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医结合：半个世纪的争论

梁知行

在为中西医结合支付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后,人们的反思似乎回到了原点:作为世界上少有的提倡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相结合的国家,中国的这条路选对了吗

　　 “中西医结合”方针已提出约半个世纪,今天仍在承受追问和质疑。

　　 “这让搞这个专业的一些人觉得尴尬”,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秘书长穆大伟说。

他告诉《瞭望》新闻周刊,中西医结合的出发点本是“西学中”,即用西方现代医学的方法整理、挖掘中医药学这个宝库,然而,半个世纪后,西医反客为主,其强势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中西医结合遭到西医界的忽视、忽略,甚至在中医那里,也受到冷落,被认为名为发扬中医、实则消灭中医——“结合一点,消灭一点,完全结合,完全消灭”。

　　 北京崔月犁传统医学研究中心以“振兴中医”为己任,该中心主任张晓彤是原卫生部部长崔月犁之子。他对《瞭望》新闻周刊说:“中西医结合就是西方为消灭中医药而射向中医的一支暗箭。”

　　 在为此支付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后,中国的医道中人对中西医结合的反思似乎回到了原点:作为世界上少有的提倡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相结合的国家,中国的这条路选对了吗？

　　 毛泽东:西医学习中医

　　 有关政府官员对这一抉择显得颇为自信。

　　 西医出身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当过赤脚医生,自称为“野路子”的中西医结合医师。

　　 2007年,他在中国医师协会中西医结合医师分会成立大会上说:“我们的中西医结合,应该说比西医（或现代医学）和中医到了更高的一个阶段,只是我们做得还不够,如果哪一天我们真的做好了,我们一定是处在人类医学里面最高的境界。”

　　 在这次讲话中,韩启德还表示,“中医还是中医,西医还是西医,我想永远不能叫中西医结合,也达不到结合。”

　　 在他看来,中医、西医一起来解决问题,也是一个很好的结合,但从长远、从根本上说,只有把中医、西医两者结合,创造成一体,也就是创造出中国医学,才能说真正达到中西医结合。

　　 50多年前的1956年,毛泽东就萌生类似想法。他提出:“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

　　 这被认为是中西医结合概念的原始出处。

　　 此前的1950年,在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首届全国卫生大会上,即将“团结中西医”确立为卫生工作三大方针之一。

　　 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王振瑞是知名医史专家,他向《瞭望》新闻周刊分析说:“团结中西医是基于当时现实国情的一种必然选择。”

　　 刚刚成立的新中国,面对民众贫病交加、健康状况较差的情况。中医有几十万人的人员优势,西医有防治传染病、地方病等的技术优势。“在这种困难时刻,只有中西医团结协作,才能迅速改善当时的医疗条件和卫生状况。”王振瑞说。

　　 他的研究还表明,在第一届全国卫生大会上,除落到字面上的“团结中西医”外,还有一个虽未宣传、却在执行的中医政策,即“中医科学化”。

　　 王振瑞说,此时的“中医科学化”,其实说的是中医医生的科学化,即对经考核合格准予执业的中医,通过“进修”进行现代医学的改造,使其变成“科学医”。

　　 换言之,“中医科学化”就是让中医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的理论,如解剖、生理、细菌、病理等。

　　 此项政策执行几年后,1955年11月19日的《人民日报》刊载了当时卫生部副部长贺诚的检讨,题为《检查我在卫生工作中的错误思想》。

　　 贺诚暴露他的“错误思想”包括:“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虽然号召了中西医互相学习,但在实际工作中则只着重要中医学习西医学”,“我的团结中医是从临时应急观点出发,并且认为终必以西医代替中医”,“我认为中医的前途将是:由城到乡,由乡走向自然淘汰”。

　　 此番检讨的背景是,自1953年开始,毛泽东对卫生部轻视、歧视、限制中医的做法提出批评。

　　 1954年,毛泽东强调,“今后最重要的是首先要西医学习中医,而不是中医学西医。”

