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万山:汉代的一两等于现在的多少克?

秋千妈

我在这里顺便要说，汉代一两等于多少克？等于15.625 克，汉代的

一两等于现在的15.625 克，汉代的一斤等于现在的250 克，怎么知道的，

看文物啊。我们北京历史博物馆就藏着一个汉代的铜权，那是张仲景在

世的时候，当时汉代的国家的农业部叫做司农铜权，按照当时的权的系

列，它应当是重 12 斤，我们今天拿了一约，除以 12，等于 250 克，所

以汉代的一斤就是 250 克，汉代的斤和两的进位是16 进制，16 两等于1

斤，所以它的一两等于15.625 克，我们为了换算方便，就是汉代的一两

是15克。  

     对大青龙汤来说，它的剂量是几次的治疗量呢？我们看服法，“煮取

三升，去滓，温服一升，取微似汗”，是三次治疗量，吃了一次以后，出

了汗，后面的药就不要吃了，这样的话，麻黄用了六两，一次的量是多


少呢？30 克，麻黄一次的量是30 克，桂枝用了二两，一次的量是 10 克，

甘草二两，一次的量是10 克，杏仁 40 枚，我上午说了 10 枚杏仁大约是

4 克，现在40 枚大约是16 克，16 除以3，5 克的杏仁，生姜 3 两，一次

15 克，一次治疗量是 15 克，大枣 10 枚，这是三次量，一次量大概是 3

枚吧，“石膏如鸡子大”。  

     我们今天的杂交鸡的鸡蛋很大，有的大的鸡蛋有60 克左右，汉代没

有杂交鸡，鸡蛋都是那小小的笨蛋，苯鸡的蛋，土鸡的蛋，在台湾叫土

鸡，在我们大陆叫笨鸡，笨鸡下的蛋就叫笨蛋。这个笨蛋很小，一个也

就30 克左右，所以这里的石膏用的量并不大，那么大一块儿石膏，也就

是三四十克吧，分三次来吃，那一次就10 克左右，石膏用的量不多，麻

黄的量远远大于石膏的量，所以它是以寒邪闭郁肌表为主，寒大于热，

加一点石膏来清里热。

gugu

上海柯雪帆也考证过，但不知又是依据什么，好像不是汉代的铜权

秋千妈

地点：广西中医学研中医临床基础教研室
时间：2004年9月20日下午
参加人员：刘力红老师及热爱中医学的其他老师及其同学
刘老师：今天下午人比较多，多通知两三个人，这么多人，很好的事情，说明很多人想学好中医，第一节课时已谈到李可老中医，现在他就坐在我们面前，就请李老聊一聊学习《伤寒论》的体会。
李老：我学中医是自学，特殊机缘走上这条路，根砥浅，不像大家受到系统教育。23岁自学中医，6年以后记了些方，只会对号入座，有时效果不好也闹不清什么回事。请教老中医，他们告诉我，中医的出路在《伤寒论》，于是开始自学《伤寒论》，从学方开始，麻黄汤系列，麻黄附子汤，麻桂各半汤，小青龙汤，大青龙汤，好些东西似懂非懂，但治病情况有所改变，以前拿方套人，现在各种各样的病放在六经中去考虑，妇科、儿科都是这样，进步一点。后三年治过心衰病没救活，四逆汤治现代讲的心衰，可以说是医圣留给后人的法宝，可以抢救危重病人，关键在剂量，里面关于“附子定量9克，先煎两小时”，以前没有，后世加上去的，所以考虑是剂量出了问题。注解看了不少，没有谈剂量，只有许叔微《伤寒九十论》中记有一个病案：有病人久治不愈，伤寒论上原方原量，一剂药三次服，两次时已豁然而愈，感慨很多。晋时离汉，好几百年，战乱散佚，王叔和整理出《伤寒论》《金匮要略》，现在看来剂量怎么用，没有定见。明代李时珍完成《本草纲目》得原序中指出古之一两今用一钱可也，他当时有权威，提得建议都接受了。距今407年，还是原样，这个量治不了病。除非你功底很深，辩证准，但是没有一剂止，二剂愈的效果。经方治病非常神奇，历史上《伤寒论》治病概貌。古代临床家著作中剂量是不传之秘。
在甘肃救活的第一个心衰病人，昏迷，四肢厥冷，脉是摸不到了，血压也没了，用了30克附子，用开水来熬，前10分钟有点药效就开始灌，加到150克，7小时后病人睁眼，150克基础上另取一剂，后又活了十多年。
81年考古发现汉代的种种度量器，上海的柯雪帆教授进行了实际称量，汉代的一两=15.625克，汉代的一升=200ml，好些具体称量方法。让大家知道用大剂量是有根据的，因为这些已经告诉我们《沙麻木》的实际剂量。这是个契机，只有柯雪帆，他已经70多岁了。以这个剂量加减复脉汤治脉结代心动悸有很好的疗效，但全国无动于衷。除了邓老和军医大学一位教授对此进行思考肯定以外，绝大多数对我的提问，就像是考学生一样。从李时珍老人算到现在，编中医教材40多年，中医界没有把机遇抓住。让大家提高信心，学了就要用。

