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中医药的传统与出路

雍乾

另外，我认为，在中医发展的过程中，建立自己的范式虽然是关键，但在中药企业的发展中，通过产业化发展企业实力也是很重要的。现在国际市场上营业额在1亿美元以下的单品药已经不多了，年营业额低于50亿美元的企业也很少了。可以看到，在西医西药的发展中，有如此多的有实力的企业来支持和投入，而中医中药的发展，在这方面是很弱的。振兴中医药必须走产业化的道路。惟有产业化才有足够的资金再投入，才能最大限度地突出中医药的疗效优势，使中医药现代化事业走向良性循环；产业强大，才会形成中医药自己的标准规范，画出自己的方圆，转变人们对中医药的偏见，得到更多的社会信任和支持。
　　中医药产业化存在目前困境的主要症结是没有按中医药自身规律与特点找到中医药产业化之道。
　　西医西药的发展逻辑与中医中药的发展逻辑是不一样的。中医药产业本质上是一个服务产业，只有走医药一体化的道路才能暗合中医药之道，重塑中医药产业的DNA。
　　目前，大部分中医药企业没有找到发展之道，是以万变应万变，而非以不变应万变，所以做得很累。要想把中医药产业做大做强，必须找到不变之道，以不变应万变。
　　有人说中医代表了未来医学的发展方向，但方向未必就是回归，中间可能有个螺距，这个螺距就是中西医在发展中互相借鉴、融合，宗中纳西，就是中医药的与时俱进。
　　贾谦(国家科技信息中心研究员)：我从1992年开始涉足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到现在十几年了，发现要解决中国13亿人口、特别是9亿农民的健康问题，必须发展中医。因为我们还学不起西方的医疗保健体系。美国一年的卫生医疗费用是1郾3万亿美元，我们国内生产总值才1郾35万亿美元，全部用来吃药，吃药的数量也只是美国的五分之一，因为我们的人口是美国的五倍。同时，美国有那么多先进的技术和医疗设备，那么多的高级大夫，人类疾病中仍然有70%解决不了。而其余能够治疗的30%的疾病当中，误诊率在50%以上。所以，我们应考虑需不需要去学这样的体系!中国历史上没有西医的时候，中医解决了中国人看病的问题，特别是在病毒性传染病方面，从张仲景到后来的叶天士、吴鞠通，都解决得很好。解放后，乙脑、流行性出血热、麻疹都由中医解决了，疗效要比西医好得多。以中医为主解决了1988年上海乙肝复合甲肝问题，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CDC)将之与美国以西医为主治疗同类疾病的疗效进行了统计对比，结果为：1∶234，即中国仅死1个人，美国要死234个人，中医的疗效显然要比西医高得多。
　　反过来看看中医处于什么位置。辛亥革命前后，我国4亿人口，有80万通过师徒传承的中医；后来，由于余云岫等反对中医，要“废医存药”，所以国民党政府就消灭中医，到1949年，我国只有50万中医了；现在我们是27万中医，比1949年的时候差不多又减少了一半，而我们现在的人口是13亿，是1911年的三倍还多，如果根据1911年的比例，我们现在至少应该有250万中医，但实际只有27万；再看看这27万的质量，我们调查了一些中医院，最多只有十分之一的大夫能开汤药处方，即能够辨证论治。如果按这个比例算下来，我国能够按照中医思路看病的中医大夫今天只有两三万人。再过十年，这些人退休了，可以说中国就没有中医了。今天我们不少病人说找不到好中医，事实上就是这个问题。谁是那三万以内的中医，谁又是那三万以外的中医?后一部分人只能开化验单，开一些西药和中成药，与西医几无二致。据统计，目前我们的中成药60%以上是西医开的，中医开出的不到40%。大量的西医不学中医知识就随便开中成药，能成吗?龙胆泻肝丸事件就是这样弄出来的。如果没有了中医，中药就是垃圾，没有用处。目前我们中医的状况是非常危急的。
　　前年，我们课题组提出了振兴中医五大工程，要解决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就是政策法规保障工程，即改革、完善中医药政策法规，使之能够促进而不是阻碍中医药的继承和发展。现在中医药很多问题是政策法规造成的。国民党的时候明摆着是要消灭中医。解放后，毛主席为中医说了很多话，中医才保留下来，而且是说要西医学习中医，现在却是要求中医学习西医。我们现在有28所中医院校，但“生产”不出足够数量的合格的中医，什么原因?法律问题。现在“人大”已经提出要给中医药立法，但立法的立足点在什么地方?是管理还是发展、保护?我认为，五十多年来，“管理”已经快把中医管没有了，所以不应再立足管理了，应该给一点宽松环境，应该用法律保证中医药的继承发展。也不应该立足在保护上，如果把中医当长城一样保护起来，中医就彻底完了。长城是历史遗迹，现在失去实用功能了，但中医五千年来一直在用，今天仍在发挥作用，将来也应该成为主要的医疗保健体系。所以，立足点
　　要放在全面继承和自主创新上。
