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张子和学术思想对其他医学流派的渗透与影响

城里娃脑

【摘要】  以张子和学术思想为主线，分析了金元四大家相互的学术传承与渗透情况；讨论了其对明清温病学兴盛所起的启蒙作用；其攻邪理论与“百病生于郁滞”论，成为日本汉方医古方派的理论渊薮，对后世中外医学流派的形成与发展均有重要影响。

【关键词】  张子和 学术思想 医学流派

    张子和（1156～1228年）是“扁鹊学派”与“黄帝学派”这两派交融的重要人物。［1］金、元之际是我国医学史上医学流派又一次建树与纷争的重要时期。以张子和为主线，对金元四大家之间学术承受与渗透的关系，作大致的分析，将他们学术之异同略作比较，必有助于对勃兴于这一时期的学术争鸣的理解。张氏之学，对后世的中、外医家惠泽极深，尤其对明清温热病学派的创立影响很大，对日本汉方医学古方派的主要理论与治疗方法，亦堪为肇端。其学术思想，对后世医学流派的形成与发展，均有不可估量的催化与推动作用，它引导人们从中获得理论依据，吸取治疗灵感，其魅力长盛不衰。

    金元四大家的相互影响与渗透

    金元四大家分别代表了火热、攻邪、补土、滋阴四个不同的学派。子和阐发河间“六气皆能化火”论，尝有“风从火化，湿与燥兼”［2］之说。其攻邪三法，深得河间“拂热郁结”，“玄府结涩”等病理观的启迪，选方推崇河间所制双解、通圣、益元诸方，用药苦寒凉。《金史》认为“其法宗刘守真”［3］。故近人任应秋先生径将其划归于“河间学派”，可见子和受河间之学影响颇深，从学术源流分析，似乎是河间之学的进一步发展。但是，从张子和的病邪理论，气血流通病机论，攻邪三法的治法与方药，与刘河间并不完全一致，以河间所倡“降心火补肾水”之治法为例，子和治病亦每论及此法，实际上是用攻邪三法攻逐火郁湿滞，以交通上下，达到既济心肾，虽提法相同而实质则异。所以任应秋氏也承认：“是河间之学传至张从正，又为之一变矣。”［4］

    与子和同时的李东垣(1180～1251年)治病着眼于饮食劳役内伤，而子和主张邪入化火，停湿为滞，二者视角不一，故主攻论补相左。但两人于脾胃病的调治在某些方面较为相类，这是一般人都忽略的事实。子和论攻，每谆谆诫人不可“用过药泻脱胃气”，其言脾胃：“人之食饮酸咸甘苦百种之味，杂凑于此，壅而不行，荡其旧而新之，亦脾胃之所望也。”《儒门事亲》卷十二所录调理脾胃类方，如枳术丸、桂苓白术丸(散)、白术调中汤、小槟榔丸、瞿麦散等20余方，几与东垣《脾胃论》枳术丸以下所列诸方大致相酹，与《内外伤辨惑论·辨内伤饮食用药所宜所禁》中所录19方足以相匹。有人说张子和曾针对东垣之法，有不以为然之说：“奈何中州之医不善扫除仓禀，使陈而不去也。犹曰：我善补。大罪也。”此真无稽兴波之言，“中州”应指中原一带，东垣行医于河北，则可知子和乃指河南一带俗医而言。考东垣二书刊于宋·淳佑年间(1247～1249年)，此时子和已故去20年，子和之书在麻氏死后尚未行世，则东垣亦未曾可能读到子和之作，两人在学术上是同时独立发展而各领风骚。虽然二者地理环境略有不同，但社会背景及气候、疫气传染等流行病学因素，则应是大体相同，他们的学术观点相异，则应从二者思维方法、辨证角度、学术渊源等方面综合探讨。