　　 当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贯彻对待中医的正确政策》的社论,认为:“号召和组织西医学习研究中医的必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11月23日,中共中央在批转中央文委党组《关于改进中医工作问题的报告》中提出,“当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大力号召和组织西医学习中医,鼓励那些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西医,采取适当的态度同中医合作,向中医学习,整理祖国的医学遗产。”

　　 此种氛围下,1955年,卫生部举办了第一期全国性的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下称“西学中”班）。

　　 “中西医结合就是从西医学习中医开始的,西医学习中医是史无前例的创举。”王振瑞评论道。

　　 崔月犁:不知不觉把中医消灭了

　　 1955年12月21日,《光明日报》刊发社论《开展祖国医学的研究工作》,认为:“西医学习中医学术,必须是系统地学习,全面地接受,然后加以整理和提高。”

　　 王振瑞说:“这是几十年来一直发挥着指导作用的'系统学习,全面掌握,整理提高’十二字方针在媒体上的最早表述。”

　　 很多当事人一度对“西学中”的意义不解,对学习中医产生抵触情绪。

　　 李经纬是第一届“西学中”班的学员,目前是中国著名医史学家。去年他在《中华医史杂志》发表“八十自述”,提及当年他参加学习的状态:“首先由于解除思想上困惑之需要,自己下决心系统阅读历代中医外科著作与综合性医书之外科内容。”

　　 1958年,李经纬等首届“西学中”班学员毕业。

　　 同年9月25日,卫生部呈递《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班情况成绩和经验给中央的报告》,称学员们“逐步对中医发生兴趣,觉得越学越有内容。特别经过他们亲手以中医的学术治好了不少病人,他们亲身体会到,用中医学术治病,确有较高疗效。比如:有一黄疸患者,病势危急,西医治疗无效,后由学员李经纬用中医办法治好了”。

　　毛泽东批示:“此件很好”,并说“中国医药(600056,股吧)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据穆大伟介绍,此后,全国有计划地举办“西学中”班一直持续到1976年左右,各种脱产或不脱产的“西学中”班俨然成为一项群众运动。

　　 穆大伟认为,“西学中”班是中西医结合人才培养的第一个里程碑,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成长为中西医结合的中坚力量,陈可冀、吴咸中、沈自尹等佼佼者相继摘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等多项大奖。

　　 在“西学中”轰轰烈烈的势头下,1978年,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崔月犁看到的情况却是,“中医那时已经被破坏得很厉害了”。

　　 崔月犁晚年在自述中写道,“文革”前全国有371所县以上的中医院,最后只剩下171所,这剩下的171所,基本上是西医掌权,里面的医疗方法也基本上全是西医,即挂着“梅兰芳的牌子,唱着朱逢博（美声唱法的音乐家）的调子”;同时,全国中医职称专业技术人员有34万,仅占总人口0.34‰,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中低级人员,高级职称人员所占比例很小。

　　 崔月犁分析了中医困难的原因:“有些人在指导思想上不明确,不是在发展中医或者发展西医过程中进行中西医结合,而是直接以西医替代,嘴上承认中医是科学,实际心里还是认为中医是落后的,不知不觉把中医消灭了。”

　　 “直接以西医替代”,就是被一些中医从业者诟病的“中医西医化”。他们认为,从结果上看,中西医结合就是中医西医化。

　　 张晓彤说:“毛泽东的政治理念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法宝。在对待中医的问题上,毛泽东沿袭他的政治理念,但医学毕竟不同于政治,应该让政治的归政治,医学的归医学。”

　　 原卫生部中医司司长、被称为“中医司令”的吕炳奎,1981年为《浙江中医杂志》撰写《如何认识和对待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长期并存的问题》,认为,“'文革’前的17年,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工作出现过一些曲折或者是大的曲折,但由于得到党的重视,中医事业得到了发展,取得了较大的成绩”,“'文革’十年浩劫,中医事业遭到了严重破坏”。