　　我们总说中医没有创新发展，实际上SARS期间是中医最好的发展机会，我们放过了。一开始没有把SARS列入传染病，广州中医还可以辨证论治，解决SARS问题，一宣布SARS是一类传染病，北京中医就失去了介入机会。西医在无法诊断SARS时，要求大量用激素和抗生素，如果大量抗生素还不能退烧，那就是SARS。我们到广州去调研，发现中医能够解决问题。邓老告诉我们，他徒弟的夫人是护士长，在一线感染了SARS，他让把激素和抗生素停了，用中药，活了，又投入了战斗；另外一位护士长没有用中药，成了烈士。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疗六十例SARS患者，无一例死亡，无一例转院，无一例医护人员感染，迄今没有后遗症。2003年4月26日，我们在北京藏医院召开“中医药成功治疗SARS学术交流会”，同一天，某院士在香港讲，中医治不了SARS，没有一例病人是中医治好的。后来他改变了自己的观点。7月，他所在医院的五位中医大夫写了《中医治疗SARS七十一例回顾》的论文公开发表，他是第八个署名的作者。中医介入前收了36个患者，死了10个，介入后治疗的71例患者，死了一个。到底是西药有效还是中医有效?但是，虽然中医界的各位著名专家一再呼吁，整体上却没有真正让中医介入SARS治疗。使中医失去了一次提出创新理论的机会，因为中医历来是在与疾病斗争中发展的。
　　陆广莘教授曾说过，中医是理论医学。也就是说，按照中医理论，应该能够应对各种疾病，包括西医认为新出现的疾病，如SARS和艾滋病。我就带着这样的想法邀请民间中医王文奎下到艾滋病村查看艾滋病患者症状。我们课题组先后治疗90例患者，效果不错。在一年半中，我们十多次到艾滋病村调研，发现共有八路民间中医，在国家尚未顾及到艾滋病时，就前往艾滋病村免费为患者送医送药，效果都很好。民间中医因为没有受到西化的影响，所以敢于辨证论治，所以就有效。中医不讲杀灭病毒，首先讲究保全自己。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家里来了贼，西医是兄弟姐妹人手一件武器，手榴弹机枪一起上，要消灭这个贼，贼虽然死了，兄弟姐妹也误伤了不少；中医是把厨房门锁起来，保险柜锁起来，让贼偷不了，打开门窗，拿个笤帚把贼扫出去。所以，中医治疗艾滋病人首先解决两个口的问题，即解决吃不进又拉稀的“出超”问题。能吃进去，又不过分排出去，身体就能好起来。虽然总体来看中药杀病毒效果并不理想，很多人体内还有病毒，但他们能像健康人一样活着，能吃能睡能劳动，能上养老，下养小。这就是中医学的目的。
　　新望(《中国改革》主编)：五四以来，我们强调得比较多的是“革命”，中医的遭遇很有典型性。但就是五四时期，也有人说，在中国主张百分之百西化的人，最多西化百分之五十；主张西化百分之五十的，可能最终只西化了百分之十。革命结束这么多年以后，话语体系有些改变。我们现在在进行“现代化”、进行“改革”的时候，有些事情就可以冷静考虑一下。“改革”是重新构造，也有回复到原来构造的意思。再大的改革，能在原来的基础上变个三分之一就不得了了，所以本土的优势和资源还是要吸取一些。我看到一个说法，日本的明治维新并不是全盘西化，而是很好地保留和发展了传统资源。这是我们谈论改革的时候所应该看到的很重要的问题。有两个改革的例子。一个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稍微简单地向原来的状态回复了一下，把土地使用权还给了农户，就大大解放了生产力；另一个例子是江浙农村，那一带为什么没“三农”问题?很大的原因是通过发展乡镇企业，产生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可以称为新的江南士绅阶层，这对解决三农问题是很重要的。中国传统社会中还是有一些很好的资源，改革中要注意发掘利用，甚至不妨回复到它原来的状态。
　　我从经济方面对中医的发展提两点想法。一是现在出现了很多新的产业，那么，中医在这样一个新的产业结构变化面前如何应对?是否能在新产业中占据应有的位置?能否开辟中国人自己的产业升级的路子。或许目前对“中国要做世界工厂”观点的指责过于早了点，但我们总还是要考虑搞点自己的产业，别老是跟在别人产业升级的屁股后面。我觉得中医具有高等级产业的一些潜质，因为现在的人越来越关心生命和生活的质量了；二是现在社会分化非常厉害，差距拉大。这个时候，社会保障、医疗保障就是个大问题。但人们对现存的医疗体制怨声载道。有没有出路?传统的中医药能不能在低成本医疗方面想一些办法?
　　贾谦：怎么解决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是关系九亿人的大问题。中药是由中医开出来治病的，但中医治疗的办法还有很多。首先是食疗、养生，这是解决“未病”问题的；另外还有砭、针、灸、导引……我们已经知道，河南中医学院艾滋病研究所用灸的办法可以解决艾滋病患者的很多问题。而灸的方法，谁都可以学会使用。还有按摩等手段，对很多病都有效。这都是成本很低又很有效的治疗办法，完全可以推广到农村去。我们今年六七月要组织中医讲师团，把中医的非药物疗法推广到农村去。我们愿意和各方面合作做这件事。我们国家要建设以中医为主、中西医并重的医疗保健体系；我们也希望这个体系将来成为全世界的范式。
　　(摘自《读书》2005年第9期)

