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医务生涯

城里娃脑

《我的医务生涯》目录
                             陈存仁（著）


名师指导  金玉良言
开业初期  病家寥寥
业务发展  贫病做起
同行嫉妒  你争我夺
两个故事  可为殷鉴
病人阶层  逐渐提高
自建大厦  化敌为友
豪富之家  借钱赠地
乐于助人  死于气恼
戴笠化名  请我出诊
著名杀手  竟然见鬼
帮助三友  制造成药
越剧名伶  半生多病
医界讼案  皆因不慎
美人迟暮  任性胡为
公子哥儿  怪人怪癖
特写相簿  发眉毕现
既具怪癖  又患怪病
银行行长  被灌吃粪
以食为赌  几乎送命



　　陈存仁1908—1990）

　　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名医。原名陈承沅，出生于上海老城厢一衰落绸缎商人家。在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毕业后，师从丁甘仁、丁仲英父子。1929年自设诊所，独立行医。

　　1928年  创办国内第一份医药卫生常识方面的报刊《康健报》。

　　1929年3月17日  被中医界推选为五个代表之一，赴南京国民党政府抗议“废止中医案”。

　　1935年  主编三百余万字的《中国药学大辞典》，后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

　　1937年  东渡日本，收集汉医书籍四百多种，整理出版《皇汉医学丛书》。

　　1949年赴港行医。

　　1957年  被推选为香港的高级慈善机构华东三院总理。

　　1964年　获韩国庆熙大学名誉博士衔。同年，编撰出版《中国医学史》。

　　1970年　被选为香港苏浙同乡会副会长。

　　1979年　应日本“讲谈社”之邀，编撰《中国药学大典》（共四大册，1982年正式出版）。

　　1980年初  获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名誉博士衔。

　　1990年9月9日  病逝于美国洛杉矶寓所。


        
        
《我的医务生涯》内容简介



        
　　陈存仁先生不仅是旧上海一位很有声望的中医，还是一位笔耕不辍、著作颇丰的作家。下面这段自述，便是他对这本《我的医务生涯》的最好诠释：

　　我三次环游世界，游览之外，无非是搜集海外中医药书的佚本和考古资料。有一次，我在纽约报摊上看到一本杂志，英文名字很长，意译是《我的职业真实生涯》，内容极为丰富，有些是太空人某某执笔的《我的太空训练和操作实况》，有些是会计师写的《我开业后缴税和逃税的实况》，有一篇是《我的皮匠生涯》，有一篇是医生写的《医务所开业后所见的形形色色》。这本杂志，非专家的文字不录，所以厚厚的一册，记录的全是各行各业的实情实况。可惜我的英文程度不够，而且这本杂志价格不菲，我没有买。但是我认为这种书的销路一定很广，因为小说家所描写的，不是他本身的职业，不过是肤浅的观察，现在我们看电视或电影，涉及专门性的职业，都似乎缺少真实性，因此我想写一篇《我的医务生涯》，来讲述我从医中的所见所闻。

　　◎ 推荐

　　早年抗议国民政府“废止中医案”五位赴南京请愿代表之一

　　陆小曼、杜月笙、张学良、袁雪芬、戴笠等都曾求治于他

　　香港《星岛晚报》为其开设专栏十七年

　　他的诊所在港开业时，费穆、白沉、王人美、鲍方、王丹凤等众多电影界名人前去道贺……


        
        
《我的医务生涯》目录



        
　　楔子

　　第一章  求学为医两不误

　　第二章  英雄见惯亦常人

　　第三章  英雄美人变化多

　　第四章  奇人奇事与奇病

　　第五章  美人黄土话林黛

　　第六章  半夜失眠最痛苦

　　第七章  苦心孤诣编药典

　　附录  叶天士事迹考

城里娃脑

名师指导  金玉良言



        
　　我从民立中学毕业之后，入南洋医科大学攻读西医。这是个德日派西医组织，实际上留德的教师只有一位，留日的教师倒有六七个，最看不上眼的是一个日本人藤下教师，因为那时正在“五四”风潮之后，大家对日本人恨之入骨，购买日本货已算是不爱国，更何况这个日本人还在学校中担任主任，颐指气使。我早想离开这间学校。在校两年，我患了伤寒病，他们只叫我常饮开水，静卧床上四星期，打一些葡萄糖钙针剂，痛得要命，热度却越来越高。供给我学费的伯父，主张一定要看中医。于是，我便就诊于名医丁甘仁先生，服了三帖药后，热度就退，因此我学西医的信心就动摇了。

　　病愈之后，我听了伯父的劝告，改进丁公甘仁办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这是全国创办中医学校的第一家。毕业四年后，就随从丁公开方，这等于是实习。因为我听得懂他的常州话，所以落笔很快，同学们戏称我为“飞快手”。丁公对我亦青睐有加。他原有烟霞之好，那时我因兼从常州举人姚师公鹤习国文，姚师与丁公有同好，我就学到一套装鸦片烟的技术，而且会装“雌斗”。丁公每晨起身之前，我往往先替他装好三支烟枪的烟泡，又黄、又长、又松（按：有此癖者，对装得好的烟泡有三字好评即黄、长、松），唯有这种烟泡，吸的时候才可以一气呵成，大过其瘾。丁公知道是我装的烟，从此对我更加亲切，在烟榻上教导我几句话，说是“道无术不行，术无道不久。所谓道，即指医道而言；所谓术，是指医术而言，术不能走歧途”。我听了他这两句话，认为真是做医生的金玉良言。可惜丁公不久仙逝，我又拜在其哲嗣仲英先生门下，从游甚久，才敢开业。

　　谢公利恒当时是中医学校的校长，亲授课本，毕业后我邀集同学与谢师每月宴聚，谈笑甚欢。可惜在我离沪不久后，谢公即因郁郁寡欢而逝世了。

　　丁仲英老师，教我最多，不但医术，即心理卫生也是丁师教导的。四月三日适为其九十生辰，敬以此文，为丁师寿。


        
        
开业初期  病家寥寥



        
　　我从丁仲英老师开方约两年，学到不少诊治的经验。丁老师在他家天井里有一间小室，专门作为施诊给药之用，由我处理其事，从早晨七时坐诊到九时。这两个小时之间，来的都是贫苦病人。我初时担当这个任务，病者几乎个个都不先讲病况，一定要等我诊脉之后，说出他的病情，才肯开口。揣测他们的心意，好像因为我年轻，要考考我的本领。可是诊脉之道，是四诊（望、闻、问、切）的末一诊。老实说，那时我初始诊脉，对脉理还没有把握，对他们的病情，有的说得就不对。我就觉得虽说学以致用，等到用时就发觉自己的本领还是不够。丁老师就教我一个秘诀，说：“病者坐定之后，你该先问他一声，起病有多久？凡是日子不多的，多数是外感症；日子久的，一定是内伤和虚弱症。”这真是一个由经验得来的秘诀。病人即使想考验我，他也不能不回答这第一句问话。从此，我于诊脉之后，就有了头绪，凡是起病只有两三天的，我就说：“你有头痛、咳嗽、流涕及泄泻。”一路说下去，他们总是点头称是。

　　旧时上海，大人患的多是伤寒病，小孩子多数是吃坏的病和出痧子（即麻疹）及喉痛，女性无非是头晕、白带、月经不调等，只要鉴貌辨色，已经能够知道。十个人之中，七八个人给我说对了。

　　我在丁家学到医伤寒症的一套处方用药的程序，到这时便有了“学以致用”的机会。

　　当时来看病的贫苦患者，也不知道我姓甚名谁，只是叫我“小郎中”，每天由十号八号增加到二十多号，我自己兼写药方，居然能应付裕如。其中有不少是人家的车夫、门房以及商店的小伙计，我治好了他们的病，传到他们的东家耳中，那些东家竟然也常常指定要“小郎中”来看。这时我用自己印的“丁仲英门生陈存仁”方笺，病人临走总是给我一个“红封袋”，里面放着小洋二角或四角，也有放入一元的。每天这种付钱的病人，也有三号五号，后来增加到八九号。丁老师大度得很，毫不介意，还认为孺子可教；但是挂号先生和老师的家人则认为我是“饭店门前摆粥摊”，期期以为不可。

　　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就在南京路望平街（今山东路——编注，以下地名括注均为编注）转角柏林花纸行楼上设诊所，自己开业，同时又办了一份《康健报》。

　　望平街是上海报馆的集中地，也是报贩发报的聚集地。当时我的诊所，月租是五十银元，不但占了花纸行楼上整个一层，而且还连着“心心”照相馆的二楼，所以地方很大，除了挂号处，其余就是我的诊症室。我的座位之后，就是一行很大的书橱，诊病的桌子亦很考究，在对面就是一排候诊者坐的沙发。可是开诊伊始，第一天只来了一个病人。连续一个月，每天从未超过五人。因此，我感觉到我的诊症室太大，来看病的人，总是见不到其他病人。病人越多，业务越忙；病人接不上，便觉得冷清清的。病人少，是做医生最犯忌的事。


        
        
业务发展  贫病做起



        
　　一天，有一个穿灰布棉衣裤的人进来，见到另有一个病人，他就站在旁边看我写药方，我用药都是三钱、五钱、钱半、八分。等那个病人一走，他坐了下来，似讽非讽地唱着“三两、二两、两半、八钱”，接着就说：“陈先生，你用药何以如此的轻？”我说：“我的老师丁甘仁和丁仲英先生，都是这样用药。譬如要通大便，只要熟大黄钱半必通，用二两三两就泻过了头，所以用药太重，等于浪费，而且病人会腹痛抵受不住。”那人听了我的话，态度为之一变，又带着笑容问我：“照《伤寒论》上的用药，都是讲二两三两的。”我说：“我的国学老师章太炎先生曾经考证过，医圣张仲景是汉朝人，汉时的一两即今时的槽秤二钱，所以我的用药是根据标准的。”他肃然起敬，说：“啊！料不到你的老师都是大名人。老实告诉你，我是三友实业社的总经理陈万运。你的诊所和我公司门市部很近，而且我知道你医好过我公司一个职员的伤寒症。现在我想请你当我公司的常年医生。在门市部的职员及外埠邮购部人员有二百多人，在高郎桥厂中，有工人三千。我每月送你三百银元，只是高郎桥远得很，你每天要到那边一次。”我说：“承蒙你看得起，很是感激。”他就和我拉拉手说：“好，一言为定。”我送他走了之后，心中大悦，一因门诊部天天可以多十个八个人来；二因到他们厂中，我也可以发挥医治各种发热病和伤寒病的能力。又有一家是南京路上的冠生园，老板冼冠生，本来是相熟的，他听说三友实业社请我当常年医生，也到我诊所来，请我做常年医生，不过月薪只得二十元。从此我的诊所就渐渐热闹起来了。

　　就在这时，我另外印了一种“施诊卡”，发给望平街上每一个报贩头子。因为我的《康健报》销量多，他们对我很有信心。他们拿到施诊卡，不但给自己家人用，还借给他们各人属下的派报人，因此一张施诊卡，用不到一个月，已经又皱又烂。有一个报贩头子向我建议：“你不如印两千张施诊卡，分给各头子派给所有派报人，免得借来借去的麻烦。”我就照办。谁知道这样一来，影响之大，出乎意外。

　　因为从前到人家去派报的人，和订户都有感情。有些主人清晨等候报纸，见到报纸来得迟，就会问是否出了什么特别事故。派报人就告诉他：“南京出了什么什么秘密消息，报馆当局再三考虑，究竟发不发表，因此就耽搁了印刷时间。”这些订户最喜欢听报纸以外的秘闻。有时报纸中间忽然有一块空白，上海人名为“开天窗”。这是因为某种秘闻，已经排好上版，临时抽去，来不及发稿补充，只得留出空白。逢到这种情形，订户必然追问派报人到底为了什么事，派报人总是说得头头是道，因此双方感情相当好。有时派报人生了病，请行中人代派，主人又会问，某人为何不派？代派的人就说，某人因为生病。有时生了病十几天或一个月才会恢复再派，订户就会问：“你生的什么病？”派报人就据实以告，并且说：“幸亏我有一张陈存仁医生的施诊卡，省了钱还挽回我一条命。”那个主人就把我的名字深印脑海。由此，产生出来不少新病家，这是我事先料不到的。