　　 吕炳奎认为,“文革”期间,在中西医结合方面形而上学猖獗,提出了“人人学中医”、“在1985年要创造新医药学的雏形”、“赤脚医生是中西医结合的主力军”等“耸人听闻的、严重脱离实际的口号”。

　　 结果是,“中西医结合一时成了卫生工作的中心,一切隶属于中西医结合,服从于中西医结合”,“西医发展受了影响,中医濒临被消灭的境地”。

　　 张晓彤对“中西医结合”的评价是“一个政治口号、一种行政号召”,“既然承认中医是科学的,为什么又将中医自身的发展与完善寄托在西医学术身上？为什么不能让中医按照自身规律,自我发展、自我完善呢？中西医结合就是要用西医取代和改造中医,它对中医的伤害,比西医更为严重”。

　　 “纯种马优势派”比拼“杂交稻优势派”

　　 穆大伟淡淡一笑,没有正面反驳这种观点:“的确听到过这种说法,我认为他们不了解中西医结合的目的,也不了解中西医结合的研究方法。”

　　 他强调,中西医结合的使命从来都是继承发扬祖国医药学遗产、发展中国医学科学,只是其采取的研究方法是现代科学方法。

　　 王振瑞认为,关于中西医结合会使中医学消亡的担心是多余的,几十年的中西医结合研究并没有导致中医学的部分的消亡,反而为中医学的发展提供了借鉴。一种科学能否存续,最终取决于社会对它是否存在需求。如果真的完全丧失了社会需求,它便自然地走向消亡。“但即便到了那时,与其视之为消亡,倒不如认为其可贵的经验和精神以新的形式获得了永生”。

　　 自19世纪西医比较系统地传入中国,就有人试图调和中西医,并发展成近代中医的代表学派——中西医汇通学派。其代表人物张锡纯在上世纪上半叶因撰写《医学衷中参西录》,被奉为“实验派大师”。

　　 张锡纯的实验,并未引发“中医西医化”和反“中医西医化”之间的争论。

　　 王振瑞认为,中西医汇通派的医家和中西医结合的从业者,在“立场、研究方法和目的上有本质区别”。前者站在中医的立场上,用思辨和类比的方法,将西医学知识融于传统中医学体系,建立新的中医学即“新中医”;后者立足两种医学之上,用实验科学的方法,阐释传统中医学的规律,发掘中医学的理论精华和经验真知,使之与现代医学体系相融合,建立统一在实验科学基础上的新医学。

　　 张晓彤说,正是因为二者在出发点和目标上的巨大差异,中西医汇通派仍属中医流派,中西医结合则出自一种虚妄的想象。

　　 具体而言,在研究对象上,中医关注整体状态下的人,西医研究机体的结构和功能,从研究方法上,中医重系统,西医重还原,“这些难以中和的差异决定了中西医的结合只能是一个看似美好的乌托邦”。

　　 穆大伟强调,中西医结合有初级阶段、高级阶段的差别。“初级阶段的中西医结合,包括诊断上的辨病与辨证相结合、临床上的治疗方法与药物相结合等,高级阶段则是两个医学理论体系的融会贯通。”

　　 王振瑞认可中西医理论体系的相融难度甚大,中西医结合基础研究并不都是成功的,但不能因此而否认中西医结合的研究方向。在某种意义上讲,不成功也是一种收获。

　　 长期从事医学人文研究的王一方在《医学人文十五讲》中将两派比作“纯种马优势派”和“杂交稻优势派”。

　　 王一方说:“我倒希望各自坚持自己的主张去发展,不要也不可能既要'纯’、又要'杂’这类的调和立场,在我看来,砸碎传统的大革新家与坚守传统的大保守家都值得尊重。尤其是在科学革命学说盛行的今天,要充分尊重文化守成主义者的选择实在不容易。”

　　 “海陆空”或“魏蜀吴”

　　 1980年,卫生部召开中医、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出台了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长期并存的方针。

　　 “这个方针明确了中医、西医和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的相对独立性,标志着中西医结合迈入新的阶段。”王振瑞说。