雍乾

这是中研院明中医陆广莘老的论文，很值得一读！

雍乾

陆广莘:健康医学中医大有可为

2006年04月26日

    　编者按：
    　基于对医学本质的清晰认知，陆广莘教授指出，现代医学发展需要由疾病医学模式转向健康医学模式。而中医的理念正好契合了健康医学模式，因此在现代健康医学的发展过程中，中医将大有可为。
    　在接近三个小时的访谈时间里面，陆广莘教授声情并茂对上述观点进行了精彩的阐述。而其准确的记忆、清晰的思路、敏锐的反应，使人很难想象其已经是一位79岁的老人。
    　“中西医在医学目的上的追求有不同的侧重。”陆广莘如此向记者进行开场白。对于西方医学，他指出：“西方医学以疾病为研究对象，以病因、病理、病位为目标对象，进行疾病分类学知识体系的构架。它致力于向微观层次发展，期望能够努力发现疾病和确诊疾病，并致力于直接对抗性地消除病因、纠正病理、清除病灶，最终实现征服疾病和消灭疾病的目的。”
  　  生理医学模式面临困境
    　对于这种医学模式，美国人G.L.恩格尔早在1977年就对其进行尖锐的批评。他指出：“今天，统治着西方医学的疾病模型是生物医学模型。这种模型，已成为一种文化上的至上命令，即它现在已获得教条的地位。它认为，疾病的一切行为现象，必须用物理和化学的原理来解释，这是还原论的办法。它认为，任何不能做如此解释的，必须从疾病的范畴中清除出去，这是排外主义的办法。它把敢于向生物医学疾病模型这个终极提出疑问并主张建立更为有用的模型的人，视为异端。”
   　 这种模式虽然非常重视技术，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弊端也逐步开始显现。陆广莘指出：“疾病医学长期统治西方医学，除了导致药物淘汰加快、病毒变异加快、环境污染加剧之外，还导致了医疗费用大幅度上升，并由此形成了世界性的医疗危机。”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本质不变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G.L.恩格尔提出了著名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他认为，应该由生物医学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型实行转变。“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极大的拓展了疾病医学的内涵，使其从纯粹的生物医学范畴扩展到生物、心理、社会范畴，重视了心理和社会因素在疾病治疗中的重要作用。
    　然而，追根究底，“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依然没有摆脱疾病医学教条的束缚，开始滞后于时代的发展：首先，最近半个世纪正是环境科学和生态科学大发展的重要时期，而该医学模式却无法体现环境与生态科学的最新成果，致使其审视健康、疾病和医学问题时缺乏时代的高度。其次，通过非典的警示，人们感到该医学模式不能最充分地反映更深层、更广泛的疾病病因。第三，它无法体现“人类基因组研究”以来，对生物医学再认识的大趋势。第四，该医学模式与包括生命伦理学和生态伦理学在内的现代伦理学发展缺乏内在的联系。第五，因高度、视野方面的原因，它限制了医学职能和医学目的的拓展。
    　健康医学是发展方向