　　我想到初做医生，该由下层阶级病人开始，诊金虽有定例，但是对这类人要不计诊金，并且要仔细诊断，竭力把他们的病医好。因为上海人用的是黄浦江和苏州河的水，很容易染上伤寒病，此症一发生，往往搅到七死八活，你能挽救过来，病人不但感恩不尽，而且广为宣传：当车夫的会拉他的主人来看病，当佣仆的会带他的女主人和小姐们来看病。从前上海的有钱人家，生了一个孩子，就要雇用一个奶婶婶（即奶妈）护理，孩子生了病她们会坚决主张一定要找我，这种人的力量很大。还有一种专门为女主人梳头的，所谓“走梳头”，因为从前没有女子理发铺，所以就产生了这种走梳头。她们依着太太小姐的起身时间，一家一家前去梳头，这种人一边梳头，一边和主人谈天说地，谈到看病，要是提到我的话，以后他们就成为我的病家。

　　认清了这一点之后，我对这类人总是不计较诊金，后果甚佳，好多高贵人家的老爷太太或是小孩都来就诊。这个时候，我规定初诊二元，复诊一元二角，他（她）们无不照付如仪。因此我想到做医生，要是门口只挂一块招牌，病人自己是不会摸上门来的。医生业务的发展都是靠口碑，因为病家最喜欢打听医生，有人介绍才肯信赖，登门就诊。

城里娃脑

同行嫉妒  你争我夺



        
　　若干人的本性，每每含有嫉妒心，不仅同行嫉妒，而同学更嫉妒得厉害，因为越是接近的人，眼看着别人一步步高升，自己依然故我，就会加以嫉妒。兄弟之间，因为接触更多，嫉妒起来更会不择手段；譬如弟弟做了皇帝，登基前后，总是先杀哥哥，此类故事，历史上多到不可胜计。

　　从前在上海做中医的，都是几代相传的世家。记得孔夫子说过：“医不三世，不服其药。”这两句话，我就反对，第一代第二代的人难道就没有人服他的药吗？叫这两代的人怎样生存下去？所以我初做医生，一般老医生有时看我所开的药方，总是摇摇头，好像我的方子不对，甚至连正眼也不望一望。其实这是旧时上海病人的习惯，病重时常常请两三个医生各处一方，来对证一下，但是医生与医生之间，往往甲医说乙医不对，乙医说丙医不对，相互讥评，已成习惯。

　　当时在上海医界，我年纪最轻，吃亏当然最大。后来我想出一个办法，逢到高贵人家患伤寒症来请我出诊，我就知道病家必定请过张先生、夏先生、严先生和另一位医家等四人诊治。我到了病者家中，先问一句，从前看过哪位医生？病家说：“我先看张聋朋门诊，因为张是不出诊的，病重之后，由他的侄子张蔚孙出诊。”我知道张医生的药方必用那几味药，第一次出诊，我用药与前医完全相同，但在后面加三味重要成药，如紫雪丹、神犀丹、甘露消毒丹等，我总是解释给病家听，前面的药味，力量不够，而且病人即将昏迷，为预防计，另外要加三味药。病家看了就大为佩服，认为我的处方比张医生周到而有预见，从此只请我一个医生诊治了。

　　至于夏应堂的药方，我也熟稔得很，所以凡是请过夏先生的，我的第一张方子，用药就多数与夏相同，后面也加两三味。夏先生每日出诊有二三十家之多，到得极晚，一到之后就匆匆处方，话没有三五句，便急急离去。病家把我的药方一比，药味虽然相同，但后面加有预防病变的药味，所以次日就请我。我到得早，说得明。其他两位，诊金都比我高，还要加上车夫和保镖的钱，病家负担很大，从此就改请我看了。

　　以上所说，好像是我在抢夺别人生意的行为，我自己也知道。其实当时我首先用寒暑表（温度计——编注）探热，凡遇高热到了一百零四度（华氏温度，相当于摄氏四十度——编注）以上，就会有昏迷不醒、抽筋、拘挛等症状，我加上三味药，正好防止这些情况出现，所以继续请我看病的，就不会有这种险象发生。因之我的病家也日益增多，而同行的讥评，也说不出什么坏话来，这是我抵制别人嫉妒的办法。


        
        
两个故事  可为殷鉴



        
　　我要引用两个故事：从前上海看小儿科的有一位殷受田，他确是三代医家，看小儿病候富有经验。一天，在处方之后，方欲离去，忽然来了一个声若洪钟的老医生恽铁樵。恽耳聋，所以和人谈话总是大声，深恐人家听不到，而且大模大样地迈着八字步进来，他也不认识殷受田，睬也不睬殷。诊病之后，恽一边高声朗诵，一边挥洒自如地写药方。恽的药方确乎不差，因为他是商务印书馆编辑出身，常州恽家也懂得一些医道，但半途出家，有些药方是书本上的成方，他却不会根据病家的情况来活用。病家把殷受田的药方给他看，恽氏竟然高声说：“这种药方，一吃之后，送终有份！”殷受田在旁听了，气得说不出话来，拂袖而去，对恽铁樵恨之入骨。后来恽铁樵看中华书局股东周某人，周是位饱学之士。一次，周的女儿病了，也是先看殷受田，后看恽铁樵，吃的是恽铁樵的药，一帖药之后，周某的女儿就死了。周某哀女至恸，就向法院提起控诉。法院将药方交医学会评判，因恽氏向来喜欢说同道的坏话，所以医学会的评议书，也对他极端不利。初审时恽氏就败诉，二审时恽氏托人对法官有所“贡献”，只被当堂申斥几句便无罪释放。周某人大为不服，亲自写了一篇《杀女记》，由中华书局用仿宋体排印成一本精美的小册子，分送各界，而且中华书局还向所有买书的人附送这本小册子，报纸上也转载了这篇文字。恽氏一声都不敢出，消沉了两三年。他究竟是个读书人，深自悔悟。（按：恽铁樵喜用古方，小说名家周瘦鹃有一个孩子，也是被恽氏的药方所误而死，不过周瘦鹃是一位好好先生，而且最初投稿在恽氏主编的《小说月报》上，他的悼儿文，写得隐约其词，颇含蓄。）

　　还要讲一段小儿科名医徐小圃的故事。徐氏本是博学之士，写的魏碑极具气势，收藏的书画文物，在上海也是数一数二的，看儿科疾病，声誉最高。但是从前，小儿患了痧麻痘疹兼并发“肺风痰喘”，即今时所谓“肺炎”，中西医都没有特效药，患病后往往死亡。有一次，沪西郊区虹桥乡绅之家的孩子，也因此种情况而死，临死前是就诊于徐氏的。死后有一个同道口出狂言加以诽谤，那个乡绅明知到租界来打官司未必能取胜，所以在万国公墓中下葬死者后，竖立了一块石碑，碑上刻着“呜呼！杀我儿者，庸医徐小圃也！”字样。这块石碑真是狠毒得很。万国公墓虽然处于公共租界“越界筑路”地区，但是公共租界只能在道上派警巡查，路两边地区则不在管辖之内，那个乡绅又与上海县当局有些渊源，所以徐氏对他毫无办法；而见过这块石碑的人为之哗然，租界上的报纸也隐隐约约地登载其事，引起好多人到万国公墓去游览察看，徐小圃气得发昏。后来，幸亏有一个游侠儿，叫做“花园全根”，本是哈同花园的花王，原名顾嘉棠，人称此道中的四大金刚之一，他有一个孩子是徐小圃救活的，他也有花园在虹桥路上，知道了这件事，就大为不平，纠集了几个武夫，把这块石碑掘了起来，并且关照万国公墓看守人，说：“这块石碑是我顾嘉棠掘掉的，要是主人有什么话，我只好用拳头对付，你告诉他就是了。”这是一个武夫自动的义举。后来，消息传到徐小圃耳中，他对顾氏极为感激，但是自省对乡绅之子并无过失，所以连电话也不打一个给顾嘉棠道谢，可见徐小圃深具书生本色。这种情况，全是医家中人互相嫉妒所造成的。

　　我年轻时，随从仲英老师，仲英师常被同道推为中医学会会长，我便追随他当学会的秘书。我深感同道中互相胡乱批评别人药方的恶习是没有医德的，所以在会中议决，同道应该互相探讨，不应该在病家面前任意攻击。后来这张通告是我拟稿的，经几位老前辈修改了几个字，发给全体会员。从此，同道互相诽谤的恶习也就渐渐减少和消灭了。


        
        
病人阶层  逐渐提高



        
　　我对一切发热病方面的治疗渐能掌握疗效，逢到肺炎，我绝不拖延不放手，立刻指示病家就诊于西医，免得病人失去了有利时机。那时候盘尼西林还没有发明，用的无非是“消治龙”，敷的无非是“安福消肿膏”，在治疗上有十分之五六的把握，由此也挽救了十分之五六将死的病人。所以病家非但不说我没有本领，反而很感激我。

　　有一次，因为呢绒大王谭敬娱（旅沪粤人）的司机患上了重症。起初，谭先生主张将他送入医院，司机坚决不从，指明要我看，只得由他自己做主。这司机患的是“阳黄疸”（即近时所谓急性流行性肝炎），病势进展快得很，患病不过三天，已经全身都呈黄色，因为小便不通（即尿毒症），又有高热，神志不清，情况很严重。他住在闸北一个小楼上，家中除了床榻之外，只有两条长凳。我早晨去看他一次，晚上再出诊一次，那时节我的出诊诊金是六元六角，我看他境况很差，一个身为司机的人，要负担一家八口，所以每次只收他二元。长凳上坐着一个老妪，一声不响，只是在抹眼泪，还坐着一个穿长袍马褂、仪表非凡的老年人，他是一位古道热肠的人，每晚都亲自坐镇司机家中，看我如何为患者诊治。他原来乃广潮医院的董事，也懂得一些西医的知识，他对我说：“尿中毒到了昏迷的阶段，西医必然要插胶管放尿，否则必死无疑。”我默然不出一声，即刻叫他们去楼下购买葱一斤、白蜜半盏，将葱捣烂与蜜调和，敷在病人小腹部。葱与蜜糖有相克作用，不一会儿，病人腹中就咕咕作响，又浓又浊的小便即刻淙淙而下。在一旁的谭先生见到有这样快的效果，又惊又喜，惊的是怕尿中毒会泛滥全身，一厥而亡；喜的是不用插管，一下子就解决了小便畅通问题，他接着就猛和我拉手。我便关照司机的家人，葱与蜜糖每三小时换一次，日夜不可间断。次晨一早，我再去诊治，谭先生已依时等候着，只觉得一室臭气冲天，而病人已醒，吵着要吃粥。我说：“这个房屋太小太闷，须开半扇窗，一扇门，流通空气，以防并发肺炎。”这样的处理，黄疸也就一天好过一天。

　　这位呢绒大王，在旅沪广东同乡会中是一位首要分子，他把我治愈他司机的经过，广为赞誉。广东人的团结力是极大的，谭先生这样一讲之后，从此我的病人范围也就更广了；旅沪广东巨商甘月松、冯炳南、陈炳谦、简玉阶，以及谭姓宗亲逢到有病，都由那位司机开了谭先生的车来接我到病家去看病。