秋千妈

学长提问：李老您都是自己熬药吗？
李老：开始一直都是自己动手，从来没有附子先煎，稍微迟一点不行。能喝多少算多少，周围的朋友说你是个二百五，去就病人，也没有红包，万一死了，他要敲诈你，我当时只想怎么把病人救活，不会去想别的。弟子生活优越后，没有冒险精神，很难成功。只有一个广珠中医药大学的硕士研究生毕业，杨老师的同学，在武汉门诊用附子，药房都有意见了，一公斤不够用，病人快要死时，医生只想赶快去救，万一死了，病人是通情达理的，农村的百姓非常淳朴。
学长提问：其他《伤寒论》药量是否也按剂量用。例如麻荒汤麻黄用45克？
李老：麻黄就不用那么多了麻黄要另煎（我向李老请教时李老跟我谈麻黄用量是，说麻黄用量也是按剂量用，只是麻黄另煎。待遍身漐漐微似汗出，即不再服用），南方人也不一定腠理疏松。也有出不了汗，因为气候热，喝冷饮，吹电扇，空调的。（我向李老请教时李老跟我说，不出汗的，也有因为小便增多而病愈的）
刘老师：一般都是严格按照经典上用，这几天用当归四逆汤机会多，当归30克，细辛45克。在中国中医药报高层论坛上，我谈到了剂量，危急情况下，剂量成了救命稻草。如按常规，如泥牛入海。李老为我们做了榜样，使我们少走很多弯路，李老是亲自喂病人，呆上几个小时，估计没有问题才敢撤退。这些经验是从临床得来。