    　对此，1993年一项名为《医学的目的国际研究计划》的报告有着深刻的认识。该报告指出：“当代世界性的医疗危机，根本上是由于主要针对疾病的技术统治医学的长期结果。” 为此，WHO在1996年出炉的《迎接21世纪的挑战》的报告中明确提出：“21世纪的医学，不应该继续以疾病为主要研究领域，应该把人类的健康作为医学的主要研究方向”。
    　在这种大背景下，陆广莘认为，医学面临着从化学的医学观上升到生命的医学观，从生物医学模式上升到人类医学模式，从疾病的医学上升到健康医学，从对抗医学上升到生态医学的发展取向。
    　对此，陆广莘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表示，医学的目的和本质功能要从专注于发现和确诊疾病到征服和消灭疾病的疾病医学，上升为以发现和发展人的自我痊愈能力和自我健康能力为主旨的，为人类生命活动的生存健康发展服务的健康医学。这就需要解决人生存所必须的两个问题：(1)自我的整体保持稳态；(2)对环境的适应。
    　中医大有可为
    　而中医学，是在天人之际相互作用中，以人的健康生态和谐为目标，以对人的生生之气自我实现的健康能力和痊愈能力的认识，来决定其养生治疗实践和效果评价的医学。
    　其目的是调动人体内的自康复能力，而不是简单地用药物杀死病毒。190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俄国科学家梅奇尼科夫发现，锥虫红能杀死锥虫。可是如果杀死同量的锥虫，在人体内锥虫红的药量仅为实验室药量的1/6，那省去的5/6药量哪去了呢？“那是人体内的自康复能力。中医的精神就是发现这个5/6，依靠和发展这个5/6。这就是中西医的最大不同。”陆广莘说。中医的这种思想很好地符合了健康医学的观念。
    　因此，现代医学向健康医学模式的转变，无疑给中医药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陆广莘指出，中医的发展前景，英国《自然》杂志主编很早之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的采访时就已经有所阐述。当新华社记者问其21世纪科学发展的前沿和中国的机会时，该主编表示，21世纪科学的前沿就是生命科学与信息科学的交叉，而中国传统科学，尤其是中医，擅长的就是这个。
    　不仅如此，相比于西医沉重的医疗负担，中医的医疗费用非常低廉，这就为中医在我国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陆广莘一再强调，健康、教育是一个人生存发展的基础，因此对于政府来说，首先要明确医疗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指标，不能用市场、利润来分配，它要体现国家的意志，以政府行为来确保全民的健康长寿。其实，我国能够以全球卫生总投入的1%，初步解决了全球22%人口的初级卫生保健问题，中医功不可没。(包晓凤 张路)
来源：科学时报

雍乾

中医不属于物质科学范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6月02日 15:42 科学时报

　　医学不应该是物质的医学，它离不开生命，而医学的目的不是针对病，而是针对人。所以，一切离开生命体本身对疾病做出的研究数据，都是准确的，而却不一定是正确的；是科学的医学，却不是生命的医学。“中医不属于物质科学范畴，我们应该做的是用科学的方法充实自己，但不应该用科学的标准来限制自己。”
　　提到中医，很多人都会想到鲁迅在《呐喊•自序》中的一段记述：“我有四年多，





  


        