　　粤籍巨商甘月松的掌珠，是上海早年最有名的交际花。由她的介绍，我才为徐志摩的情人陆小曼诊病。陆小曼患的是严重的胃病，剧痛常常使她作西子捧心状，经我诊治后渐渐痊愈。当时座中有一位世家子弟，叫做翁瑞午，以推拿术治她的疾病。徐志摩只求医好陆小曼的病，亦乐与结交，翁便成了徐宅的常客，常为小曼推拿筋骨，且劝小曼试吸鸦片成瘾，翁替她烧烟泡，一榻横陈，殷勤侍候，徐志摩泰然不以为意。小曼偶逢拮据，翁即尽力供应无缺，更博得小曼欢心。后来徐志摩由沪飞平，在山东境内飞机遇雾撞山，机毁人亡，时为民国二十年（1931）十一月。

　　徐志摩遇难后，小曼即与翁瑞午同居。翁尽量满足小曼的物质生活享受欲，陆续将家藏的古玩字画出售以应。日寇时攻上海，洋场顿呈萧条景况，生计渐趋艰难，小曼请我出诊，只说“记账”两字，即不付一钱。小曼并将徐志摩所写《爱眉小札》与《志摩日记》的版权，卖给出版公司，换取金钱过活。她在此极端困难中，鸦片已经吸不起了。此时陆小曼被恶劣环境折磨得形容憔悴，精神衰颓，大非当年徐悲鸿为她写生的光景了！

　　一九四九年后，两人生计全仗翁瑞午香港亲友汇款接济，翁且另外结识一位年轻的女学生，因女学生尚未成年，但已相恋成孕，因此翁被判入狱。陆小曼入中国书院为画师，又不愿做翁瑞午的家属，只能将翁瑞午放弃，上海人乃戏称之为“陆放翁”。

城里娃脑

自建大厦  化敌为友



        
　　我的医务上轨道之后，深信丁福保老先生教我的理财之道，平时绝不浪费，从事于积蓄与理财，我总想有一日能自建一座诊所。到了抗战开始，租界沦为孤岛，英商见将有剧变，纷纷将资产售与华人。跑马厅（今人民广场）巨幅土地，当然不易脱手，但是在跑马厅侧门对面有一块地，原是养马的马厩，地处马霍路（今黄陂北路）与威海卫路（今威海路）转角，他们登报出售。我一想这块地旺中带静，立刻就去付定洋买了下来。那时节，我每天门诊都超出一百号，出诊常达十余家，收入颇丰，所以兴建一座新诊所，足够有余。看空地的时候，感觉似乎不大，等到建筑竣工，却成为一座半圆形的大厦。我想假使我独用这座大厦为诊所，未免过于招摇。起先我定名为“国医研究所”，二楼三楼专供藏书，并且由我的八个学生当研究员，下面附设联合诊所，我自己挂一块横的内科招牌，其余延请同道主持儿科、妇科、外科、痔科等，各有一小室，分悬八块小招牌，内部附设药铺。三楼尚有多余的房间，出租给人，从此我就不需纳租，还有房租可收。

　　上海病家，看我逐步地兴旺起来，而这座大厦又附带义务性地悬出“上海市中医师公会”、“中医月报社”等招牌，格外烘托出我在中医界的地位，业务乃越来越旺。我又结集医友办了几个聚餐会，凡是从前嫉妒我的人，我也恭请他们参加，这是化敌为友的方法。有一个聚餐会叫做“经集”，每月聚餐一次，参加的人每次带医药文物及珍本医书，并备文房四宝，能书能画者即席挥毫，我们相聚甚欢，大家觉得很有意义，定出一个口号叫“一月一经，不得超前，不得落后”。每次还另请一位特殊客人，都是来自苏州、杭州、南京等地能书能画的名医列席，以志一时盛会。如是者历时数载，向来嫉妒我者也就越来越少了。


        
        
豪富之家  借钱赠地



        
　　尽管我的病家阶层逐渐提高，但对平民阶级，我还是尽力服务。闸北商务印书馆的一个印刷工头，住在一间极简陋的木屋中，我看好了他的病。这个消息为商务印书馆董事鲍威亨所知。从前的东主对工人照拂周至，工人有了病，常去探望，送钱送米，有时还同太太一起去。鲍太太有一个女儿，嫁给哈同夫人罗迦陵的华裔长子罗友兰。一次罗友兰患了相当严重的病，鲍太太特地陪我到哈同花园去看他。罗氏患的是一种慢性复杂疾病，我竭力为之调治，使他终于恢复了健康。接着哈同夫人罗迦陵也患了病，她是极端信赖中医的，也请我去看。久之我就成为他家的医药顾问，还有他家五个华裔义子，有了病也都由我诊治。

　　哈同是英籍，在抗战时期已过世，日军将他们的财产一并冻结，每一房每月给予生活费军票一千元，因为他们都是华籍，所以没有被关进集中营。

　　后来，罗友兰和我成为好友，他每次请客，我都在被邀请之列，后来他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劣，经常向我借钱周转，我从不推却。又有一次他患上了伤寒重症，我又为他治愈了。等到日本人投降，经过了好多波折，才实行分产。分产的办法是照战前的旧价，分给各房。罗友兰分到大陆商场、慈惠南里及宏伟无比的迦陵大厦一座。各房所得价值参差不等，就将整个哈同花园划成数十方，作为调整相差之数。

　　但是产业转移之时，纸币月月跌，日日跌，迦陵大厦的房租，依照合约所收到的房租，每户的租金只能换到几盒火柴。因此罗友兰对我说：“我虽是富翁，却要饿死在米桶边了，我从前欠你的钱，现在已无法计算，我唯有将分到的花园中空地两块之一，一边沿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一边沿哈同路（今铜仁路），好到不能再好，送给你，你可以造一间上海伤寒病院。”我欣然接纳，立刻请建筑师画图样，连招牌也请青山农黄葆戌先生写好，而且将积储所得银三十万两，准备兴工，幸而眼看时局形势有些不妥，几经拖延，终于未造，才得保留现资，否则，我逃难到香港都没有资格。

　　再说，从前上海富商，对医生的馈赠都很阔绰，如薛文元为盛杏荪之妻庄太夫人治病甚久，后来庄太夫人逝世，遗嘱上写明赠予薛文元坐落在白克路（今凤阳路）的小洋房一幢。陆士谔为颜料巨商某夫人治病，遗嘱也送他一幢房子。罗友兰送我空地，也沿用此例，这是不足为奇的。


        
        
乐于助人  死于气恼



        
　　我觉得不论是英雄，或是美人，总不能见到白头，因为最近半世纪左右，实在是变动得太剧烈了。我在临诊之时，见到许多大小著名人物，一个个地倒下去，或死于非命，或贫病交迫，真是令我感慨万千！

　　尽人皆知上海有一位闻人杜月笙，前些时候香港佳艺电视的片集中播出的《顶爷》，便有影射他的内容。我要说一句公平的话，他早期的确与统销鸦片有关，而且又开过赌台，这是无可讳言的事实。自洗手之后，从这两方面赚来的钱，他随时随地帮助人家，行侠仗义，宁愿自己吃亏，为国出力，其事不胜枚举。譬如从前洋商在上海开办规模宏大的香烟厂，仗着强国的威力，行销全国，坚决不肯纳税，后来这家大烟厂，又因给工人的工资太低，数万工人发动罢工。财政部长宋子文生性高傲，向来瞧不起上海人的，为了这次工潮，特地约杜月笙相见，一则要他解决工潮，二则要他提出凡是销行中国内地洋商香烟都要纳税。杜氏当即说出他的口头禅：“闲话一句。”于是他就先拿出一笔巨款，接济罢工工人的家属，教他们长期罢下去；一面代工人策划，应该加薪多少。并以该烟厂必须向政府纳税为先决条件。初时洋商不以为意，后来看到罢工的日子越拖越久，连所有工头都返家纳福，不问厂事，洋商当局才着急起来，答应向中国政府纳税和加薪，但是罢工期内概不补薪。杜氏说：“好，就这样，我来办。”于是叫工人代表及工头来和洋商签约，罢工期内所有工资由杜如数照发。由于他肯吃这么大的亏，事情就解决了。国家从此也开了数字庞大的税源。类似这种情形的事件，杜氏做的多得很。

　　我与杜氏原无交往，后由友人韦钟秀的介绍到杜家，初时为他家人看病。他的几个子女出痧子（麻疹），有些很轻，有些比较严重。我为他们一个个看好之后，又为他几位夫人诊脉。后来见到杜氏，他身长五尺一寸，比我矮一寸，体重是九十余磅，可以算是很瘦弱的人，经常有气喘病。当时在左右来往的人，都是些武夫，看见我常常躺在烟榻上与杜氏相谈，嫉妒得很，私底下叫我“孔子”。我知道了并不介意，误以为他们在捧我。后来韦钟秀轻轻告诉我，“孔子”二字是游侠儿的术语，实在是“空子”二字，表示此人非我族类，没有“前人”的。我也付之一笑。

　　杜氏的气喘病，时发时止。他说：“我的孩子咳嗽气喘，你用几帖药就医好了，为什么我的气喘，你总不能医治断根？”我说：“这个病，中西医都没有根治的药物。西药有一种麻黄素，是江苏青浦一家小药铺主人的儿子陈克恢提炼成功的，由美国××药厂专利发行，治气喘非常灵验，一服气喘即停，或者注射麻黄素针剂，也能片刻见效。”杜氏就说：“打针我不赞成，你能不能拿些麻黄素药粉来，让我在发作时试服一包？”我就设法为他买了几十包。他逢到气喘将发未发之时，服下一包，气喘也就平下来了，因此，他对我很有信心。此后他逢有什么发热病，都叫我去看。幸亏他的病那时都不是重症，所以能信手而愈。后来他很相信捏笔杆儿的人，认为有聘请一位秘书的必要。他的秘书先后计有六七人，以胡叙五先生做的时间最久。

　　杜氏本来是不识字的，只认识自己姓名三个字，后来不但会看报纸，还会看信件，出去赴宴还能亲笔签名。逢到有人来求事，他无不应允，如属求借，立刻在烟铺枕头底下抽出一张红色的中南银行五十元钞票（按：从前上海中外银行是没有一百元大钞的）。有些人和杜氏素不相识，忽然病故，其家人来哭诉无以为殓的话，他就抽出两张红底钞票，说：“快去办后事。”我还见到有一个外强中干的人，举行结婚礼，筵开百桌。他与杜氏有相当交谊，却是既不见杜氏来道贺，又不见杜氏有礼送来。这个人也有相当智慧，认为这笔礼一定给中间人吞没了，所以他第二天亲自去道谢。杜氏说：“昨天我发热，不克来道贺，但是我知道你的境况，这一次婚事，你一定欠了一身债。”说完这话，他也不再问，就在口袋中掏出二千元庄票一张给他，此人感激含泪而去。

　　 到了“一·二八”时期，日军与国军在闸北开火，他立刻召集上海商界名人，组织抗敌后援会。那时其中多数名人因为怕绑票，一一递红帖，向他三鞠躬，算是他的门生，就在倾谈之余，筹集到五十万元。杜氏说：“这个数目还觉得不够。由我来凑足一百万。”杜氏此举，极大增强了抗战军人的士气。因此，日军伤亡甚多，不久偃旗息鼓，签下停战条约。

　　此事发生前后，日本军阀土肥原曾经到杜家求见杜氏，杜拒不接见，反而以十万元汇寄给在东北抗日的马占山，又以十万元用捐机名义，赠给孙桐岗。孙桐岗仰慕杜的为人，亦向杜执弟子礼。

　　后来八一三事件爆发，杜氏又推史量才做抗敌后援会首长，他本人又拿出七十余万元款项，作为支持抗日行动，如购保险汽车赠浦东驻军司令张发奎。这种事情，我知之甚详。我想别的地方一定也有若干人由于开赌贩毒而发财的，但是肯自动不断地出钱出力，为国家尽力的，恐怕数遍全国，只有杜氏一人而已。

