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贯•消渴论》中一处讹误探源

仲师门下

       明代医家赵献可在其著作《医贯•卷之五•先天要论下•消渴论》中言：“昔汉武帝病渴，张仲景为此处方，至圣玄关，今犹可想，八味丸诚良方也。”（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95-96）汉武帝刘彻，为西汉时第五位皇帝，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88年在位；张仲景为东汉末年三国时人，约生于汉桓帝延熹三年（公元160年），卒于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两人相距二百五十余年，风马牛不相及。何以东汉末年之张仲景能以八味丸去治疗二百五十余年前西汉初刘彻的消渴病，不经之甚，莫此为最。
    对此，清代徐灵胎《医贯贬》尝以驳之：“仲景是汉献帝时人，与武帝相去二百余年，明明有考，乃造出此语，何即赵氏所谈，无往非梦，而此则又梦之最不经者。”（《徐大椿医书全集》（上册），人民卫生出版社，1988：145）徐氏虽然出语言辞激烈，但赵氏之错误显而易见，受之不冤。
    虽有徐灵胎批驳在前，但仍有医家因袭《医贯》讹误，熟视无睹，屡加引用，执迷不悟。可见著书不谨，贻害无穷，可不慎哉？如清•陈士铎《石室秘录•卷一•礼集•逆医法》中曰：“张公（仲景）曰：余立地黄丸，原所治武帝之消渴也，不意可以治此等之症，实有奇功。”（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1：12-13）其在《辨证奇闻•卷六•消渴门》又曰：“治此等消渴，仲景张君夫子肾气丸最妙，世传肾气丸，乃张夫子定之，以治武帝之消渴也。”（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5：236）清•汪昂《医方集解》中亦曰：“汉武帝病消渴，曾服此丸。”（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3）读而不思，以讹传讹，良可胜叹！
    不过，细加考证，造成这一讹误，始作俑者，似非赵氏，更有前者。考宋代方勺《泊宅编•卷第八》中载：“提点铸钱、朝奉郎黄沔久病渴，极疲悴。予每见必劝服八味元（丸），初不甚信，后累医不痊，漫服数两遂安。或问渴而以八味元（丸）治之，何也？对曰：‘汉武帝渴，张仲景为处此方。盖渴多是肾之真水不足致然，若其势未至于痟，但进此剂殊佳，且药性温平无害也。’”（中华书局，1983：46）方勺（1066—？），字仁声，婺州金华（浙江金华县）人，一说严濑（浙江桐庐县）人。后寓居乌程（浙江吴兴县）泊宅村，相传该处为唐隐士张志和浮家泛宅之所，因号泊宅翁。元丰六年（1083）尝入太学，后任虔州（江西赣州市）管勾常平，元祐五年（1090）自江西赴杭州应试不举，遂无仕进意，直到晚年方又得一官。其曾和当时名士苏东坡、苏子容、朱服、王汉之、王升、叶梦得、洪兴祖等人游，对当代时事、人物轶事多所见闻，《泊宅编》即是其一部见闻笔记，多载此宋末、南宋初朝野旧事。方氏作为献可的乡党前贤，对其必钦仰有加，而献可“好学淹贯”（乾隆五十三年《鄞县志•卷十八•艺术》）必读过其著述。故《医贯•消渴论》中讹误必从《泊宅编》而来，赵氏替方勺承担了骂名，似乎有点冤枉。但方氏作为文人，对医家张仲景可能不太熟悉，谩听传闻，信笔记之，在所难免，情有可原。而作为医家的赵献可，对于医圣张仲景，应该耳熟能详，心晓肚明，而引文不察，为文不谨，未予稍加核证，出此常识性错误，难辞其咎。

大河

古文常有讹错脱文。此前说仲景治汉武帝消渴，显然有错。但考察古书错误，首先应当考察文献本身的正误，然后再查历史真相。既然前人有此一说，终究是有缘由。查东汉创建者刘秀，也就是光武帝。是否只是古书文字脱漏，或许有人省称略去“光”字呢？我想很有可能。但再一查，刘秀生于公元前6年，于公元25年建东汉，卒于公元67年。时间还是不对。这出典终究还是错的。不过，总算把讹错时间缩短到100～150年之间。是否有点象陈景润研究歌德巴赫猜想？虽然没有达到1+1，总算接近了。假如有人把“某帝”中的“某”错成了“武”，这不就解决了？又比如，他说的是“魏武帝”，而只是把“魏”错成了“汉”呢？曹操本来就是汉臣。这时间是否可以更接近？(曹操生卒年为：公元155～220年)这样一来，错的只是文字，而不是典故事件了。当然这只是“假如”。

好像我认为楼主也有错了，但是楼主已经很不简单了，我们不必要求全责备。徐灵胎出言激烈，其实也常有疏漏。似乎我们也不应责备赵献可引文不察，为文不谨，他也不是故意出错，只是未能纠正前人错误而已。

当然，我也只是证明了这种可能性。这个工作应该留给医学史专家去做，我等只关注医学部分内容，与历史事件的真假或许有间接关系，但直接关联不是很大。

wcg214

指曹操的可能性比较大。

仲师门下

大河先生之说，别具一格，颇有见地，可备一说。承教了，益信独学无友，未免孤陋寡闻！

大河

不敢言教，随想而已。不过曹操有没有消渴病，这还没有证据。倒是汉武帝确实患有消渴病，史书多有记载。然而，史书上说汉武帝患消渴，用肾气丸是无效的，后来还是匈奴王献了方子来，才治好了他的病。这又与中医文献记载不一致，正好否定了肾气丸。历史总是扑朔迷离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