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后来，鲁迅学习了格致、算学以及看了《全体新论》、《化学卫生论》等书，记起以前医生的议论和方药，“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
　　鲁迅在83年前写下的这段话影响有多大也许很难评估，但在过去近一个世纪内，那几乎成为中医走向衰落的谶语。当今的现实是，在西医的耀眼光环下，中医的公众信任度不断下降，越来越多的人对中医的能力持怀疑态度，越来越少的人得病时求助于中医。而解放后“中医现代化”、“中西医结合”等运动也并未能让中医得到振兴，反而使其处于更加困惑、路越走越窄的境地。
　　近日有消息说，国家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已经将中医纳入其中，又有人告诉记者，香山科学会议也将举办两次中医论坛。一切现象表明，中医在国家的支持下正试图摆脱这种尴尬的境地。
　　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中医呢？
　　他们是中医大夫吗
　　记者的母亲是个笃信中医的人，每每生病家中必飘出苦涩的草药味。有一次，记者陪母亲去甲级医院看中医门诊，大夫详细问了母亲的症状后，开出了一系列的化验单，记者大为不解，这和西医别无二致，并劝说母亲不要再看中医了。母亲也有些忿忿并说：“以后我还是找咱家门口的那个小诊所里的老中医吧。”至于家门口的老中医，年近古稀，并口口相传地招来了一部分固定的患者，包括母亲在内。鉴于母亲这么“迷信”这位大夫，记者也曾经试探过一次。他没问有什么不适症状，号号脉看看舌苔，就给开了服尽是些“奇花异草”的方子，记者半信半疑，回家后这个方子也就石沉大海了。
　　现在的中医究竟是什么，这些年来，留给大多数人的印象就是：中医大夫也会开刀看化验单，中医门诊似乎是各大医院一个可有可无的装饰品。中医的阵地几乎被西医全部吞噬，同时它的名誉也正在消失殆尽。“我们现在几乎没有好的中医大夫，这是让中医失去诚信的原因。”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医药发展战略课题组的贾谦说：“1911年，清末民初中国人口只有4亿，有80万中医大夫分布在各地，而西医大夫顶多几百个。1932年，西医大夫增加为4000个，而1949年西医大夫猛增到8万多，当时的注册中医还有27万多人。今天，国内西医注册人数大约175万，中医约27万人，而这27万人中，凑合能算是中医大夫的不到10%，剩下的90%已经被西化，开化验单、看检查报告，然后是开西药、中成药，基本不开中药方子，所以他们基本上不算是中医大夫，充其量是‘西医的辅助人员’。”
　　正在北京中医药大学读研究生的赵某告诉记者，对自己将来要从事的行业很迷茫，“当初我在大学4年的学习里对中医充满了热情和信心，可是一年的实习下来，我几乎都彻底绝望了，对中医的热情也所剩无几”，因为“我在医院所看到的中医并不是我想象的那样，一发烧中医大夫就要上西药”。
　　我们所看到、所认识的中医和中医大夫，能不能代表真正的中医？浙江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唐云说：“应该说，‘中医现代化’的模式，造就了一大批用中药的医生，在这些用中药的医生手里，中医只剩下了西医理论下的中药简单罗列和组合，这只是用中药的医生，而不是中医师。”
　　中医教育的怪现状
　　历史文献中记载了颇多的名医故事，扁鹊对齐桓公的司外揣内、见微知著本领，张仲景的五味神方，华佗的刮骨疗毒……仿佛几经成为一方神话湮灭在历史中。当人们习史触及那些神奇功效时，则仿佛别处刮的什么风，不痛不痒的。
　　“现在的中医界有一个怪现象”，广西中医学院教授刘力红表示，“也是一个可怕的现象，就是对中医经典的教育正在逐步减弱”。据中医院校的学生说，很多中医院校都已将经典改为选修课。尽管中医教育已经培养出大规模的专科生、本科生甚至研究生，但“为什么我们的学生都缺乏自信，为什么在西医面前抬不起头来？”天津中医学院的哈孝贤感慨万千。
　　中医高等院校1956年开始筹办，至今已经近50年，目前在校生要同时学习两套教材，既学中又学西。“在形式上，(中西医教学)没有什么区别”，哈孝贤表示，“(中医教育)实际上是模仿了现代医学的教育模式”。刘力红认为，现代科学领域可以划分为三方面：基础学科、技术学科和应用学科，而现代医学在理论与应用之间有一个庞大的技术中介，整个现代科学的物理、化学、生物学都在为这个中介服务，使得西医的理论应用显得十分方便明了。但是中医呢？