　　杜氏到了香港，实际上带来的钱不多，而一位豪爽阔绰惯的人，就觉到心中百般不如意，弄到神经衰弱之至，实在是经济上发生恐慌，家庭间又有气恼，将来何以善其后？于是郁郁而死。

城里娃脑

戴笠化名  请我出诊



        
　　在威海卫路我的新诊所建成之前，慈安里的老诊所处于热闹地区，不但人头复杂，而且里弄口垃圾堆积如山，不堪居住。我就把住家迁到亨利村，左邻是李丽华，前面住的是周剑云，这个村中，住的人家不少。我每天早晨必出门散步，见到杜美路（今东湖路）亨利路（今新乐路）转角有一块很大的空地，要造一座大洋房。当时我也不知道这屋主人是谁。

　　为了建造新诊所，我时常到那边去观察建设程序。地盘上的工头误会我是业主派来的，所以任何图样都给我看，并且告诉我其中的密室是怎样造的。后来工程竣工，才知道这是杜月笙造的新宅。接着许多名流纷纷送礼，有洋行里送来的全部“水汀”设备，还有送厅房全部家具的。但是建成之后，有位风水先生胡说八道，他说“这座大楼煞气太重，住了进去，必然家宅不安”。恰巧那时节杜府的妻妾间时起争执，杜氏认为这位风水先生的话的确不错，后来又请一位朋友来看风水，并听他的话在屋角上造了一个亭子，来镇压三岔路口的风水。谁知道亭子一造起，杜氏竟病得很厉害。病愈之后，他对我说：“这座新房子，我不想住进去。”于是就空着没有人住。

　　抗战胜利之后，我照常应诊，业务很忙。一天，忽然接到一个电话，那人自称姓马，要我到他家里去看病，他的家在杜美路一号。我车子到了那边，一看原来是杜氏的新宅。我投刺而入，由两个人陪我进去，但是走到东走到西，却找不到马先生本人。两个陪我的人说：“请你稍待，让我们打电话去找他。”正在这时，我见到机关密室的按钮，一时好奇心起，随手把按钮一按，一扇门应手而启，里面有一个人，正在剃须。一见到我，他神色骇然地问：“你是谁？”我说：“我是陈存仁，有一位马先生请我来看病的，有两个陪我的人因为找不到马先生，已到楼下去打电话。因为在造楼时我知道这地方有密室的按钮，所以试按一下，就走了进来。”那位剃须的人笑了起来，说：“请坐，我就姓马，希望你以后不要对任何人讲起这个按钮。”说罢我就坐下来，等他修完须。他一面说：“我向来喜欢吃中国药，新近，我的颈项间生了一个大核。有两个中医看过，他们消来消去消不掉，现在经过时先生介绍，请你来看一下。”我问：“时先生是不是寿彰先生？”他说：“是的。”（按：时君后来当了中央印制厂厂长，这厂是专门印制钞票及邮票的）我细细地在他那核子上摸了好久，说：“这种核子，轻的叫虚核，小孩子玩得太厉害或发热之后，常常生这种核；但是大人生的多属疬核，俗称疬串，会一颗一颗地连串起来，更重的就叫做瘤，成了瘤，便有性命出入了。”这位马先生机警得很，他问：“×君生过毒瘤，我是不是这个病？”我对他说：“绝对不是，瘤是结块之状，推都推不动的。你的核是活动性的，不过是比较大的瘰疬而已。”马先生听了我的话，心就安了下来，说：“用什么医法，就由你做主，不过我不愿意接受刀割，或是用药使它腐烂。”我说：“可以可以。”如是者看了半个月之后，疬核消了一大半，他说：“我现有要事要到别处去，你不妨多给我一些消散药，等我回来再讲。”接着他又说：“我请你看了这么久，他们究竟付了你多少诊金？”我说：“我从未受过一个钱。”马先生就把抽屉拉开，里面有十多块金表，他说：“你要几个就拿几个，这是我爱好之物，你喜欢的话，随便拿三个五个，不成问题。”于是我就随手取了一块。马先生说：“那不行，你再拿几个。”我说已与诊金相符，坚决不肯再取。马先生就说：“那么我再送你一张照片作纪念吧。”于是就取出一张八寸大的照片，上款写我的名字，下款竟写了“戴雨农”三字。我一想戴雨农即戴笠，大吃一惊。原来所谓马先生，即戴笠。等他签好了名，我把照片拿在手中，称谢而退。

　　本来我想配一个镜框把它挂在诊所中，的确能够“压邪”，再一想我是医生，从来不问政治，所以连镜框都没有配。过了不久，听说戴先生搭飞机，竟然撞向一个山头，全机坠毁，这个山名为“戴山”，我为之黯然久之。

　　这张照片，多年来我藏在书柜之中，后来我离沪来港，方才将它焚化，未能留存，甚感遗憾。


        
        
著名杀手  竟然见鬼



        
　　鬼，本来是没有的，我也不相信有鬼。但是心中有鬼，就会令精神上发生幻觉，弄到周身是鬼，走出去前前后后都有鬼，坐在家里，旁边也有鬼相陪，这是我临诊时一个病人遭遇到的情形。这病人，是敌伪时期的一个大杀手，名叫林之江，是一个心狠手辣且诡计多端的刀客。

　　本来抗战胜利之后，他要被枪毙的。知道上峰要逮捕一个姓陈的汉奸，他做了一个报告，讲得头头是道，而且领了款子，竟然逃到香港。至于拘捕陈某的事，他也不再过问了。

　　一九五○年的某日，我在九龙诊所诊病时，有一个面目黝黑、形神憔悴的病人，到我诊所来，后面跟着一大群陪伴他的人。他开口就问我：“你认得我吗？”我看了许久，说：“我接触的人多，一时想不起来。”他说他就是林师长。经他一提，我就想起敌伪时期汪精卫部下叱咤风云的林之江。我想起了当时他在上海，杀过许多人；但他生平也做过一件好事，就是我的业师丁仲英先生被绑票，是这位林师长营救出来的。

　　林师长坐定之后，请我诊脉，同时以很沉重的姿态，等候着听取我的诊断见解。我望闻问切了许久之后，坦白地告诉他：“你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除了胃病之外，并没有什么严重的病症。”他告诉我说：“对的，我也在几间医院检查过，证明此外没有什么病。”但是他自己觉得死期即似在目前，要我救救他。我这时已觉到他的神情完全不正常。

　　他继续说，他天天被许多鬼魂所围困，白天侵扰到坐立不安，晚上简直不能闭目。我说：“世界上本来是没有鬼的，这许多鬼怪情况，完全是你心理上的幻觉作用。只要你振奋自己的精神，这种鬼怪是不足为病的。”他说：“现在的情况，就是无法振奋自己的精神，鬼魔终日追随自己左右，所以要许多人来陪伴我，否则一天也支持不下去。”他很坦白地说出在汪精卫开府南京的初期，为了消灭异己，每天总要打死几个人。这种暗杀工作，都是由他亲自处理。他当时只为了权势与利禄，根本不信会有鬼魂来报仇的；杀人之后，毫无愧怍，而且觉得枪法越准越是痛快。只是有一次，枪杀了一名壮汉回来，便觉得这个面目可憎的鬼魂，一直追随在他的身旁，已有七八年之久，常常威胁他，使他终日惶惶然，后来眼见威胁着他的鬼魂愈来愈多，以致今日这般地步。

　　我就解释给他听，从心理学上讲，你杀人之后，亲眼见到这个壮汉倒下去，当然是张口凸目、咬牙切齿、满身是血的恐怖情况，这片刻间的印象，深深印入脑海，是你终生消灭不了的。由这种印象的威胁，渐渐变成幻觉，这种幻觉在你的心目中，就是鬼。这个鬼，可以终日追随在你的身旁，令你日夜不安。他听了我的话，很是满意。针对他所患的若干病症，我开了一张药方给他。他就欣然辞去。

　　次日一早，他又由家人陪着来了。他说听了我的解释，当时受到感动，但是一到家里，又见到那面目狰狞的壮汉的鬼影，简直一夜不能入睡，越到深夜，越是骇怕；竟然有许多鬼魂鱼贯而入，对其身体作种种撞击，清晨起来，看见肌肤上果有不少青紫色的淤痕。他问：“这种淤痕，是否就是‘鬼打块’？”我说这是你病久之后，气血不调和，整夜受到恐怖心理的缠扰，由心理的影响，静脉管膨胀，可能有这种现象发生的。于是我又写了一张药方，替他调和气血。他又道谢而去。

　　一天，这位林师长又来了，说自己在汪精卫时代，杀过两百多人，到了香港之后，一直闹着见鬼。朋友们劝他信佛，他就信佛，但并不能把围绕他的鬼驱走。有人劝他皈依道教，满室贴了符，初时也许是心理作用，能够苟安一时，过了几天又恢复常态了。又有人教他信基督，他说只在唱赞美诗的一刹那，脑中可以略为清净，其余的时间，都是魔鬼在打击他、恐吓他，还引诱他自杀，所以他完全失却了信仰。有一个时期，因为许多不可告人的秘密涌塞在心头，竟然自己走进天主教堂，跪地忏悔，坦白陈述杀人的经过。他说经过忏悔，心理上有一天安逸，但是过了这天，又是日夜闹着见鬼。

　　他把这经过都告诉了我。我说宗教是一种信仰，你并不真诚地信仰而要冀求庇护，这是不可能的。你现在因为旧时作孽太多，心理上内疚重重，无法摆脱，于是造成魔鬼缠扰的环境。初时不过是心理上的幻觉作用，久后变成错觉作用。由于你身体日渐衰弱，精、气、神三种力量完全消失，于是神经衰弱，变成精神错乱，思想崩溃，精神分裂！

　　什么叫做精神分裂呢？我继续对他说，就是你的精神状态分裂成为两个人，在我和你讲话时，尚能倾听和了解我所说的话；一离开我之后，你就成为第二个人，我先前所说的话都付之东流。所以你要对付这种情况，先要把身心纠正到正常。虽然你身体很虚弱，但你还是要放弃现在的生活，另找一种劳动性的工作，用劳力来替代劳心。我举一个例子给你听。有一个曾经做过省主席的人，因为他的精神分裂，天天闹着思想病，我劝他要用劳力来替代劳心。他完全同意我的主张，竟然穿了很旧的衣服，去当敲石子的小工，同一般劳工一起工作，准时而到，准时而退，回家之后疲乏不堪，倒头便睡。如是者几个月后，他精神分裂的情况完全消失了。还有一种老年人，到了晚年开始忏悔，一心礼佛，或是专心做一种救济工作。我也遇到过一个人，他背了纸篓，到处去捡拾有字的废纸。每天辛苦的劳动，也能医疗他身心上的疾病。你现在过的不是正常的生活，一天到晚求医问药，或者用信教的方式来消除你的心病，这都于事无补。他对我说的话，表示理解，于是出去找劳动工作，后来他就没有来过，不知道他找到了什么工作。

　　如是者，经过了一年光景。有一天，他的太太突然出现在我的诊所，要求我去替他看病。我说他患的精神病，不是内科病症，不如进精神病院。我坚决不肯应诊。他的太太说，他本来已好了许多，但最近一月病情突然变化，生命垂危，明知不可救药，无论如何，要我前去看一次。