　　 此后,有关部门又先后提出“促进中西医结合”、“推动中医、西医两种医学体系的有机结合”、“发挥中西医结合的优势”等方针。

　　 王振瑞认为,“20多年来,中国政府保证中西医结合的独立学术地位,促进中西医结合已经成为一贯性政策,虽然难以预料未来会否出现大的转折,但可以肯定的是,谁都希望这三者要搞海陆空,不搞魏蜀吴。”

　　 只是,在“中西医并重”的政策下,西医已占尽优势,中医和中西医结合一直难以完全摆脱生存危机。仅从中医和中西医结合二者所能获得的各种资源看,其总和仍与西医有天壤之别。

　　 王一方说:“科技领域里却偏偏有一个顽强的'中国医学’概念的存在,实在是一个特例,它说明中西医学的整合程度尚有一定难度,也说明中国医学具有较浓的人文特征。”

　　 韩启德在前述讲话中亦称:“西医在一个东方国家成为主流医学,我想这是一个普遍现象。但是像中国这样自己的、原来的医学,退到了非常非常边缘的位置,而绝大部分被现代医学占主要地位的情况,我想这不是唯一,不是非常特殊的情况。”

　　 他接着说:“反过来,就是中医又这么强大,这是很少见的,在西方国家也有自己的民族医学,叫替代医学也好,其他民间医学也好,但是它是非常微弱的,只有我们中国有这么占主导地位的现代医学,同时又有这么历史悠久,而且在现在还发挥着这么强大、普遍作用的自成系统的医学,我认为世界上是没有的。”

　　 着眼现实与未来,有人悲观地认为,“中西医并重”可能很难实现政策上的“公平发展”。对此,香港中文大学中医中药研究所梁秉中教授在为《当中医遇上西医》一书撰写的序言中指出:“科技的成果,造成了它的专横跋扈,早已形成唯我独尊之势,除非传统医学能及时引进科学,利用科学,否则也只好安于自我封闭了。”

　　 这也正是张晓彤们担心的——“强者和弱者怎么可能真的结合？强者是一定会要求弱者完全服从的,那弱者还能存在吗？”


【作者：张冉燃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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孰是孰非，只有治好病，少生病，提高健康水平才是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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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运自然，让中医、西医的发展走自己的学术道路，摒弃政治诱导，才是正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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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者实一，局整不同，如同道德与法律，美术与摄影，武术与拳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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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了一句话：“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在目前的环境之下，几乎难以严肃地讨论学术问题。政治的倾向、习惯势力的捣乱、“有钱有势就是爷”的心态的干扰……使得思维的严谨和逻辑大打折扣。诸君仔细分析一下上文的争论就会发现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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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和许多学科都能结合，对于西医似乎是死对头，我想没有必要，统一战线么。
中国近代医学史由于受政治的制约，许多时候不敢讲真话，中西医结合历史就很有争议。

梁知行

中医：来自“科学”的挤压


“老外也承认中餐好吃,他怎么不要求大师傅给他说清楚为什么中餐好吃,究竟是中餐里的哪种材料在起作用,凭什么到了中医这儿,就非得说个真真切切明明白白呢？”

　　 当西医的第一把手术刀成功切开中国患者的身体时,一场中西医的疗效竞赛开始了。

　　 2006年底《中国青年报》和腾讯网的一项联合调查显示,87.8%的受访者表示自己“相信中医”,但仅27.7%的人声称自己“如果生了病,愿意首先看中医”。

“生了病,不是先找中医看,这是真的相信吗？”张晓彤大声说道,“我觉得中医的民意正在丧失,失去民意,中医的心跳就要停止了。”

　　 他对百年来中医的命运,充满了失落感:“中医在西医所谓'科学’、'现代’等概念的挤压下,遭了多大的罪呀。”

　　 初入中国之时

　　 西方医学初入中国之时,并没有给中医造成“冲击感”、“挤压感”。中医曾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踏着自主、稳定的步伐,留下“四大经典”、“十万锦方”等医学财富。