秋千妈

(李可)这里说明一点，我用方子，凡是用古方就必须用古代剂量。原则上折算方法，就是汉代一两，等于现在15.625克。如果少于此量，就不能治大病！关于古方，特别是伤寒论的剂量问题，过去大家都讲，好多古人认为仲景方不传之秘在于剂量。我在一生当中，有一次偶然的机会误打误撞，发现了这个秘密。我在60年代初期从甘肃回到山西，曾经治过7例心衰。心衰毫无疑问是少阴病主方四逆汤，但是用四逆汤这些人都没有救过来。以后我就想伤寒论四逆汤原方是，炙甘草2两，干姜两半，生附子一枚，生附子毒性超过制附子5倍以上，一枚大约大者30g，小者15-20g，一两照3倍来计算，四逆汤用制附子，起码3-5两左右，就是古代剂量！但是从明朝李时珍开始，对古方作过一番研究，认为古今度量衡变化不太清楚，究竟应该怎么办，他最后来了个折中，说：古之一两，今用一钱可也。也就是古方伤寒论只用到原方量的四分之一，这样就等于把伤寒论阉割了。（40’）
我怎么样能发现呢，有一次，一个老太太，病得很厉害，她儿子和我是朋友。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他就抬回家准备后事，然后就找我去看，我一看四肢冰冷，脉搏非常微弱，血压测不到。当时开了方子，用了一两半的附子，开了三剂药！我说回去以后给他煮上吃，看情况，如果四肢冰冷全身冰冷，吃了药后温度回来，就可能就回来。结果第二天他又来找，说我妈情况很好，已经能够坐起来，已经吃了很多东西，同时自己张罗着要下地帮媳妇做点家务活。我说不对，我昨天给你开了三剂药。他当时，老太太病重的时候，手忙脚乱，又要准备后事准备老衣服，又要熬药，所以三副药熬在一块（一笑）。一副一两半，三副就是100多克，这就误打误撞，病人好得很快，据他儿媳告诉我，因为她急急忙忙，药熬得过火了，剩下不多一点，加了水量不够，过一会喂一匙，喂了四十多分钟，老太太眼睛睁开，药吃完了，老太太第二天就下炕了，所以药量问题是个关键问题。用药这么大剂量会不会对病人造成伤害？这个大家过虑了，这个剂量，我是从60年代初期开始做的，一直到81年7月，我们国家考古，发掘出东汉的度量衡器——权。当时发现有量液体的，量固体的，量粉末药的方法，很全面。最后经过一些学者，特别是上海中医药大学柯雪帆教授，作了系统的总结。我当时就是误打误撞，发现这个奥秘后，我就逐渐的查找历史上为什么发生断层。为什么张仲景伤寒论的方子治不了病。查来查去，从李时珍开始就是现在的小方子，几钱几分，虽然可以治好些个病，但是治不了大病。在重危急症领域起不了多少作用。（45’）

杨奇云

未必有机会用这么大量 但学医求实的精神当如是

佛手

看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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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升=200毫升
一合=20毫升
东汉一斤=250克左右
一两=15.625
1斗＝2000ml　
1斛＝20000ml　
1200黍米=12铢
6铢＝1分
4分＝1两
16两=1斤
30斤=1钧
4钧=1石
10合=1升
10升=1斗
10斗=1斛
从明代到1979年，钱换算为克的正确公式应为595÷16÷10，1钱约等于3.72克。
10黍=1累,10累=1铢,6铢=1分,4分=1两,16两=1斤
杏仁100粒=40克
桃仁100粒=30克
乌梅100粒=90克
栀子10枚=10克
枳壳1枚=18克
枳实1枚=1.5克
附子中等大者1枚=25克
大者1枚=30克
槟榔1枚=7克
大腹皮1枚=5克
贯众1枚=60克
生草乌1枚=5克,
僵蚕10条=5克
水蛭7条=10克
虻虫6枚=2克,
郁李仁20粒=1克,半升(100毫升)=70克
生半夏半升(100毫升)=50克
五味子半升(100毫升)=31克
 麻仁半升(100毫升)=50克
生枣仁半升(100毫升)=50克
 豆豉半升(100毫升)=52克,
冬瓜子半升(100毫升)=25克
芒硝半升(100毫升)=60克,
吴茱萸1升(200毫升)=70克
 麦冬1升(200毫升)=60克
石膏如鸡子大1枚=60克

汉代的权样图

尺寸:由大至小--1.直径34MM  厚5.5MM  重18.2g
2.直径28.5MM  厚5.5MM  重14.1g
3.直径26.3MM  厚4.8MM  重9.2g
4.直径24.5MM  厚4.5MM  重7.7g
5.直径23.5MM  厚4.8MM  重8.3g
6.直径23.5MM  厚4.8MM  重8.7g
7.直径16MM  厚3.5MM  重3g
5.[直径30MM  厚8MM  重20.5g
直径49MM  厚3.5MM  重26.9g 