    至于朱丹溪（字彦修），则受刘、张、李三人余泽甚厚。元·戴良说：“元之混一，三人皆已物故，而所著书始见于江南，读其书而得其学者，惟金华朱彦修、许昌滑伯仁。而彦修、伯仁之于医，以人之有余也，则用疏利之剂以泻之；人之不足也，则用温平之味以补气，盖称停三人之意，而不滞于一也。由是彦修、伯仁之名，日重于当时，其视三人之在金，若无异焉者。渊源之懿，何其盛哉。”［5］可见丹溪是善于吸收三家之长而为己用者。子和论“相火”，以为：“盖五脏心为君火正化，肾为君火对化，三焦为相火正化，胆为相火对化。得其平，则烹炼饮食，糟粕出焉。不得其平，则燔灼脏腑，而津液竭焉。”提出了“相火”常、变不一，生理病理表现二致的“相火”模式，主张“相火”寄于肝、胆、心包、三焦。治疗上，仍着重外来火热邪气郁拂为病，以缓来者称为“相火”，暴起者命为“龙雷之火”，分别处以宣泄郁拂及从治之法。朱丹溪则侧重于内在火热的化生，认为相火为肝肾二脏所司，复分属于心包络、膀胱、三焦、胆腑。其常为人身动气，其变为元气之贼，相火虽一，常、变迥异，遂完成了“相火”的基本概念界定，并为滋阴降火治法奠定了理论基础。子和以邪入致“火”“湿”郁拂，气血滞流为主要病机，这对丹溪以“气血痰郁”为病机治疗杂病有很大启发。只是子和以攻邪三法以通郁滞、流气血统治诸疾；丹溪则更进一步分析郁滞的详细病因、病机，以气、血、痰、热、湿、食六郁分别论治，使杂病的辨治更上一层楼。张子和对“二阳病”病机分析及论治三步骤［6］，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给丹溪“阳有余阴不足”论的提出及治法很有启迪。张氏所擅长的攻邪三法，丹溪运用起来更是得心应手，治验颇多。丹溪的“倒仓法”将人之所畏的吐法，改造成吐不伤正，补中达邪，有吐之功效而无吐之弊病的治疗方法，他提出“攻击宜详审，正气须保护”的名言，进一步发展了张子和的攻邪理论。丹溪虽为滋阴派，但他综合融汇了金元诸大家之精髓，对后世杂病论治影响极大，在后世“杂病用丹溪”之说中，我们时时可以看到张子和学术思想的种种烙印与痕迹。

    对温病学派的启蒙作用

    金元四大家的学术流派形成，尤其是刘河间的火热论与张子和的攻邪论，对温病学的开创，起了指导与催化作用。元、明医家有“外感宗仲景，热病用河间”之说。明清之际，温热成疫，温病学派遂由蕴育走向成熟。温病学派可说是由河间学说派生，张子和亦属河间一派传人。但在这个问题上，有关学者似乎论及不多，仅言子和门人常德《伤寒心镜》“力言寒凉药物发表攻里的优点”［6］一句带过。究之《儒门事亲》，曾记有“元光春”(1222年)、“泰和六年”(1206年)、“泰和间”(1201～1208年)、“岁在丙戌”(1226年)救治温热病流行的情形。张氏自述，“余用此药(双解散)四十余年，解利伤寒温热中暑伏热，莫知其数。”他认识到热病的流行与“多故之时，荧惑失常，师旅数兴，饥馑相继，赋役既多，火化大扰”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指出出疹性热病“时与伤寒相兼而行”，并有“惹疮疱传染”的特点。对小儿出疹性热病，张氏拟凉膈、通圣诸方辛凉解散，白虎加人参汤辛寒疏泄，调胃承气、凉膈散等方辛凉清泄；对温毒发斑，“轻者斑红，可用越桃饮子，重者斑紫，毒气胃中盛也，大青四物汤，玄参升麻汤主之；潮热腹满者，谓热邪在胃中也，可以荡涤邪热，流湿润燥，宜急治之。”其清热解毒、凉血化斑、清胃荡涤的治疗步骤，已与后世温病治疗原则几无大异。他的攻邪之法，对攻逐温热病邪，截断传变途径，顿挫疾病病势也有积极的作用。他的六气从“火”从“湿”论，对分析温热与湿热亦有一定借鉴，许多温病学家都从子和处获益匪浅。

