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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方医学的末落与泛经方现象的形成

唐之后，宋朝的医家开始大规模地应用经方理法之外的验方，其因简洁、直白，更是成立“和剂”“惠民”等医疗机构，倾举国之力收集民间验方，编撰《和剂局方》以为医界之规范，平胃、二陈之流渐成为临床主力，至于经方，则鲜人问津。
其时，尚还有一批医家，以精研伤寒为己任，如许叔微、朱肱、韩祗和等，然因其对三阴三阳理法之不精，皆不能纯粹地进行经方临床。如许叔微，其所诸《伤寒九十论》可谓经方医案之名作，观其治案，用经方自是精彩，用时方亦不少见。晚年更是收集时方验方而成《普济本事方》，其在序言中谓：“今逼桑榆，温集已试之方，及所得新意，录以传远，题为《普济本事方》”，可见其临床过程中时方之用并不鲜见。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总不外对经方理法未能完全把握，自觉有很多情况，经方无法胜任，推其根源，自宋以降，经典经方之学术已渐亡失，百家各抒己得，经方学术由此而泛于形式、轻于临证。
观宋代经方家，其学术理法有三泛：一曰识六经之泛，二曰辨伤寒之泛，三曰用经方之泛。
(一)识六经之泛
仲景之三阴三阳，为经典经方学术体系之核心内涵，后世简称之“六经”。仲景本引入三阴三阳之概念，用于解释与归类病证病机，然从宋代开始，伤寒研究家就妄引《内经》之论三阴三阳，生套于仲景三阴三阳之上。如朱肱以经络释三阴三阳，其谓：“治伤寒先须识经络，不经络，触途冥行，不知邪气之所在”（《南阳活人书》）。
此后，以脏腑、经络、标本中气等《内经》理论强解三阴三阳者，纷沓而来。不论解释是否完满，都有一共同特点，即并没有仲景原文的支持。故临床上，以各自三阴三阳之理，无法纯粹地使用经方，因理法不纯，总有不少无法嫁接之处。
(二)辨伤寒之泛
仲景著书以“伤寒”为名，则伤寒是全书最大之手眼。伤寒者，本为外感之统名也，属“天行热病”之互名。在《伤寒论》一书中，有泛指一切外感者，亦有与中风并列而为表证之纲领者。津血虚少而涣散在表者为中风，津血强盛而凝滞在表者为伤寒。
然对于中风与伤寒，若仅从症状表现去归类，则“中风脉浮缓”、“伤寒脉浮紧”之大青龙汤证无法归类，故多数归于中风与伤寒同见。此说始于药王，其谓：“夫寻方之大意，不过三种：一则桂枝，二则麻黄，三则青龙。此之三方，凡疗伤寒不出之也”（《千金翼方》）。
至宋，许叔微亦尊其说，其论中风：“荣行脉中，卫行脉外。风伤卫，则风邪干阳气，阳气不固，发越而为汗，……盖中风病则病在脉外”，并引《伤寒论》53条为证：“病常自汗出者，此为荣气和，荣气和者外不谐，以卫气不共荣气谐和故尔。以荣行脉中，卫行脉外，复发其汗，荣卫和则愈，宜桂枝汤”。而谓中风伤卫是真，然谓中风只在脉外而不涉营分则大谬。中风之底本为荣弱血少，故卫气不能与之相和而与风阳搏结于外，又何来在卫而不在荣之说？至于53条，谓“荣气和”，非谓荣气不虚，而是卫气与邪相搏于脉外，非谓荣气真和也。
许氏此说，直接导致其在自身临床上应用经方之偏差。
(三)用经方之泛
后世一直有经方是否可加减之争论，谓经方能加减者，认为仲景亦在加减，我等加减变通，有何不可？此说之妥当否故且不论，先观下文许学士医案。