　　这位林师长，移到一家天主教办的医院中。医院替他检查后，说他除了胃部不良之外，并无其他疾病，要他速速迁出。他坚持不肯离去。我见到他时，他说：“住在家中，实在被鬼魂侵扰得无片刻安宁，只有住在这里，鬼魂虽然仍不离左右，但比住在家里平静得多。”我说你又要鬼话连篇，庸人自扰。但是他认真地说最近一月来，他所见的并不是幻觉，简直全是真实的。接着他又讲出许多怪事来，他感到最不可思议的，就是一次他在上海发令枪杀一批中国农民银行职员的一幕。当时他并不在场，不料其中被杀的一个职员，竟是他的外甥，因此引起他已故的父亲和母亲带着这个外甥来向他索命，这时他才知道他杀了自己的外甥。此事本已过去多年，但是现在每天晚上就见他的父亲坐在他的床边，百般辱骂之外，还教他从速自杀。他也屡次想自杀，但被家人所阻，所以他痛苦得不得了！

　　听了这番话，我仍然告诉他，这是精神分裂的现象，要力事镇定，修养正气，来克除邪气。他坦白地说，他的正气只剩一分，而邪气竟高涨到九分，除了和我谈话的片刻间，还可以和我对答之外，其余时间他眼睛见到的满室是鬼。这是精神病者死亡的预兆。我只有安慰了他几句就告别了。

　　我感到，他自身精、气、神三者衰败时，正气大虚，邪气更盛，这种症候确乎是他无法控制的。生理上即使没有病，而心理上的幻觉比生理上的疾病还要严重。生理上的疾病，可以用医术和药物来治理，心理上无穷的幻变简直无药可救。世间原本无鬼，但心境上自己造成了一个鬼蜮，从此他就被围困在这个鬼蜮之中。既然自己无法逃出这个境域，那么这种折磨，必定要使他走上死亡之途。

　　过了不久，有人来传言，这位林师长在医院日夜号泣，说是每晚被鬼魂所打击，疼痛非凡，次晨全身都是紫血块，医生认为是神经痛和血管栓塞。他渐渐半身不能转动，筋脉抽搐，言语模糊，举止怪诞，两目直视，后来一夜呕血不止而逝。

　　关于这件事情，知道的人极多。虽然事情有些近乎迷信，但是他的死亡经过，却完全是事实。我觉得鬼魂之说，并无根据。可是因果之说，是很科学的。种什么因，得什么果，这是不可磨灭的“循环律”。

城里娃脑

帮助三友  制造成药



        
　　我开诊之初，三友实业社请我做他们的常年医生，每月致送车马费三百元。这个数目在当时已相当高，对我医务的开展大有帮助。

　　“一·二八”事件的发生，其起因据说是三友实业社工厂墙外，日夜出现几个日本和尚，一面诵经念佛，一面五步一跪倒，十步一叩首，大家都不知道他们在搞什么鬼。有一天半夜时分，突然有一个和尚被人家殴打致死，埋在三友实业社的墙脚之下，传说是三友实业社的工人做的。因此，日本人就借着这个原因，向上海市政府提出严重交涉，但是没有确实的证据；日本人又以另一借口，引起“一·二八”之战。

　　三友实业社经理陈万运心中明白，日本人一定认为是他厂中工人所为。一经开战，日本人第一件事，就是炸毁商务印书馆印刷厂和全沪藏书最丰富的东方图书馆。再要炸的话，可能会轮到他的三友实业社工厂，因为他们的棉织业，原是日本实业上的劲敌。

　　陈氏是吃素人，每星期必然请各部门的部长在大新街（今湖北路）一家素菜馆吃素斋，一边吃一边讨论公司的事宜。我是他们的常年医生，因为与工人接触甚多，也在被请之列。我很少说话，往往吃了就走。有一次，陈氏对大家说：“我们的棉织品厂要被迫停止或被毁坏，三千工友如何维持生计？现在只有一条路子，要请陈医生出来想想办法。”我听了大吃一惊。后来陈氏说：“从前逢到工友发热痰厥，你总是用马宝，三分马宝末要大洋一元。后来你提议应该向药材行买一整只的马宝，重达七八斤，不过大洋八元。经研磨后，可以分成五分一包，共达二千几百包。因此本社就出售‘真马宝’，每盒三元，赚了不少钱。现在我们要转移目标，专门出品中国成药，其利润之厚，要比棉织品加工多十倍以上。陈医生，我现在决定要出十种中国成药，其名目与药方都由你负责拟订，至于宣传推销，我自有办法。”讲到这里，在座各部部长一致赞成。

　　我说：“制造成药出售，我遵师训切不可做，因为医生一做成药之后，容易分心，对于应付病家，不易集中精力；最好是不做，而且未必每种成药都可以赚钱。”

　　陈万运说：“一、只要你处方；二、不用你的名字；三、我们在上海拥有三百多块路牌广告，倘然不做药的话，亏耗更大。所以我计划已定，请陈医生勉为其难。”

　　于是我再思再想，三友实业社历年来待我不薄，我应该在此危急时期加以援手。我就说：“好的，请陈经理推举一个负责制药的人来。”结果由该社×部长担任。我思索了三天，就开出两张药方，一张药方是通大便的，题名为“方便丸”，第二张药方是滋补身体的，名为“三友补丸”。陈万运看了之后，大为赞成，说：“方便丸定价应该便宜，每包绝不能超过三角钱；三友补丸，定价以二元为宜。”于是三友实业社就开始制药卖药。

　　陈万运是一个极风趣的人，他想出许多动人的广告语，如“大便不通，心事重重；大便一通，周身轻松”。而且这个方便丸，我在处方时，就顾到不能腹痛，不能狂泻，结果都被我做到了，所以效果非常之好。陈万运兴致也越来越高，在马路旁的大幅广告牌上，写了三个大字“黄、长、松”，下面接着写出方便丸的功效，能使大便色黄、条长、质松。见者莫不作会心之微笑，因为这三个字本来是瘾君子对最佳烟泡的形容，因此人人都争先恐后地买来一试，销量直线上升。


        
        
越剧名伶  半生多病



        
　　至于“三友补丸”，因为定价二元，销行甚缓。其时在上海的广告界收到最大效果的，就是无线电台。当时“老九和”绸缎局聘请朱耀祥、赵稼秋两位弹词名家说《啼笑因缘》，一时轰动全沪。陈万运说：“我们的广告也要打进播音界，还要别创一格。”于是他做了一张测验表格，上面写出许多游艺节目，发给三千职工，要他们与家人圈出最喜欢的节目。等测验表格收回之后，检点全部票数，竟然圈定越剧的最多。

　　那时候，上海演越剧的场子不多，地方都很狭小。越剧中当时较为有名的演员，老一辈的有施银花、王杏花、赵瑞花等，后一辈的有姚水娟、筱丹桂、傅全香等，后起之秀有马樟花、袁雪芬二人。于是这晚他就去订了两排位子，专门看马樟花和袁雪芬。那个场子是在北京路顾家弄一座木楼中，座位全是长板凳，演员服装极为平常，一看就觉得不对劲；初时陈氏意欲坐一坐就走，但是她们的唱腔非常动听，唱词又很通俗，越听越有味道，竟然坐到散场。陈万运觉得这种越剧确有魔力，就决定请马樟花和袁雪芬到电台上去为三友实业社播音，而且约定两家电台分别播唱，我只记得其中有一家名为华东电台。“三友补丸”因此也大为畅销。这个宣传攻势获得成功之后，陈氏就请人编剧，并且代她们租定“湖社”（即陈英士纪念堂）演出，加上布景、灯光和全新服装，这下子，七天座券全部订光，打破了越剧演出的新纪录。可是麻烦事情也来了，陈英士纪念堂的董事们认为湖社大礼堂不宜长期演越剧，不合纪念堂的原则，七天之后，便不肯再续。后来又改在湖社底层搭台演出，名为大来剧场，演出了相当长的时期。当时一班戏院商人，纷纷出重价聘请，于是越剧就登上了正式的戏院。记得马樟花、袁雪芬第一家演出的正式戏院，就是福煦路上的九星大戏院。三友实业社除了特约电台播唱之外，还将戏院中现场演唱的戏剧，经过电台转播出去，当然也是为了宣传三友实业社的药品。

　　“三友补丸”的功效也相当的好，因而日益为人们所信赖，当时全上海出售香烟杂货的烟纸店有数千家，家家都代售三友实业社出品的成药。所以三友实业社在这方面赚到的钱，足以维持职工的生活。

　　不料，与袁雪芬一同演出的越剧小生马樟花，结婚后不久突然死亡，而袁雪芬又因日夜演出两场，由开场演到完场，因而常常发热。我去为她看病，都是到后台去看，常见她穿了戏装躺在衣箱上。我诊过脉后，觉得她屡次发热，实在是肺病的潮热，非长期休息疗养不可。我便将这个情形告诉陈万运，他也觉得极端困难，说是“慢慢再想办法”。果然过了四五天，袁雪芬竟吐起血来。那时节陈万运便着慌起来，因为那时我住在白克路崇敬新村，旁边恰巧是三友实业社高级职员宿舍，于是就把宿舍二楼改为袁雪芬的疗养之所，我每天早晚去诊视一次。

　　三友实业社与各电台包下的时间很多，在袁雪芬不能登台期间，就约定一位唐小姐去顶档。这位唐小姐名叫唐霞辉，口齿特别伶俐，声音具有磁性，专门在话筒中解答听众的问病信，每天总有七八十封。我介绍两位医友预先拟定答复稿件，经过唐小姐莺声呖呖的答复，倒也轰动一时。特别是有一位听众，要求她读一篇《桃花源记》，那时节的人，都熟读《古文观止》，听了唐小姐的朗诵，觉得过瘾得很，如是者又造成了一位“播音皇后”。

　　疗养了一个月后，袁雪芬认为自己已经痊愈了，屡次要求再度登台。我就带她到虹桥疗养院去照X光，结果照出她的肺尖部位还有两点黑影。于是她又继续请我医治。两年后再去照X光，黑影也已钙化。我说：“现在你可以登台了。”陈万运听到这个消息大悦，着令编剧的人，另外编出新戏。我就介绍名小说家包天笑先生的旧作《一缕麻》。陈万运看了剧本，认为太过文艺化，不能号召。倒是一个开药材铺的沈先生，将《梁山伯与祝英台》的老剧本改为越剧，陈万运表示这部戏好极了，并且把剧本交给我说：“你看有什么地方要修改或增加。”我说：“这我可是外行。”陈万运再三要我改，我才把剧本看了一遍，觉得其中“梁哥哥”三字，在绍兴人口中念出时有些刺耳，就把它改为“梁兄”。不料经这一改，这段剧词竟十分动听，许多迷上越剧的太太们都能朗朗上口。

　　袁雪芬此时被公认为越剧界领袖，合作小生则为范瑞娟。因袁雪芬思想前进，大家又戏称她为“袁先生”。

　　我又要说明，许多唱越剧的人，根本连字也不识的，只是“班长”教她们怎样念，她们就照念，唯有袁雪芬是识字的，而且字也写得不错。我有一本小册子带到香港，上面都是名演员的手笔，袁雪芬也有一页，确属亲笔。

　　袁雪芬曾经到香港登台演剧，登台之前，包下了一间大酒楼招待各界人士。主持者问她有什么人要请，她说：“我只要请一个陈存仁。”可是我因事不曾去，她又着人到我诊所来，开了几张补方。临别又有一次宴会，我也没有参加。现在想来，她已入迟暮之年，据说已嫁给一位新闻记者。


        
        
医界讼案  皆因不慎



        
　　我在上海开业之后，中医团体首长不是丁仲英老师，便是谢利恒老师，两位老师对我，都另眼相看。他俩当会长，必然要我当秘书主任。而医界团体，除了领取开业执照，最忙最麻烦的一件事，就是各会员医生纷纷发生讼案。两位老师都以为我早年随从姚公鹤老师，襄助他办理“法权讲习所”，抄写油印讲义多年，对法律问题知之甚稔。其实法律的范围甚广，我知道的很少，但是由于经手的讼案都告胜诉，因此他们认为我对法律研究有素。而且当时有一位老医生蔡清平，每逢一件事，便分为上、中、下三策，必要思前想后，预测到后果如何；对我拟的稿，他都经过慎重推敲，说出这件事的后果会如何如何；常常为我的稿件修改三五个字，结果皆不出他的所料。因此，人称蔡先生为“老诸葛”，而为我起了个外号叫“小诸葛”。后来江湾有一位教员出身后改行当医生的蒋君，动笔很快，但是他每做一件事，总要借此从中渔利，我和蔡老先生见他乐于处理这些事，便袖手不管了。