　　几千年来，中医的传承主要依靠师徒相授的方法。熟读经典是学习中医的敲门砖。“古文为载体”，贾谦说，“使得千年以来信息的传递十分准确”。但是这种模式决定了中医的传统学习并不具备技术中介支撑，其理论的应用、理论价值的实现要靠师徒相处过程中，徒弟自己领悟。“中西医在理念上有本质的不同”，中医研究院的陆广莘表示，“西方医学是针对疾病的学问，而中医是针对‘人’的学问”。他认为，现代医学长期被技术统治，不断发展的是针对疾病的诊断能力。而中医并不仅仅是看病的技巧，从古至今中医有三个任务。第一，养生；第二，保健；第三，才是治病。中医认为，上医是养生的医生，医未病之病；中医以保健为主，医欲病之病；下医才是医已病之病。正所谓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
　　天津中医学院的哈孝贤表示，“所以现在的中医教育，也仅仅停留在培养下医的阶段”，而正在提倡的科研、中西医结合、现代化教育，都是用现代科学这个“漏斗”来过滤中医，那么滤不过去的是什么？就是上医，是道。
　　与学校培养出来的中医比，国内也有相当一部分民间医生。杜鹃是北大哲学系的研究生，由于学习哲学逐步接触到了中医，继而热爱上了中医。她说自己正在学中医，“只不过我是自己拜师学艺，我的老师也是个民间医生”。杜鹃目前的学习重点就是研读中医经典：《黄帝内经》、《伤寒论》以及《金匮要略方论》。“中医是种智慧，它不是一目了然的、能按部就班的‘手册’，很多认识是要在与老师耳濡目染的学习中顿悟出来的”，杜鹃说，自己可能还要跟老师学几年，与中医药大学的赵某比，她似乎显得自信得多。
　　真伪科学之辩
　　翻翻史料，常见一些近现代著名人士对中医的见解，梁漱溟说中医“其实还是手艺”；鲁迅也“便渐渐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骗子”。民国时期更是掀起了反中医的高潮，一度把中医行医纳入非法之列。
　　近年来，关于中医之辩则集中在科学与伪科学之间，那么中医究竟是不是科学，它们为什么被排斥？
　　“我不认为中医是不是科学是个可成立的问题。”陆广莘说，“那么医学又是什么？它追求的目的又是什么？”
　　事实上，中西医在医学目的上追求不同的侧重。陆广莘认为，西方医学以疾病为研究对象，以病因病理病位为目标对象，构架了疾病分类学知识体系。它致力于向微观层次发展，期望能够努力发现疾病和确诊疾病，并致力于直接对抗性地消除病因、纠正病理、清除病灶，最终实现征服疾病和消灭疾病的目的。由于这种针对疾病的思想，现代医学非常重视技术发展，提高了精益求精的疾病诊断能力，同时也带来了日益昂贵的医疗费用，造成了世界性的医疗危机。
　　“这就仿佛北京的路，任你加宽路面多少，也不能彻底缓解交通堵塞的现状”，而中医的眼界是针对整个人的，“好比政府从宏观来制定合理的政策，开车人的自我选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交通问题”。
　　所以，中医的目的是调动人体内的自康复能力，而不是简单地用药物杀死病毒。190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俄国科学家梅奇尼科夫发现，锥虫红能杀死锥虫。可是如果杀死同量的锥虫，在人体内锥虫红的药量仅为实验室药量的1/6，那么省去的5/6药量哪里去了呢？“那就是人体内的自康复能力。所以西医强调的正是这1/6，用剂量药物杀死病毒，忽略了生命体本身的防卫、调节、自我修复能力——也就是这5/6。而中医的精神就是发现这个5/6，依靠和发展这个5/6。这就是中西医的最大不同。”陆广莘说，医学不应该是物质的医学，它离不开生命，而医学的目的不是针对病，而是针对人。所以，一切离开生命体本身对疾病做出的研究数据，都是准确的，而却不一定是正确的；是科学的医学，却不是生命的医学。
　　中科院院士朱清时在一次中医论坛上也曾经说“中医真好，就是缺乏统计学数据”。中医为什么不能回答这些问题？陆广莘表示：“中医是个性化的，其治疗是因人而异的，总结和归纳是不符合中医特色的，医生面对的是动态的生命，而不是物，这与西方医学有着本质的区别。”
　　“人们习惯于用物质科学的静止标尺来衡量强调动态中医，当然是不能圆满的”，所以“中医不属于物质科学范畴，我们应该做的是用科学的方法充实自己，但不应该用科学的标准来限制自己”。
　　(本报记者 李晋悦)

佛手

好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