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魏晋风度”到“乾嘉学风”——社会文化对中医发展的

芭窗夜雨

近期读到两篇文章的文摘，笔者感受到社会文化环境对中医学发展的深刻影响。

1、要重温乾嘉学者的为学和为人
陈桥驿在《杭州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撰文指出，中国在明朝一代，学术风气不好。清初学者顾炎武曾说：一个朝代只出过一部好书。这话或许说得太过分。但说明这个朝代中做学问的人不多，可能是有些道理的。到了清朝初年，做学问的风气变了。出了不少认真做学问的著名学者如顾炎武、阎若琚、全祖望、戴震等，其中多数是乾隆到嘉庆年代的人物，他们一丝不苟地做学问，写出了许多流传后世的好书，于是学风就获得了改观和振兴，这就是被后世所称道的“乾嘉学风”。

回顾经方的发展。伤寒学的回温、争鸣，徐灵胎等医学家的出现，恰好都契合这一时期。明朝的医学主流是什么呢？不说都知道。

2、东汉后期士人的“激诡之行”及其影响
王永平在《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11期撰文指出，魏晋名士倡导“自然”，行为“放达”，不拘儒家礼法．蔚然成风，影响中古思想文化各个方面。此风并非如风暴骤起，而是渊源有自，无论其根本的思想脉络，还是其具体表现形式，都肇始于东汉中后期。汉末诸多特立独行之士，如戴良、马融、孔融等人，皆追求“达生任性”、“任情不羁”，在日常生活之态度、待人接物之仪表、居丧守孝之礼法等方面，都表现出重情轻礼的特征，不以儒家伦理规范为意。究其思想根源，在于他们摆脱了僵化的世俗儒家礼法的束缚，获得了道家自然精神的支撑。随着汉晋之际的社会变革，此风演化成为波澜壮阔的时代思潮，也就是所谓的魏晋风度。

《汉书》记载汉代的疫病大流行并非东汉末年独有，《伤寒杂病论》记载的仅是汉代大疫之一载。为什么张仲景会诞生在东汉末年，我想这不能脱离社会文化环境，如王永平考据，东汉后期士人的“激诡之行”及其影响是张仲景人物产生的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社会因素。张仲景不可能诞生在汉武帝时代，不是因为汉武帝时期没有如此聪明才智之人，也不是《伤寒杂病论》中记载的经方没有被前人发明并记载于书，独独因为缺乏思维的突围。而东汉后期士人的“激诡之行”直接打开了这一缺口，并直指之后的魏晋之风。

所以，对研究经方历史而言，“魏晋风度”与“乾嘉学风”是两个重要的文化转折标志。对当代的经方发展，我们需要这种突破口。

接下来的第3个资料，就更有意思了。

3、被怀疑的华佗
于赓哲在《清华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撰文指出，假如没有弘扬传统医学的需求，就不会有近百年来对华佗外科术事迹的推崇，因为按照中国传统医学发展的脉络自然发展的话，华佗外科术将继续被视为神怪传说，永远尘封在故纸堆中。耐人寻味的是，国人近百年来对华佗的推崇，首先是因为西医外科成就使其重新确认了华佗外科术的真实性，其次是因为华佗外科术诸要素与西医暗相契合，这等于完成了一次小规模的建立在西学话语权基础上的民族自信重建。

这一资料充分显示了现代科学对传统技术的深刻影响。笔者在现实中的感受是，我们不仅仅是对传统的东西知道得不多，甚至对我们身处的时代也是相当无知的。

（芭窗夜雨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