　　但是有一件讼案我们又参与了。就是外科名医顾筱岩，为人开刀之后，病者流血过多，死在他的诊所中。陪来的家人立即报告警察分局。警局一时也不知如何着手，就打电话给卫生局，由局方派来一位科长，一面令家属料理后事，一面着顾筱岩到警局办理交保，同时将顾氏的开业执照取下，交给卫生局。

　　后来死者的家人，在法庭上供称死者向有心脏病，因惊惶过度而死。法院乃判顾筱岩无罪释放，可是卫生局扣押着不发还顾的中医师执照。那位蒋君做了七八次长篇的公文，向卫生局申请发还执照。但是卫生局高级人员是一位西医，看了公文不知如何批复，一百个不理，弄到顾筱岩几个月不能开业，向丁师仲英来哭诉。丁师着我另想办法。我就拟了一张呈文稿，文字简短得很，是向市政府作如下申诉：卫生局发给医师热照，是根据法规十四条，由第一条至第十四条，无非是如何考试，如何领执照，没有规定吊销执照的条款，因此呈请市长饬令卫生局局长立即发还顾君的执照。在这呈文之末还把十四条法规原文附录。呈文的措辞直截了当，并无恳求字样。丁老师心想越级申请，是否会越弄越僵，于是把我的呈文稿交给“老诸葛”蔡清平研究。那时，蔡先生与丁老师已结为金兰之交。他看了我的呈文稿，说是“写得好，还不够强硬”。于是他又加上四个字，意思是卫生局不发还执照有勒索之嫌。因此呈文一到市府，市长认为卫生局局长越权，饬令立即发还。卫生局局长得到市长的命令也不敢拖延，就派了一位专员把执照送还顾筱岩。从此之后，医界讼案大小数十宗，我都参与其事。

　　大部分讼案，是因女性怀孕后小产，指责医生用药错误；其次是小儿惊厥而亡，也怪医生用药不当。我总是为他们拟稿而取得胜诉，因此我对中医界引起讼案的原因，知道得比较详细。

　　我离开了上海，易地开诊，见到这个地方常常有中医为人堕胎，被判徒刑。其实这种中医，并不是真正的中医，可能是地下西医及无牌护士，他们都是用钳子和刮宫的器具来操作，以及非法施用西药，手术做得不好，病人送入医院，医院便报告警局起诉，行医者便被判入狱。中医是不会动手术的。我看到这种新闻污及中医声誉，为之叹息不置。

　　据我所知，有一小部分黑帮人物，“滚”到了女性充当社女（妓女的一种。——编注），夜夜接客，一旦有孕，就要找医生。一天清早，有一位老妇，带了一个十六岁少女到我诊所来看病，说是这个少女十四岁月经初潮，只来了三次之后，已有十七个月没有行经。这种情况，是女性月经初潮后常有的。但是我诊脉之后，再看她的病情，发觉不是这么一回事，就问她：“你的女儿一定有男友。”那老妇竭力否认。我说：“这个病，我不收你诊金，你去请别人看吧。”那老妇说：“只求你用药替她通一下经就算了。”说完她坐着不肯走。我说：“好，诊金照收。”一方面叫一位女职员带了一个空樽，陪着那个少女到厕所中去取了一樽小便。我就说：“今天我不开药方，明天中午再来好了。”于是老妇才带了她的女儿离去。

　　我随将她的尿液送到隔邻一间化验所，一验之下，验出有孕。次日中午，母女俩果然再来，我就把化验报告给老妇看，并说：“你的女儿已有孕了，我对有孕的女病人，只开安胎方，别的方子我是不会开的。”母女两人听了我的话，相对无言而去。这是我医务生涯的洁身之道，也是遵守医德的必要条件。大概读者未必知道，做医生要是对这种病人不加警惕的话，是很容易身败名裂的。

　　最近五年来，因为治安不靖，我就停止出诊，以免被劫或身陷困境，这也可以说是我个人的自卫之道。

城里娃脑

美人迟暮  任性胡为



        
　　我对行医方面，事事小心，刻刻谨慎，想不到有一天，忽然接到一位女性打来的电话，那人声音细弱，说：“陈医生，我是谢家骅，我现在住在××大旅店×号房，请你即刻来出诊，救我一命。”我说：“我已很久不出诊，而且到旅馆去为女客看病，更为不便，你还是去请别的医生吧。”说完这句话，我似乎听到她的哭泣之声。我也顾不了许多，就收线了。不料两小时之后，谢家骅又来电话，讲话的声音更趋微弱。她说：“我危在旦夕，已写好一张纸条，上面写有‘陈存仁不来，我死了’。”我听到这话，感到分明里面大有文章，连诊病都没有心情了。于是我决定暂停门诊，率领门生二人，一个是男，一个是女，而且还带了药铺中两个彪形大汉状的伙计，飞车而去。找到她的房间，先由一个女门生入室视察一下，要她告诉我房中有几个人，男的几个，女的几个。那女门生即刻回报我说，只有一个女人睡在床上。于是我就关照药店的两个伙计说：“我带两个门生入内诊病，无论什么人要走进来，一概阻止。”同时又告诉我的男门生开药方要用空白纸，千万不可用方笺纸。我施施然而入，见到这位谢小姐已是气息奄奄，的确是危在旦夕。其时她的声音更低，并且把内衣朝上揭开。我看到她遍体淤黑，料她一定受过别人殴打，就对她说：“你是被人打伤的，该请跌打医生看，我对伤科是门外汉。”谢家骅亦含泪点首。我见到她的床头柜上果然留有“陈存仁不来，我死了”的纸条。我马上拿起，向口袋里一塞，那位门生把铅笔及白纸也一并取去，因为这位谢小姐任性惯了，怕她还会写出什么字条来贻害别人。临走时我说：“你该叫旅馆中人代你请跌打医生或送医院。”说罢我就走了。不料刚出门，旅馆中的管事拦住我，问：“你是什么人？和病人有什么关系？”我推说：“我是一个略知医药的人，病人请我来医病，可是我不会看伤科，所以连药方都没有开。”那个管事说：“此人家居何处？亲属在哪里？你为何带这么多人来看病？”我强硬得很，告诉他：“这人姓甚名谁，我不知道，你们让她开房，难道不登记她的姓名地址及身份证吗？”我接着又说：“闲话少说，此人危在旦夕，须快快把她送入医院；否则，你们会受到很重的处分。”说罢，我们一行离去。我在归途中细细地想，这次走一遭是对的，否则的话，这张纸条可能会令我蒙上不白之冤。要是什么报纸把这事小题大做，登出头条新闻，那真是令我名誉扫地了。

　　果然过了三天，报纸上登出著名的“上海小姐”谢家骅逝世的新闻。（按：谢是经过选举而成为“上海小姐”第二名的。）后来有一位朋友告诉我：“这位谢小姐有一个同居的人，从远地辛辛苦苦带来两皮箱白色的东西，是三人合伙带来的。谢家骅见是白色的东西，大发小姐脾气，趁他们三人外出时，把白色的东西全部倒入厕所便桶中，一抽而尽。这三人回来，见到两皮箱东西已化为乌有，因而狠狠地打了她几顿，这才造成了这一个事件。”我听了这段话，心中暗暗庆幸。在我的医务生涯中，的确有许多离奇怪诞的事情，是外界人所不知道的。


        
        
公子哥儿  怪人怪癖



        
　　世界上有好多人，这些人并不是精神病，但是他们好赌成性，变成了烂赌鬼。这虽是精神变态的一种，却没有药物可以挽救，所以有人斩了自己的手指还是要赌，最终死在赌台上。

　　还有一些人,染了毒癖，即使三番五次进入牢狱，在狱中还要设法偷吃，出了狱更要欣然大吃。这种人说他是精神病却不是精神病，说他不是精神病却明明精神不正常，同样也是不可救药的。

　　再有一种人，好色成性，见了异性就要动坏脑筋，不达目的不罢休。有些人还顾到面子，有些人竟然不顾一切，做出许多怪诞不堪的事。像从前有名的世家子弟叶仲芳，绰号小抖乱。他身边有一本精装的皮面小册子，是向别发洋行买的Address Book，他追到了一个女子，就要剪下这女子一根耻毛贴在小册子上，写明姓名日期。这本小册子上竟然有百多根。这是极下流的行为，也可以说他的精神不正常。后来此人忽然投入远征军中，死在缅甸。

　　现在我要言归正传，讲一个留德回国的西医丁惠康博士，他是丁福保老先生的公子，一个聪明极端的人物。

　　丁福保先生介绍我和他做朋友，同时要我观察他的行为，常把所见所闻告诉丁福保先生。丁惠康并不因我是中医而歧视我，因此我们之间友谊很深，他什么话都告诉我。他甚至讲出当时上海所有悬挂德国柏林大学医学博士照牌的西医，实际上都不是博士，连他自己也不是博士，只是毕业之后称Dr.。所谓Dr.，有两种解释，可以称博士，也可以称医生，自称医学博士，乃取巧的方法。

　　他初由德国回来时，乃父授予巨资，就在沪西虹桥路开办了一个虹桥疗养院，自建新式大厦，规模宏大，设备齐全，可是业务并不理想。而且其时中日战争正在酝酿中，军事当局由杨行起，沿虹桥路直到龙华机场，用钢板钢条筑成极深的战壕，他的虹桥疗养院恰被划入这个防线内，因此，只得停业，用大卡车将X光等医疗器材运入英租界。

　　这时候，西医方面忽然有人掀起一种风气，以大华医院为名，聘请各科专家，门诊一次要收费一百银元。其实当时有许多公立医院，门诊不超过一元二元，住院也不过八元十元。偏偏这家医院诊费收到这么高，住院费更是高不可攀。他们是揣摩了一部分有钱人的心理，价钱越贵越是有人来。因此丁惠康也受到这一风气的影响，在格罗希路(今延庆路)办了一个“格罗疗养院”。院址原是一个富豪的住宅，楼梯全是大理石的。他也采取高价的办法，竟然赚了不少钱。

　　可是他有一个怪癖，就是喜欢玩弄女性，见一个要一个。又因他的摄影技术高人一等，这在他追求异性上占到极大的便宜。他的发妻是大慈善家黄涵之的女儿，英文很好，管理医院也头头是道，特别是对管理所有的看护、采办药品及病房用具等更是井井有条。因为收入浩大，丁惠康对医务一概不理，每天只有去收钱，一出门就是上舞场去找寻绝色舞女，凡是他看中的，十之八九都会发生关系。

　　他的习惯，凡是看中的女子，总要为她们拍许多照片，其中一半是裸体的，而且对某一处，还要拍“特写”。我看到他的这种嗜好，更是对丁老先生难以启齿。

　　他的发妻深知其事，日夜吵闹，两人各不相让，终于宣告离婚。离婚的条件，就是格罗疗养院归其妻所有，但是关于邀请医生方面，丁惠康有尽力推荐的义务；如果将来丁惠康再开一间医院的话，离婚的发妻仍有管理的义务。这种条件，就是女方希望日后还有破镜重圆的日子。