乡人邱忠臣，寓毗陵荐福寺，病伤寒，予为诊视，其发热头疼烦渴，脉虽浮数无力，自尺以下不至。予曰：虽麻黄证而尺迟弱。仲景云：尺中迟者，营气不足，血气微少，未可发汗。予于建中汤加当归、黄芪，令饮之。翌日，病者不耐，其家晓夜督发汗药，其言至不逊。予以乡人隐忍之，但以建中调理而已。及六七日，尺脉方应，遂投以麻黄汤。啜第二服，狂言烦躁且闷，须臾稍定，已中汗矣。五日愈。（《伤寒九十论·麻黄汤证第四》）
此案多为后世所称道，谓许学士之用方，有次递而法度森严之类云云。然细查其用方，缺点有二：
一者、仲景无当归、黄芪同用之法，当归则引全方药势入于血分而在里，黄芪则引全方药势出于卫分而走表，一表一里，一卫一血，药势截然不同。故建中之补胃滋津，加黄芪则走卫而化饮，是为黄芪建中汤，加当归则走血而温煦，是为当归建中汤，而无当归黄芪建中汤。此案用方遣药之理法驳杂，故尺脉迟迟不应。
二者，此案既云“尺脉弱”，则发病之始就非麻黄汤证。麻黄汤证者，津血充斥在表、受寒邪而凝滞，若见尺弱，则为津血充盈不足，断非麻黄之证。仲景原文为：“脉浮紧者，法当身疼痛，宜以汗解之。假令尺中迟者，不可发汗。何以知之然？以荣气不足，血少故也。”许学士熟读《伤寒》，自知脉浮紧为麻黄证、尺中迟不可汗，则谓脉浮而尺中迟为血虚，以建中补血，再以麻黄发汗，不知脉浮紧而身痛，并非麻黄汤证之专利，小青龙汤证中风而与表饮相搏，风受饮束亦能脉见浮紧，中风故有血少，血少则可见尺中迟也。出现此错误之原因，就如上文所述，其对中风与伤寒之认识，只是基于症状规律之堆栈，推演出其为病有荣卫二分层次上之差异，而不知不论中风、伤寒，皆同时涉及荣卫，其所异者，在荣血之虚实强弱，而造成病理上津血之涣散或凝滞。
而专对此条而言，其本为桂枝新加汤证，荣气不足而血少则尺中迟，故加芍药、人参补营养血，邪风与表饮相搏而脉浮紧身痛，故加生姜、芍药宣水化饮、补津而解表。而许学士已有“中风病在脉外”而不涉荣分之观点，见此荣血不足，尽仍视为伤寒之兼证，用小建中汤加当归、黄芪生生造出了一个麻黄汤证之模型。如此使用经方，如何能不归之于一个“泛”字？
其后，桂枝汤证之“风伤卫”、麻黄汤证之“寒伤营”等观点，进一步流传。金元时期，经方已经失去了主要的临床阵地，而为金元四大家所取代，张元素甚至有“运气不齐，古今异轨，古方今病不相能也”之论。纠其原因，医家们皆以风寒对荣卫层次之侵袭这种割裂性的观点看“伤寒”，则在六气化火、热病横行之金元，刘河间横空出事，经方自无甚用武之地。
至明清，方有执、喻嘉言等执此说而进一步发挥，创造了经方学术史上极为有名也极具争议的“三纲鼎立学说”。正是方、喻诸家之三纲说，使得仲景“伤寒”之理法愈释愈混，经方但不能统治临床百病，就连外感病亦不能有痊，故清代温病学派逐渐兴起，一寒一温，分庭抗礼，其至现代，又有“寒温统一”之说。其实，寒温本为一统，三阴三阳早已概全，又何需“统一”？而详观喻嘉言、尤在泾等著名伤寒家之医案，其能用经方者寥寥无几。《伤寒》越注越多，经方越用越少。
有此三泛，则经方之经典理法不再，各家皆执伤寒理法之一隅而无限放大。据症加减，据证合方，经方沦为后人自拟验方之“框架”和基础，逐渐失去自身之光辉，蒙尘于历史的长河之中。

汤枝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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