量器：
量制概述
    石，作为一种量器名称，即斛或百升为釜之釜，秦时已开始，汉时更通行。十斗为石，石和斛常混着叫。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由商鞅所定的秦量即普遍推广。现存的分别藏于各地博物馆的实物如：始皇诏铜方升，容积有199.5，210至215.65毫升的，后两者量值分别大于标准器(二百毫升)5％(被允许)至6.7％。大一级的量器有容积1980、2050、2000的诏铜椭量或陶量，这些都是一斗之量。以石(斛)为单位的秦量迄未发现。近年来内蒙赤峰出土一种容积甚大秦量器——始皇诏陶量，可容小米32000毫升；另外在吉林发现同类型的三件陶量的碎片，刻有十六斗黍半斗的字样，由所刻文字可知一斛的容积接近于二万毫升。
    在研究秦量实物时，可以看到秦统一后量器容积表示几升或几分之一斗之数的情况很多。如各地博物馆所藏的两诏铜椭量，容积(水)有485、490、500毫升的，属四分之一斗即二升半之量，折合每升分别为194、196、198、200毫升。金石学家著录的始皇椭量有容积480和487毫升的，也是二升半量。还有容积584毫升的，则是三升量而稍弱，再大一些的两诏铜椭容小米650毫升，属三分之一斗量，每升容195毫升。半斗的量器传世的也有几个：如山东邹县出土的始皇诏陶量三器容积(小米)为970、1000毫升，还有一个容990毫升。所有这些--半斗量，三分之一斗量，二升量、二升半量、升量，构成了一个秦量的系列。这和当时的口粮分配制度有关。《秦律》规定。从事筑城等重体力劳动者，“男子旦半，夕参(叁)，女子参”。旦食半，即食五升，参食即三升少半升，一天两餐共八升少半升(少半即三分之一)。女子两餐三食，日食六升大半升。站岗和从事其他劳动的也是日食六升大半升(大半为三分之二。“阨囚”和使者之仆，则只给以“日少半斗”的低标准。不同容积的量器正直接应用于不同数量的廪食供给。不认为这些不同单位的量器是分属于两种或几种不同的量制。
    汉代量器大小都沿袭秦时制度，汉升大小有文献可证，《晋书•律历志》云：“郑元以为鬴方尺，积千寸，比九章粟米法少二升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即汉一升大于周鬴一升(187.6毫升)，其数当在194毫升以上。汉代量器现存的实物不少，升容积为198以至200毫升。前者之例如黾池官铜升，后者之例如上林共府铜升和楚私官铜量。杨氏铜椭量则为一斗量，容1960毫升。王莽制作的铜嘉量一斛容20097.5毫升；新莽漯仓铜斛容19100毫升；始建国铜方斗1940毫升。东汉一斗容量有1970毫升(元初大司农铜斗)至2000毫升的(山东出土铜斗)；一斛容量有19600毫升(建武大司农铜斛)，20300毫升(夷道官铜斛)、20400毫升(光和大司农斛)，以至20440和20500毫升的。尽管有的因制作不精，略有出入，但都和秦时量制一脉相传，也文献所记可合。
    在汉代同一套量制有大小不同单位的各种量具。如西汉平都铜椭量容小米645毫升，合三分之一斗或三升少半升之数(每升194毫升)。据《居延汉简》：戍卒月食粟小石三石三斗三升少，此类量器即用来量三升少半升者。另外，尚方铜椭量容1020毫升，为半斗之量。西汉小量器：大半龠铜量容6.7毫升、铜椭量容50毫升，即四分之一升量，新莽始建国铜龠容10毫升、东汉容10毫升的铜龠则都是一龠之量，还有东汉的铜合容20毫升，则为二龠之量。新莽时小铜撮2.1毫升，为五分一龠量(五撮为一龠)。这些都是用量小数和畸零之数，当不至于误以为分属大小不同的量制。