　　丁惠康与发妻离婚时大登广告，表示他无妻一身轻，从此更是荒唐生活，不及半年，已有两处金屋，为了保证经济的来源，他也急急乎要再办一间医院。

　　那时候恰巧我除了在英租界有一处诊所外，也想在法租界高级住宅区内设一个分诊所。其时大富翁叶鸿英逝世，家人分居各处，而他们原来的住宅，地处与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和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相近的DD’S咖啡馆对面，地点极繁华，而花园之大竟达二十余亩，里面有三座大洋房。丁惠康就约我一同去看。这个花园，里面一座大洋房可以分成六十间病房。惠康很看得中，只怕开办之后，病人没有这么多，要是亏起本来，就念不成生意经了。我们两人就到DD’S相商。他对我向极信任，说：“仁兄，你替我想想有何妥善办法，我有胆去把它租下来。”我说：“你们西医开疗养院，房租、医疗费、化验费等，一向是医生和医院对分，现在你应该去找著名医生十人，要他们每人负担六间病房，那么分账之后，收入等于各人自己开一间医院，而开办费及一切医疗设备，他们是无需花一个钱的。”惠康说：“好极，好极。”于是他就找寻各科专家，先作口头约定，要他们每人将自己的病人介绍入院，以住满为标准；如果自己病房病人超过这个数目，可以向别的医生借用病房，互相补充。

　　惠康找到的各科专家，都是一流的人物，没有声望的医生，也答应不下这种条件。但是他找来找去，只找到九位。他就对我说：“仁兄，你也来负担六个病房吧？”我说：“我看的病人，以两种病最多，一种是伤寒症，一种是肺病，都需要长期疗养，可是九个西医，只得我一个中医，必然为西医所反对。”他说：“这件事由我负责，至于中医开医院，有贵同业陆仲安创办中西疗养院在先，你不必顾及这点。”于是我也就勉强答应下来了。

　　惠康高兴得很，就把它租了下来，大兴土木，病房每间装修一新，都是富丽豪华。此外单单花园中铺草皮，剪树木，就花去了四根大条（即黄金，每条十两）。开幕之日，不但病房客满，而道贺者之多，场面也盛极一时，连市长都来道贺。

　　惠康并不看病，只是每天到院长室里坐坐，中午之后，即结账时间。其时因纸币天天市价不同，一切以金条计数。他也采取高价作风，收入之大，真是日进斗金。他总是装满了一个手提箱，坐着豪华汽车，到各处去寻欢作乐。因为他没有太太，他追求女性以摄影作为近身之阶，而女性追求他的也不在少数。


        
        
特写相簿  发眉毕现



        
　　在丁惠康新办的疗养院中，我下午五时到院，先巡视我病房中的病人，然后再在门诊部一间中医诊病室中接受来诊病的人。对外名誉虽然很好听，在医院内我却受到九位西医的排挤，看见我病人多就嫉妒，病人少又冷言冷语地讥讽。

　　我觉得自己好像在一个大家庭中做了姨太太（广东人所谓妾侍），有几个西医，见到我连头都不点一点，真使我难堪之至。

　　惠康每星期举行一次聚餐会，我也是一分子。起初我不为他人所重视，总是默不作声。但是这些大医生在聚餐时，各带一个女伴，多数是舞女。惠康说：“你怎么不带女伴？我知道你每天下午有很多病人，而且不少电影明星都来看病。”我说：“她们每天要一时左右才起身，二时三时要化妆，非到五时不能出门，她们多数住在法租界，五时以后，她们如有病，恰好到我诊所来看病。”

　　座上有一个精神专科的名医粟宗华，此人实际上自己也有精神病，特别喜欢和名女人打交道。一次，他提议要我请些女明星来参加。我说：“可以，我能请得到的有杨耐梅、张织云、谈瑛，和有‘骚在骨子里’之称的韩云珍。但是照理要用汽车去接，我一个人怎样接得了？我可预先和她们约定，谁中意姓杨的就由这人去接，谁欢喜姓张的就由那人去接。”此话一出，大家高兴万状。从此我在聚餐会中成为一个重要人物，特别是一位庄德医生，向来对谈瑛十分倾倒，所以他就担任了谈瑛的护花使者。聚会因此也就格外热闹起来，由一桌变成两桌，惠康也为之大乐。

　　后来，每次聚餐又多了一个人，此人姓唐名竹生，既不是医生，又与该院毫无关系。他每次都带一个绝色的女伴。问过他的尊姓大名之后，我才知道他是交通大学唐山分校毕业生，精于工程。他说：“唐山本来不叫唐山，就因为我家在那边开煤矿，一切山头都是唐家的产业，所以称做唐山。”

　　这位富家子弟唐君，是到这个疗养院来看病的。他一看疗养院的X光机陈旧得不堪，大失所望，因此出言不逊。X光科主任弄得没办法，去告诉惠康。惠康对唐君说：“我本来已向洋商礼和洋行购买了一座能转动照射全身的巨型X光机，钱已付清了，可是战事开始，礼和洋行只有一位洋经理，他说要由德国派工程师来装置，现在机器在货仓中，可是没有人会装。”唐君说：“我会装。”惠康于是就打电话给洋行经理，要他由仓库中把这台巨型X光机送来。到时果然由几名工人，随带一本“装置说明书”。等到机器搬入院内，唐君便加以指点，什么放在何处，应该怎样装法。他换上工装，与工人一同装了三天，一通电，就大功告成。惠康很高兴，先为他周身照射。照射完毕，惠康对唐君说：“你的肺部完全正常。”因此，他俩便结为好友。

　　这位唐君的特别嗜好，就是女人，经惠康带领更是路路皆通，于是二人成为同志。惠康念头转得也很快，他向礼和洋行把底片全部购下，因为他认为在战争期间是不会再有货来的，他又想到柯达的胶片，价格不论，有多少就买多少。他买了这些胶片，大大的发了一笔财。他还连续不断地收购德国拜耳药厂的药品，德国人将存货全部出清，纷纷返国。这一下子他又赚到很大一笔钱。唐君也是摄影能手，两人就专事寻芳作乐，而且他们利用拍照技术，得手之后，拍了更多“特写”照片。其实这两个人，照我看已经成为性变态“歇斯底里”患者。

　　有一天，惠康约我看一本锦裱的巨型画册，要我在画册上题一个名称。我一看这部画册，竟完全是女性某一部位的特写，就说：“我可以为你想几个名称，但是题字我不够资格，还是请你自己题吧。”

　　我想出几个名目，如“经穴图”、“百穴图”、“人生之道”等。惠康说：“这几个名称虽好，只是太古老，而且不够风趣。”我说：“那么你另外请几位高明之士再研究吧。”

　　三天之后，他请到了吴湖帆、刘海粟、邓钝铁、马公愚，和女画家周炼霞等许多名画家，加上唐君和我，恰好坐满一桌。这几位嘉宾轮流翻阅这本画册，笑声不绝，叹为奇观；但是要他们题名，却个个摇头不肯落笔。最后由邓钝铁想出一个名目，叫做“天生繁殖之器”，这里面就嵌上了“生殖器”三字。别人都不说话，惠康却期期以为不可，由他改为“天赋繁衍之道”，请钝铁题端，署名“粪翁”。于是有人嘲笑钝铁，你和此道真是前后一线之隔。又有女画家周炼霞打趣马公愚的胡须，说：“你的胡须比下不足，比上有余。”而且绘为图画，大家捧腹绝倒。

　　席间唐君忽发怪论，说：“这一百幅照片，没有什么稀奇，我与惠康两人准备再另拍几百张，我早已发觉女性某部不同，各如其面，是从来不会有同样的。”惠康也含笑点头。这句话真是生理学书上闻所未闻的。

　　自此之后，我更害怕，如果丁福保老先生知道这件事，一定要怪到我身上，所以我对惠康渐渐疏远。我在这间疗养院中担任医生满了两年，就要求退出，最大的借口，就是许多女看护不喜欢服西药，总是要我处方改服中药，都集中在后面消毒室中煲药，药味四溢，弥漫前边的病房。我借此理由，便退出了。

　　友人黄寄萍君说：“你退出这个疗养院实在太可惜。”这时疗养院的前门之旁，尚有一片草坪，由文士周瘦鹃与郑子褒（梅花馆主）两人到这里开了一间精致的小食铺，名为“香雪园”。开业之后，生意不恶，晚间灯光暗淡，情调幽雅。周炼霞就在这个地方想出了“但使两心相照，无灯无月无妨”的妙句。我因不惯夜生活，极少去参加。

城里娃脑

既具怪癖  又患怪病



        
　　又隔了一年，惠康身患暗疾，用尽了各种西医的特效药如Salvarsan（胂凡纳明，是治疗梅毒的特效剂——编注)等都无效。他某处部位，出现一条裂沟，始终不能收口，弄到他行动蹒跚，见不得人。他对我说：“我们西医对于外科的收口方法，只有塞纱布消毒，到时自会埋口，但我的毛病，却久久不能收口，如何得了？中药有没有生肌收口的药？”我说：“我们中药对于收口，有一种很好的药叫做八宝生肌散（方用石膏、赤石脂、轻粉、龙骨、血竭、乳香、没药等），我还要加上一味药，叫做地龙，这样效验更好。”惠康接受我的建议，改用这个药散，涂敷了半个月之后，居然生肌收口，行动如常。后来他问我：“地龙是什么东西？”我说：“地龙即泥土中的蚯蚓，短的三四寸，长的达一尺许，要是被切断的话，每节都会生存，活动如常。”惠康说：“你们的中药，真是不合卫生至极。”我只是付之一笑。（按：近年出品的青微素（即青霉素）、金微素（即金霉素）特效药之外，有一种新出品叫做土微素（即土霉素），即是用土中的蚯蚓提炼而成。原来地龙能制毒，倒是合乎科学的。）


        
        
银行行长  被灌吃粪



        
　　这是敌伪时期的一件趣事，一位银行行长，被灌吃粪。我现在摘录名作家朱子家所撰《汪政权的开场和收场》中一节，这是讲周佛海与一位坤伶筱玲红的艳闻。

　　……第二天下午，我约齐了孙××等到了筱玲红家里，她与她母亲一起出来，我取了写好的脱离据，交付了所谓抚养费用。她看也不看，在她名字下打了个手印。孙××与我也先后在字据上签了字，三分钟就完了手续。我们正待离开，周太太突然走了进来，后面跟着有十多名彪形大汉，都是面生的人，连我从前也一个没有见过。更回首向门外一望，那样一条又深又长的弄，每隔三五步就有一人，好像竟是布岗模样，我已觉得情形有些不对。周太太问我手续有没有办好。我点了一下头。她把脱离据取来看了一下，就折好藏向她的手袋中去。她怒气冲冲再走到孙××的前面，手指着他，只说了五个字：“孙××你好!”就一掌向他面颊打去。站在前面的一个彪形大汉，一看到周太太动手，也抢前一步，跟着用力打向孙的头部，把他所戴的眼镜打落了，鲜血从鼻子里直流。接着，又当胸把他穿的一件蓝色印度绸长衫一撕，“嘶”的一声就分成了两片，更用脚向他的腹部乱踢。孙××本来有两名带枪的保镖跟着的，起初留在外面，此时给周太太带来的人拦着不能进来，（孙）只有高声呼喊救命。筱玲红挺起了一个挺大的肚子，面色变成惨白，周身抖个不住。我立在她面前，为她遮撑着。我怕这样打会闹出人命，而孙某人又是我去约来的，心里又焦急，又有些气愤，但手无缚鸡之力，只有眼睁睁坐视那一幕戏演下去。这时，周太太又开口了：“孙××！你要讨好上司，应当以工作来表现，怎样以拉皮条来献媚？我问你，你是吃饭的还是吃屎的？”十余名大汉轰雷般地应着说：“他是吃屎的！”语声未绝，中间一个手里拿着一个香烟罐，把盖一揭，直向孙某人的头面浇去。原来罐里储满了稀薄的粪汁，浇得孙××满头满身都是。整间屋里弄得臭味不堪。连周太太也掩着鼻存身不住了。她点头向大汉们一示意，被簇拥着返身而去，我也只好乘机溜走了。出来，我到佛海那里告诉了他这一幕的经过，并率直地指出他太太做得太不成话。结果他们夫妇之间，为此又大闹了一场……