　　 1796年,英国医生詹纳发明种牛痘术以预防天花,却遭到英国国内的质疑。直到1802年,种牛痘术才在欧洲大陆和美洲试用。1805年,牛痘接种法传入中国,经广州、北京、上海等地先后提倡,渐渐取代了中国自行发明的人痘接种技术。詹纳心生感慨:“中国人似乎比我家乡的英国人更信赖种痘。”

　　 “那个时候一些中医的姿态是比较开放、比较包容的,并不觉得西方医术是对自己的挑战。”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医史文献学教授梁永宣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描述说。

　　 据她介绍,早期西洋医学主要是通过宗教传播形式传入中国的,传教士们为了传播基督教、拯救中国人的灵魂奔波来华。“起初传教士也没有刻意行医,可能只是有心人发现行医有利于传教,才着意加大医学技术的运用。这个道理很简单,我解除了你的痛苦、救了你的命,你当然会感激,此时邀请你入教,你自然容易接受。”

　　 《当中医遇上西医》的作者区结成在书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在广州设立眼科医局的彼得帕克,虽然宣称行医有助于传教,也因行医时间'过多’,其美国教会团体一度终止赞助,后来派人到广州考核,见他传教确有成绩,才恢复资助。”

　　 梁永宣说,就中国的老百姓而言,他们不可能马上接受传教士的理论、教义,反而认为他们不懂中国传统文化的规矩,“但是西医用手术刀等方法,向中国人证明了自己迅速直观的疗效。”

　　 在她看来,西药起效快、手术比较直观等原因,使西医首先被普通百姓接受,久而久之,才获得中上阶层的认可。“让中国人接受西医,这个过程也是非常艰难的,先是怀疑,慢慢尝试,最后才能信服。”

　　 “西方医学的社会服务能力较强也是西医能够动摇中医主流地位的重要原因。”王振瑞说,西方医学的社会服务能力,突出表现在公共卫生设施的建设和传染病的预防控制能力。比如英国,早在19世纪上半叶就已经立法改善公共卫生,预防瘟疫。

　　 “这些方面形成了对中医的严峻挑战。也就是说,中医在针对各种传染病的特异性群体防疫和保健方面的能力,难以满足国家和社会的需求。”王振瑞说。

　　 百年三次交锋

　　 在此种局面下,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更令中医形势急转直下。

　　 中国和日本,都曾遭到西方列强的欺凌,后者在1868年开始明治维新后,发奋崛起,居然击败中国。

　　 在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中国医学被称作“汉方医”,汉方界医师占主流地位。明治维新后,日本“脱亚入欧”,崇尚西方文明,排斥中国医学,“灭汉兴洋”运动启幕,汉方界医师最终被全面取缔。

　　 此时在变革思潮涌动的中国国内,中医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被置于西方制度、西方学术等的对立面,遭到知识界的抨击,甚至是政府的排斥。

　　 1912年,北洋政府在新颁布的学制及学校条例中,只提倡专门的西医学校,导致“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

　　扬州中西医学研究会创始人袁桂生以为“是可忍,孰不可忍”,率先批评该项政策,开启了中西医第一次论争。

　　 全国19个省市的部分中医界人士等,组织“医药救亡请愿团”,要求将中医纳入教育计划,遭北洋政府拒绝,中医界的第一次“维权”以失败告终。

　　 1929年,官方明确提出废除中医。是年2月,在国民党政府召开的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上,留日医学生余岩（余云岫）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并获通过。此即“废止中医案”。

　　 早在1917年,余岩即著《灵素商兑》,用西医理论批判《黄帝内经》,搅起了中医存废之争的轩然大波。该书被认为是全面攻击中医的一部代表作。

　　 余岩认为,“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且“以激烈的学术批判和政治手法并进”。

　　 余岩提案一旦实施,中医消亡不可避免。大批中医药人士纷纷抗议,成立“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组成请愿团,推举代表赴南京国民党政府请愿,要求立即取消议案。时任卫生部长的薛笃弼,向请愿代表表态:“我当一天部长,决不容许这个提案获得实行。”