    大石小石
    比较难办的是汉代很明确地存在大小不同的两种量制——大石小石，大斗小斗、大升小升，这大石小石的量值各为若干?200毫升的升是大升还是升呢?
    汉代大石小石之分，在敦煌和居廷汉简中资料屡见，《汉书•货殖列传》中亦有“漆千大斗”之语。据汉简确切记载，大小石之比为五比三，一小石等于0.6大石。问题是大石到底有多大，合今市斗多少?多年来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二万毫升的石为小石，前面所讲的石都是指小石而言，大石则为小石的二万毫升除以0.6，等于33333毫升，即汉时一小石合今二市斗，一大石合今三斗三升三合。清戴望在《管子•国蓄》注中说：“古之石准今三斗三升三合”(清石与市石接近)。他所说的石就是指大石。另一种说法是二万毫升之石为大石，依此，则小石为一万二千毫克升，合今市斗一斗二升。在这两种说法中我以为前者比较符合实际，后者并无根据可言。(详见拙著《中国代粮食亩产量研究》35—40页)
    其实汉量器大小二制，在先秦时情况就已存在。商鞅“平斗桶权衡丈尺”的桶是木制的方斛，为另一种大斛的六斗之量(《说文解字》：“桶木方，受六斗”)。在商鞅改制前那种大斛很时行，甬(桶)的容积为二万毫升，原先之大斛则应该是容33300毫升。赤峰出士的陶量(16斗)容32000毫升，还有刻有十六斗半字样的陶片，是否含有斗十六半合大石一石之意在内也未可知。
    从汉代看，十几年前在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漆器中，有一件漆书标明是“一升”的耳杯，量值310毫升，和通常所说的汉时一升之量二百毫升不同。考古界人士说这“大约是大升之数”。分析非常中肯。可能这三百多毫升的耳杯就是汉时一大升的一个不太精确的物证。
    还有《史记•货殖列传》的“蘖麴盐豉千荅”一语也值得注意。徐广注曰：“或作台，器名有瓵。”孙叔然曰：“瓵，瓦器，受斗六升合为瓵音贻。”不论“荅”是否即“瓵”，“受斗六升合”的容器古时是有过的。汉时的大斗可能就是这种容积为小斗1.6倍的容器。
    汉尺有大小之分，小尺为23.1厘米，由此制作的量器容积为二万毫升(新莽嘉量)。大尺为27.72厘米，如按大尺长度，依周嘉量(釜)的制作规格计算：1570.8立方寸乘上2.772厘米(一寸之长)的三次方，每斛(石)容积正在3.34万毫升左右。注2大石之每升容333.3毫升，与之正相吻合。可以认为大石就是由大尺而来的。吴承洛亦依古黄钟定量之法来计算汉升之容积：16.2×(2.765)的立方为342.45256毫升。由于所依汉尺微有出入，容积以16.2立方寸为准，故答数略为偏大。但不宜说吴氏所列的汉代一升容积毫无根据。只看小尺定汉石的概念(以二万毫升为石，且说是大石)，完全否定吴氏之说，未免有欠公允。
    一斛容一万二千毫升只在西周的鬴上发生，不能移植于汉代，说这是汉一小石的容积。因为周代的鬴当时的周小尺19.7厘米制作而成，汉代的石由23.1厘米的汉小尺制作而成，其容积只能是二万毫升而不是一万二千毫升。西周的鬴积虽为一万二千毫升，而所含的升只有64升，汉代是百升为石，按百升计算，一石容积就只能是二万毫升，而不可能是一万二千毫升，并且这二万毫升之石还只是汉之小石而已。