　　事后，这位孙行长，在家秘密邀请护士为他洗胃灌肠。但是这件事情实在太有趣了，报纸上虽未见登载，三日后全上海的人，都纷纷传述这件故事，消息如电，顿时腾传众口。

　　这位孙行长一向请我诊病，大家本来很熟。他向日患上两种病：一种是半边头痛，一种是慢性胃病。关于头痛，屡经医治，没有痊愈，西医叫他拔除了好几个牙齿，头痛依然未见痊愈；胃病经我诊治后，日见好转。

　　这次他吃粪后，大约隔了五天，邀我去出诊。他不讳言周妻恶作剧的一幕，极忧虑吃粪、呕吐、洗胃、灌肠会令胃病再发，而且他疑心粪便之中可能有粪毒，会发生不良反应，引起什么离奇的病症。何况那次吃粪回家之后，他拼命呕吐，吐后觉得胃部一直不舒服。他问我这是否有粪便之毒，究竟对身体有无影响。

　　我就告诉他，粪便虽是极污秽的东西，但并不含有毒质，粪便的成分，以食物渣滓为主体，加上了大量胆汁，变成黄色的粪便，所以粪便含有很多人体胆汁。这种东西，照它的成分看来，由口入胃，再从胃进肠，不大可能发生毒性作用。况且有些人平时呕吐剧烈，也会把胆汁呕出来，凡是口吐苦水，就是胆汁泛滥的现象。我说你即使经过这般不幸的遭遇，依理推测，身体上发生的变化是不大的。

　　孙行长听了我的话，觉得很是安慰，我就替他处方调治胃部，免得他胃病重发，他的狐疑也就消散了。隔了一天，那位孙行长心理上失魂落魄，又产生强烈的狐疑，来电邀我去诊治。

　　那件事使孙行长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因此深居简出，在家养息。他原是一个神经质的人，凡事多疑，认为吃粪之事，必然会引起某种可怕的疾病。那天晚上，他发生肌肉抽搐，全身震颤，因此急急地派车邀我诊治。我觉得他并无什么病状，这种抽搐现象，完全是精神紧张所致，与生理病理无关。

　　他提出许多问题。他听人家说粪便会使人中毒。我说凡是小便大便积滞在腹内，停顿几天或十多天时日，那么小便会发生尿毒症，大便会发生粪毒症，你不过被人用粪便作弄了一顿，根本不可能发生中毒现象。他听了我的话，身体的震颤也就安定下来。

　　我看他惊惶过度，完全成了神经衰弱状态，失魂落魄，不知所措。因此我提供了一些关于粪便方面的资料，借此解除他心理上的狐疑。

　　我说一切动物的粪便，都是食物渣滓和胆汁的混合物，人类的粪便亦不例外。其他动物的粪便，在若干情形之下，还有医药上的治疗用途，我可以举出几个实例。

　　譬如蚕的粪便，在医疗上称做“蚕砂”，是治小儿惊风的药物。蝙蝠的粪便，叫做“夜明砂”，可治疗青盲眼。雀粪叫做“白丁香”，能治疗破伤风症。鼠粪叫做“两头尖”，也能治疗小儿惊风。这许多动物粪便，都有解毒功能，可以用做治疗神经系统疾患。

　　这类东西在医生处方中虽很稀见，但在民间验方或单方上用得很多。据传说若干乡村间，还把牛的粪便晒干，晒到臭气完全没有之后，留作小儿高热惊风时煮汤应用。

　　人类的粪便，也有人把它作为医疗之用，以童便治疗吐血症候，是民间习用的单方。你现在吃了一些粪便，仅是精神上受到痛苦，生理上是不会引起任何病症的。

　　这位孙行长听了我的话，肚子里的疑虑扫除一空，大为高兴。他就问我，何以动物粪便有治疗功效。我告诉他，大概就因动物本身的胆汁，含有解毒的功能，中国药物中，动物胆汁是可以治疗多种病的。譬如牛胆治目赤、黄疸，羊胆治赤眼、流泪，猪胆治外科发炎，熊胆可解毒明目，蛇胆也能明目和治疗风湿症候。其中以蛇胆的应用最广，华南有许多人，是极喜欢吃蛇胆的。

　　这位孙行长听了我的一席话，就把怀疑粪便会中毒的观念打消，欣然告别。

　　隔了一天，他疑虑又起，再请我去诊视和要求解释，我也有些不耐烦起来。我切实告诉他，我生平治病，虽然没有见过一个病人是吃过粪的，但是我见过若干病人，从口中吐出粪便来，这是一种“交肠症”，近似西医所谓“肠套叠”的症候。这类病人，类便不由下面排泄，而从上面吐出。吐出的东西有剧烈臭味，就是粪便。这就证明也有人粪便留在胃中，而由口中吐出，这种人与你的情形相仿，并无任何粪毒酝酿的危险后果。

　　孙行长听了我这一次的解说，才认为完全满意，失魂状态完全消失。于是好久没有相见。半年后在交际场中遇见他，他轻轻地对我说，他的多年头痛之患今已消失，难道粪便有解毒之功？我不再多说，只是含笑而别，但回家后，不免大大地笑了好一阵。


        
        
以食为赌  几乎送命



        
　　我们在报纸上，常见到一班好胜的人，喜欢以吃东西的多少来作赌注，胜者除白吃之外，还可以赢到一些银钱或奖品之类。

　　一九五一年，我到英国游历牛津大学区，在许多古老大学之旁，有一家以出售煎饼著名的铺子，铺中墙上雕着每年举行竞食煎饼的纪录，用古体字把得胜者的台衔都刻在上面，大致是某年某君吃煎饼四十枚得奖，某年某君吃煎饼四十五枚得奖，某年参加者六十人未破纪录，某年参加者八十人，由某君突破纪录云云。我细细地估计一下，这种煎饼，每个约重四分之一磅，如果吃到四十个以上，就要超过十磅，进食者的胃里如何容纳得下？真是不可思议。况且这种煎饼，如果纯粹干嚼，怎能吞咽下去，一定要伴着饮料才能送下，再加了两三磅水分，这么大的胃部容量，着实叫人惊讶不已，这真是危险的行为。

　　我在上海时，新世界游乐场和一家酒店，举行呷酒比赛。当时新世界的门券是小洋二角，免费饮酒一樽，可以连续不断地免费取饮，只有一个条件，就是每呷一樽，必须饮尽，要是有剩余的话，就算不合格，不但要退出还要偿付酒资。那时许多酒量宏大的人，纷纷参加。酒店还规定八小时的竞赛时间，在此时间之内饮得最多的就算冠军。记得中国人中，最高是饮十四樽，有一个印度人的最高纪录，竟然是十八樽。那次竞赛连续举行了一星期，大家兴高采烈地参加。当然有许多人饮得烂醉如泥，狼狈不堪，事后究竟有何流弊，也无从调查了。

　　这种竞饮比赛，以人体生理卫生角度而论，是不足为训、极不相宜的。但是人类的心理各异，面对这种情况，往往有人奋不顾身，积极参加。我到了香港，也屡见报纸的记载，说有两人竞食，发生剧烈病患，送入医院，因而丧失性命的，好像也有两三起。

　　在临诊上，我逢到好几个病人，因食物打赌而遭疾病的。记得某年端午节后一天，有个壮年人，因为他夸言能食粽十个，许多朋友纷纷激励，备款作赌。他在进食到第八个时，开始呕吐，宣告屈服。这些粽子都是糯米制作，黏腻非常，壅塞胸头，绝无回旋余地，当晚发病，整晚饱胀不能入睡，次晨即就医诊治。哪里知道，进食的消化药片随服随吐，因此他着急起来，就诊于我。我知道这类重大的伤食病症，只有一个方法，就是用糯米粽一个，放在瓦片上炙成焦灰，研成粉末，和水进服，最为有效。所以我就叫他用这个方法去治理，居然收到效果。花了整整两天时间，才把他所有的积滞消化净尽，当然他胃部也受到伤害。他说在最剧烈时好像有窒息的感觉，两目昏花，汗如雨下，简直短时期内好像要死亡的样子。他自认这种竞食的玩意，真是以生命为儿戏，下次他再也不上当了。

　　中国的习俗，逢到一个节令，必然有一种食品来点缀佳节，例如端阳的粽子、中秋的月饼、岁暮的年糕煎堆等，往往任令大家恣意进食，不加限制，所以好多佳节，都变成了“伤食节”。

　　普通伤食就是食物积滞不化，令到消化机能停顿，只要吃一些消化剂或是通便剂，略加疏导，就可以恢复正常。

　　凡是喜欢做竞食游戏的人，一定平素食量很大，好像永远吃不饱的样子，逢到免费竞食的机会，正好无限制地任意进食。这是违背饮食生理原则的。一个人的食量，有一定的限制，胃囊所能容纳的东西，量小的不过一磅左右，量大的也不过两磅左右，无论如何，到了三磅总归到了饱和点，要是吃到超过平日的饱和点，无非把胃囊撑大，因此食物进入之后，要停顿一个时间才能够消化掉。

　　胃囊是一个软性的肌肉组织，当然有极大的伸缩性，要是超过了正常容量，胃囊可以暂时扩大。有许多年轻力壮的人，努力加餐，能在片刻之间，吃饭五六碗，再加上佐餐的菜肴，一下子可能进食四磅之多。这样的进食方式，要是他能活跃劳动，尚不至积滞不化，但把胃囊撑大后，久而久之，变成胃扩张症，却是屡见不鲜的。

　　胃扩张的症候，令人一餐容量极多，但是胃部下口的括约肌，可能无法伸张自如，那么所有的东西就会停滞不化。况且在竞食情况下所食的东西，往往是特别不容易消化的东西，如糯米团子、粽子、油条、大饼、花生、鸡蛋等，所以有些人为好胜之故，简直可以不顾在饱食后丧失生命。

　　我见过好几个胃扩张患者，能食热鸡蛋六十余枚，或是花生四斤之多。果然有人也能够勉强地获胜，但是胃扩张的症候也越弄越重，将来会遭受到不堪后果。况且当时如果不能消化掉，那么随时有生命危险。

　　记忆之中，有一个人一口气吞食了两磅半牛油而死亡，又有一个人是连吃四十根油条而致丧生的，还有一个人是连吃三十个糯米团子而断命的。这种人即使原来有胃扩张的基础，到了食物周转不灵转旋无地时，会饱胀而死，此时即使用急救的方法，往往吐也吐不出，泻也泻不掉，会活活膨胀死去的。

　　在治疗时，一定要研究他所吃的东西的性质，有些人千万不能够再呷水，因为若干食品加了水，膨胀更厉害，使容积格外胀大，生理上便抵受不了。

　　中国的老方法，凡是吃某种东西吃坏身体的，就用那种东西，放在瓦片上炙灰，使其成为焦炭状态，再研成粉末进食，所谓“炙灰存性”。这是很有效力的对症疗物，因为焦灰入胃，会产生强大的化学作用。日本药学研究者，对此最有研究，称之为“焦炭疗”。近代治疗肠胃药剂，有几样也有黑色的炭剂。但是这种药剂虽好，总以不长用为妙。

　　好多大食家，其实就是胃扩张患者。自恃食量宏大，同人比赛，以性命为赌注，是太不值得的。【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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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气读完，写得很好，很有启发。黄煌的《我的大学》也写了许多医案医事。读这些故事对社会是一种了解，对医务工作有好处，有借鉴。如果有时间，我也会写一些自己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