　　 王振瑞说:“中医界虽然在此次斗争后获得一定胜利,但国民党政府对中医的态度并没有根本改变,他们后来的很多政策令中医陷入困境。”

　　 中西医的第三次大交锋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初期。

　　 在1950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卫生大会上,余岩又提出《改造旧医实施步骤草案》,主张用西医基础医学的科目考核中医,以达到“淘汰多数中医”的目的。该草案虽然未获通过,但提出的一些办法,得到一定程度的实施。

　　 当时的卫生部副部长王斌将中医归为“封建医”,认为其应随封建社会的消灭而消灭,因此,大会虽然提出“团结中西医”的卫生工作方针,但在执行中却注重把中医改造成西医,引起中医界人士不满。

　　 “这其实是在用'科学’这个漂亮的口号消灭中医。”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成员杜艳艳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评论道。

　　 据她介绍,当时中央文委副主任钱俊瑞发现了卫生部消灭中医的做法并上报中央,党中央在1953年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撤销了贺诚、王斌的副部长职务,并于1954及1955年在《人民日报》开展了对中医问题的讨论和对贺诚、王斌的批判。中医这时才又有了生机,获得了暂时的发展。

　　 “培养中医掘墓人”

　　 张晓彤认为,上世纪下半叶以来的中医史,“基本是一部中医的衰落史,只是其中夹杂着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和80年代两块小高地。”

　　 他说,从1954年开始,国家陆续成立卫生部中医司、中医研究院,开展“西学中”（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在成都、北京、上海、广州开办中医学院,培养了一批中医人才。

　　 “1982年在湖南衡阳召开的全国中医医院和高等中医教育工作会议（下称衡阳会议）,特别强调了中医单位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的问题,对此后的中医工作影响很大。”王振瑞说。

　　 卫生部部长崔月犁在衡阳会议上提出了发展中医的具体方针。

　　 “此后,政府一直主张中西医并重,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但中医的发展一直不容乐观。”张晓彤说。

　　 杜艳艳所在的“中医药战略研究课题组”成立于1992年。自2005年起,课题组每年发布一份研究报告,在国内学术界知名度较高。

　　 杜艳艳说,中医面临危机绝非危言耸听,比如中医教育,以某中医药大学2004年制定的五年本科教学计划中的中医学专业来看,中医课时仅占33.86%,西医课时占39.38%,英语、计算机等公共课程占26.76%。

　　 杜艳艳评论道:“中医高等教育追求中、西医兼顾,导致学生中医不精、西医不通,他们走上社会后,反而可能因中医治疗效果不理想导致人们不信任中医,这也就是老中医所说'培养中医掘墓人’的中医高等教育。”

　　 再如中医科研,杜艳艳说,国内对中医科研的判定标准,基本上遵从西医药科研规范,一切按现代医学的生化、生理、病理等具有实验室量化指标来执行,用分析还原的研究方法来证明中医的“科学性”,这种只重视实验数据的“中医科研”项目,其成果很难应用于临床。

　　 张晓彤的评价是:“这是'研究中医’,不是中医科研。”在他看来,几十年来,不仅见不到如金元四大家似的继往开来者,也没见到如吴鞠通、叶天士、薛生白、王梦英那样依中医理论研究温病式的科学创新者。“都在那里喊与时俱进,实际上却是'与西俱进’,在人家的碗里讨饭吃。”

　　 谈到中医医疗机构,杜艳艳说:“现在医院里的多数中医大夫不是用中医理论给患者治病,而是根据西医的检测结果给患者开中药,这样开出的中药往往疗效不好,中医特色被严重淡化,治疗结果很难让患者满意。”

　　 “中药的问题更是严重。”张晓彤说,自1835年西药登陆中国,总共用过7000多种西药,但目前只有1000余种尚在临床使用,其他6000多种都被淘汰了,这个淘汰的过程还在继续,然而,现在对中药是按照西药的标准、政策来管理,讲究搞清楚药物起效的关键成分,“离开四气五味,这还是中药吗？”