    注2《周礼》记载：嘉量一釜(石)。深尺，内方尺而圆其外一。方边一尺，圆径=1.4142136尺，半径为7.071068寸，圆面积=(7.071068)平方×兀=157.08方寸。深一尺，或十寸，圆筒形容积为157.08×10等于1570.8立方寸•具体容积多少，视所用尺之指度(19.7厘米，23.1厘米，27.72厘米)而转移．
    以一万二千毫升为汉代的一小石，问题的要害在于这样算出来的口决不够吃。按：秦时隶臣从事农业劳动的，全年忙闲平均，月食禾2.33石，合粗米1.4石(粗米加工率0.6，精米为0.5)，每日平均4.7升(自耕农为五升)，此是小石，一升按二百毫升计，以今量折合，4.7升当0.94市升即日食粗米一斤半(0.94巿升乘1.6市斤)，一月45市斤，合精米为月食37.5市斤，生活还过得去，如小石按一万二千毫升计，一月食粗米只含27市斤，食精米更少了，仅22.5市斤。这一点口粮怎么能维持重体力的农业劳动的消耗?(今日副食品多，重体力劳动者一月需用精米40市斤)只有一小石为二万毫升，一大石为3.33万毫升，才能和粮食的消费水平对得起来。
    秦汉时的大石本系量粗物和带壳的原粮而用。粮食(粟)的加工率为0.6；以大石量给粟一石，即等于付给加工后的粗米一小石。大小石之比例就是这样定的。至于大石也用以量米，小石也用以量粟，两者混用不分，则是后来之事了。小石比较轻便，使用机会较多，可能以此之故，大石的使用相对较少，所以在出土实物中不易发现汉代的大石。
    特殊小量器
    汉代量制在上举的大石小石之外，还有一种特殊的小量器，如只容1.2毫升的小铜勺等，这些量器既非大小量器的几分之一的畸零之数，更非所谓汉小石1.2万毫升的万分之一。典型的1.2毫升的实物是东汉时的二分铜量，此器形似小勺，长柄，柄上刻一分容黍粟六十四枚，(《图集》92页)。一分是个容量单位，“十黍为一铢，六铢为一分”(陶宏景《别录》)，一分之量正可容六十黍。此铜量实为二分之量，实测容水1.2毫升，容黍128枚(和《别录》所云甚近)。专家推断这种小铜量多为量药物之用。我认为，其来源即是古黄钟(用24.63厘米的九寸为黄钟之长)一龠之量12毫升的十分之一(古黄钟一龠容黍一千二百粒)。秦汉时随着尺子变短(23.1厘米)，黄钟一龠虽已缩小至十毫升，但量药物有习惯性，仍保持用旧的与12毫升有关的量器未变。如果此种假设前提能够成立，则东汉时容六毫升的小铜量两件可视为量药物的二分之量的五倍，都与以23.1厘米为尺的九寸作黄钟之长，其小量器容10.20毫升的铜龠、铜合、分属两个不同的量器系统，推而广之，西汉容7.2毫升的小铜量为六倍于二分之量；容0.4毫升的小铜量似为二分之量的三分之一，可能也都是量药物的专用器具。(《图集》页78)西汉还有一个18毫升的小铜量，容量略小于一合，也属特殊用途的小量器。云梦秦简《传食律》规定：上造以下到官佐等，食“盐廿二分升二”。专家认为，按秦汉每升容量合200毫升折算，“二十二分升二”当今18毫升，与此器容量相合(《图集》页79)。据此，这个小铜量就是量盐的特殊用具了。


