什么要写作《伤寒杂病论》，为什么要创作这样一部与脏腑学说思想迥异的经方医学著作，个中含义不难理解！而在张仲景之后，中国医学的历史走向也证实了张仲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位医学家的高瞻远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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窥视卡
发表于 2007-10-12 15:0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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