　　 “这么多的复杂问题,有关部门在很长的时间里甚至不敢面对,总讲形势大好。我看直到今年4月出台的《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才算正式承认这些问题存在。”张晓彤说。

　　 这份意见指出的问题包括:“中医药特色优势逐渐淡化,服务领域趋于萎缩;老中医药专家很多学术思想和经验得不到传承,一些特色诊疗技术、方法濒临失传,中医药理论和技术方法创新不足;中医中药发展不协调,野生中药资源破坏严重;中医药发展基础条件差,人才匮乏。”

　　 梁启超枉失“肾命”

　　 2005年,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中医研究院更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

　　 “称'中医研究院’,并不说明中医不科学。有人很天真,以为名称的改动,就可以终止'中医不科学’的诘问了,其实没有那么容易。”王振瑞说。

　　 梁永宣直言,自从“科学”一词被引入中国,就仿佛给中医戴上了一个紧箍咒,“中医不科学”的论调,百年来屡屡令中医如芒在背。

　　 中医因阴阳五行、脏腑学说和经络学说等晦涩的基础理论,被视作“玄学”,近百年来一直被知识界认为“不科学”。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杨念群,在《再造“病人”》一书中写道:“'骂中医’变成了五四以来西化知识分子的一项饭后运动。除主角丁文江外,还有陈独秀、余云岫、傅斯年等人的随声唱和。”

　　 丁文江是中国地质科学的创始人,他自题一联:“爬山、吃肉、骂中医,年老心不老;写字、喝酒、说官话,知难行亦难。”

　　 1926年,围绕梁启超枉失“肾命”,在知识界引发中西医孰优孰劣的大讨论。

　　 是年3月,梁启超因尿血久治不愈,在丁文江劝导下入住北京协和医院,经检查确定为右肾肿瘤,决定手术治疗。然术中切下的“右肾”并无病变,血尿等症状也未见好转。梁启超出院后请著名中医唐天如施用中药,血尿停止。

　　 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陈西滢据此写作《尽信医不如无医》,称在梁启超初进医院之时,就有中医告诉他尿血的病不用手术,但梁启超不听,结果丢掉一个腰子和七个牙齿。他因此对西医的“试验精神”大加嘲讽。

　　 新月派诗人徐志摩据此撰写《我们病了怎么办》:“我们对科学,尤其是对医学的信仰,是无涯浚的;我们对外国人,尤其是对西医的信仰,是无边际的。中国大夫其实是太难了,开口是玄学,闭口也还是玄学,什么脾气侵肺,肺气侵肝,肝气侵肾,肾气又回侵脾,有谁,凡是有哀皮西（ABC——记者注）脑筋的,听得惯这一套废话？冲他们那寸把长乌木镶边的指甲,鸦片烟带牙污的口气,就不能叫你放心,不说信任!同样穿洋服的大夫们够多漂亮,说话够多有把握,什么病就是什么病,该吃黄丸子的就不该吃黑丸子,这够多干脆,单冲他们那身上收拾的干净,脸上表情的镇定与威权,病人就觉得爽气得多!”

　　 这两篇讥讽西医的文章激怒了鲁迅,他发表《马上日记》,矛头直指陈西滢和徐志摩:“自从西医割掉了梁启超的一个腰子以后,责难之声就风起云涌了,连对于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学家也都'仗义执言’。同时,'中医了不得论’也就应运而起;腰子有病,何不服黄蓍欤？什么有病,何不吃鹿茸欤？但西医的病院里确也常有死尸抬出。我曾经忠告过G先生:你要开医院,万不可收留些看来无法挽回的病人;治好了走出,没有人知道,死掉了抬出,就哄动一时了,尤其是死掉的如果是'名流’。”

　　 “受害者”梁启超选择为科学辩护,希望人们不要因此而否定西医的科学性,他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中说:“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