重量：
秦统一全国后，衡制益臻规范，一斤之重大率以250克为准。这250克正是黄钟一龠所容黍粒重量(半两)递进累计(乘2乘16)所得的结果。现存的刻有始皇二十六年诏书可断定是为统一之后的衡器，著录于《图集》者不下三十件。分类转录，可如下列：
    铁石权八枚，器重和铭重(此处为重量之石，即120斤)相较，折合每斤所重的克数分别为：273.75、271.66、268.8、265.1、262.5、261.9、256.3、254.2克。铜石权一枚斤重253.6克。
    两诏铜权(钧权)折合每斤252.4克，始皇诏铜权(20斤)斤重249.8克。
    十六斤铜权三枚，每斤各重261.6、260.9、251.3克。
    大騩铜权、旬邑铜权、始皇诏铜权(皆为九斤权)，每斤各重255.5、252.2、240.6克。
    八斤铜权三枚，斤各重257.9、250、249.7克。
    五斤铜权四枚，斤各重253、252.9、249.4、249克。
    一斤铜权二枚，各重252、248克；又秦二世时一斤铜权二枚，各重250.4、247.5克；美阳一斤铜权240克。咸阳亭半两铜权7.55克。
    以上说明权越大(如石权)，斤重越不准(一般偏大，有高出百分之七以上者)。因权衡制作不易，大权未必合乎标准。超重者需凿去一些(权上有槽，为凿痕)，但也不可能刚好，故出入仍难避免，同时大权为称量实物税收用(如收藁税，即以石计)，大秤进已是普遍规律。权之中、小者、则围绕在一斤250克上下波动不大(太小的权如半两也难制，重量则偏低)。从适中的数值看(247.5克至252.9克)，以十四个权平均，每斤之重为250.54克，差不多是250克之数。这个数字肯定与以23.1厘米为尺的秦黄钟一龠(10毫升)所容黍子之重无关；而是沿用了以24.63厘米为尺的古黄钟一龠(12毫升)所容1200粒黍的重量未变。从实物看，楚(后期)和燕国的斤重已为250克或接近250克，由于战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方便各国之间的商品交换，秦国衡重已渐向250克靠拢，统一后更以250克为标准了。有的学者(万国鼎)以秦权每斤重240克，根据不足。(美阳斤权较轻，只240克，是个别情况)。
    汉承秦制，只是黄金称量中改镒为斤，一般物品一样用十六两为斤之斤。一厅之重也应以250克为标准。出土的西汉铁权每斤之重在250克上下出入不大者有这么几件，如满城出土的三钧铁权，每斤合249.9克；旅顺所藏的重一斤十两的官累铜权，每斤合248.3克，陕西出土的武库一斤铜权重252克；内蒙出土的一斤铁权每个重249.23克。(《图集》页139、142)也有重242几克，甚至230几克的，这些因有不同程度的锈蚀、磨损、剥落，有长期使用的痕迹，重量不准，不足为凭。江陵凤凰山汉墓出土的衡杆及铜环权，环重10.75克，相当于十六铢，如是推算则每斤合258克：这是所发现的商业用的市秤，比250克的标准重量略大(1.032)，但尚在允差的范围之内。
    情况比较复杂的是西汉现存的量器上面自铭的重量同实测重量，与250克的标准重相比，颇见参差。其每斤所折合的克数为：黾池官铜升237.6克，楚私官铜量228.6克，上林共府铜升285.6克，平都铜椭量240.7克，尚方铜椭量248克，杨氏铜椭量229.7克。
    推其原因无非是称量的权衡不标准，故自铭的重量也就没有准头。如果用合乎标准的秤来称，情况就不这样了。如西安出土的西汉铸钱铜原料，每块重量刻字均在一百二十斤(四钧)左右，这就是按标准的权衡称出的重量。因为用今市秤(500克一斤)比重，约60斤有零，即汉一斤约合今市秤半斤有零，与一般的概念相合。秦汉一以贯之，二斤合今一斤(市斤)，每斤250克，十六两秤，每两合15.625克。这个说法应该是可以成立的。
    据南京博物馆报告，近年来在盱眙南窑庄出土了一批刻有重量的汉代金币。数量之多，为前所未有。这批金币有九块成圆饼状，其中四块底面刻划阴文直行正书文字“斤八两”、“一斤二两九铢”、“一斤八两四朱”、“一斤八两四”，其重量经实测分别为376克、289克、379克、250.93克，合公制，前三块每斤分别为250.67克，251.64克、250.93克，最后一块不成比例，当有部分为使用时割去。还有一块麟趾形的，底面刻划阴文直行正书“十五两十五朱”，重246.6克，每斤合252克。八块马蹄形的其中刻斤两的有四块：“十斤十一两”(重434.8克)。“一斤十两廿三朱”(重421.4克)，“一斤十两十一朱”(414.2克)、“一斤二两廿朱”(295.8克)，每斤所重克数分别为253克、249.8克，250.8克、250.74克。大体言之，一斤约为250至25l克。这一材料更有力地支持了汉代一斤合250克的结论。
    吴承洛度量衡史中以秦汉每斤重258.24克，这个数字偏大，其来源系根据吴大澄称秦钧权(一个)、石权(一个)重量而得来(从湘平与公制克数相折合，得每斤重258克余)，所用材料太少，从多数材料看，还是以斤重接近250克为众。258克或更重于258克的数值也有，然而是不多见，也是不精确的(吴氏同时列举的一个斤重的秦权，只重226.3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