　　 王振瑞认为:“近代文化名人否定中医的评述,基本上不是对中医认真研究的结论,而是为积极引进西学而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矫枉过正的表现。”

　　 中国中医科学院编审、研究员傅景华认为,科学的本来含义来源于西方实验研究,但是在中国却经历了三次畸化,也就是泛化、西化与神化。泛化就是将科学定义为一切领域的知识体系;西化就是以西方实验研究科学为标准;神化就是绝对真理化与宗教化的倾向。

　　 谁来判定中医疗效

　　 尽管难以逾越“科学”的鸿沟,中医的疗效却在民间口耳相传。

　　 “医学追求的目的是疗效,临床疗效的高低是衡量医学和医生优劣的首要标准。”王振瑞说。

　　 他认为,以个体诊疗为特点、个案记载为写照的中医疗效,几千年来得到了广大民众的肯定和信任;但随着以概率为尺度的统计学尤其是以多中心、长时期、大样本、随机双盲对照为特点的循证医学的应用,使中医有效个案的证据效力受到质疑,使中医疗效的传统判定方法受到严峻的挑战。

　　 王振瑞说:“中医疗效的判定标准,是一项亟待研究的重大课题。'不可重复’常常被当作否定中医疗效的根据,所以正确评价有效个案的证据效力,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在他看来,一般寓于特殊之中,但特殊毕竟是特殊,就像没有完全相同的事物一样,真正的、完全的、绝对的重复是不存在的。“重复”验证,只是肯定事物共性、忽略事物个性的一种认识方法。“尽管探讨共性对于总结规律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临床上特异的个体化医疗仍然应是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如果中医还是亦步亦趋按照西医定下的游戏规则玩,中医必死无疑。”张晓彤激烈反对“拥抱”西医标准。

　　 杜艳艳提出,中医药的出路在于拟定自己的标准,不再盲目跟西医接轨,而是用疗效的事实,让西医主动选择跟中医来接轨。

　　 “看到一些搞中医的主动去编中医的英文词典,我心里会特别不是味。一方面,中医的名词翻译是非常困难的,他们很不容易;但另一方面,我们这么费劲西医却不太领情,人家并不很接受。我有时想,还不如不搞翻译,就让他们看中医的疗效,如果中医确实解决问题,他们自己就会上门学中文,那是什么劲头？”

　　 说到这里,梁永宣叹了口气:“中医为什么这么没有自信,这个问题我几乎想了有10年。我真是搞不明白:老外也承认中餐好吃,他怎么不要求大师傅给他说清楚为什么中餐好吃,究竟是中餐里的哪种材料在起作用,凭什么到了中医这儿,就非得说个真真切切明明白白呢？”


【作者：张冉燃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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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点争论，多点静心下来提高疗效。

江边日月

中西医各自按自身规律发展，到一定火候自然走到一起，根据李约瑟科学演进律可能还要三百年才能真正统一，但目前我国的中西医结合是几代人付诸临床的伟大实践，不必争论不休，问题是要明白各自的适应范围，该用什么手段就用什么，互相排斥者只能说明学问不够！！！

经方永辉

中医是象思维，西医是形思维，两种不同的思维能结合到一起吗？绝大部分中西医结合科室都是挂中医头，卖西医肉，中医只是摆设，只能削弱中医。要想干好中医，首先要中医西医分开，用真正的经典的中医思维，去辨证论治，只有这样才能出疗效，才能树立中医的威信，这样的大夫才是中医，用的药才是中药。那些用西医的思维，结合中药现代药理研究，病毒就板蓝根，细菌就双黄连，心脏病就丹参，他们只能算是用“中药”的大夫而非中医，况且他们用的还不是真正的中药，只不过是草药，因为中药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的用药。中西医能互补，最好别瞎结合。

橘井堂人

“用真正的经典的中医思维，去辨证论治，只有这样才能出疗效，才能树立中医的威信，这样的大夫才是中医，用的药才是中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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