    吴有性是深受子和攻邪学说影响的温病学派医家，他说：“诸窍乃人身之户牖也，邪自窍而人，未有不由窍而出。经曰：未入于腑者，可汗而已，已入于腑，可下而已。麻征君(实指《儒门事亲》)复增汗吐下三法，总是导引其邪从门户而出，可为治之大纲，舍此皆治标云尔。”［8］他对邪正双方的攻补关系，也持与子和一样的态度：“有邪不除，淹缠日久，必至羸，庸医望之辄用补剂，殊不知无邪不病，邪气去，正气得通，何患乎虚不复也。今投补剂，邪气益固，正气日郁，转郁转热，转热转瘦，转瘦转补，转补转郁，循环不已，乃至骨立而毙。”［8］张子和攻邪三法，从仲景治伤寒移作治疗杂病，吴有性又借之以用于治疗温疫，“故勉用汗吐下三法以决之。”［8］尤其是对下法的运用，其“逐邪勿拘结粪”之说，深得子和心法。他认为，攻下泄热逐邪，用于“温疫可下者，约三十余证，不必悉具”，“勿拘于下不厌迟之说。”“应下之证，设引经论初硬后溏不可攻之句，诚为千古之弊。”［8］这正是子和“勿滞仲景纸上语”的体现。故后人评价吴有性“俨然一张子和”，洵非虚语。

    张子和的学术观点与治疗方法，对温病学派诸医家亦深有影响。例如：他扩大攻邪三法的内涵以施用于临床赅治百病的思路，就得到清代俞根初的赞同：“余谓发表不但汗法，凡发疹、发斑、发、发痘，使邪从表出者，皆谓之发表。攻里亦不仅一下法，凡导痰、蠲饮、消食、去积、通瘀、杀虫、利小便、逐败精，使邪从里出者，皆谓之攻里……邪去乃正安，故逐邪以发表攻里为先。”［9］对子和邪入生郁，食疗补虚之论亦大为推崇：“凡伤寒病，均以开郁为先，如表郁而汗，里郁而下，寒湿而温，火燥而清，皆所以通其气之郁。病变不同，一气之通塞耳。塞则病，通则安，无所谓补益也。补益乃服食法，非治病法。”他发挥子和之说，真是淋漓畅快。

    张氏对在外感热病病程中，每见“内水涸竭，烦燥转生，前后皆闭，口鼻俱干……遍身无汗”之症，主张“听其所欲，冰雪凉水连进数杯”，以救其胃津，他指出：“若禁饮水，必内竭，内竭则燥热生焉。”主张攻邪之后，西瓜蜜雪冰水时时饮服，使“水入于经，其血乃生”。温病大家叶天士对温邪气分留连，创益胃透汗之说，王孟英释述其治疗机制为“益胃者，在疏瀹其枢机，灌溉汤水，俾邪气松达与汗偕行”［10］，而命名西瓜为“天生白虎汤”，梨汁为“天生甘露饮”，甘蔗为“天生复脉汤”，以之甘濡养胃，应是子和之法的发展。尤其是王孟英著《随息居饮食谱》一书，更是子和食疗治病补虚之薪传。

    张氏论小儿出疹性热病，倡“白虎加人参服之勿辍”，“以寒凉药舍死救之”之论，启发余师愚大剂石膏攻泄疫疹的用药治疗思路。张氏收录的“治疫仙方”，乃清·杨栗山《伤寒温疫条辨》升降散十五方之祖。张氏《金匮五泄十全治法后论》以湿邪相乘五变，论述了湿邪为病，变生霍乱、肿蛊、洞泄、注下、腹胀、肠鸣、脏毒、乳痔、肠风等25症，认为“泄亦四时伤寒之一也”，具有“若无湿，终不成疾”，“病形一变，必致大误”的特点。这对温病学家论治湿温也极有启迪，故吴鞠通说：“瑭所以三致意者，乃在湿温一证，盖土为杂气，寄旺四时，藏垢纳污，无所不受。其间错综变化，不可枚举，……其变证也，则有湿痹、水气、咳嗽、痰饮、黄汗、黄疸、肿胀、疟疾、痢疾、淋证、带证、便血、疝气、痔疮、痈脓等症，较之风火燥寒四门之中，倍而又倍。苟非条分缕析，体贴入微，未有不张冠李戴者。”［11］王盂英还说：“亘古以来，善治病者，莫如张戴人，不仅以汗吐下三法见长也。”［10］说明子和于攻邪三法之外，启发后人之说，有益世人之论，厥功甚众。

    张子和的攻邪理论及临床经验，突破了《伤寒论》六经辨证的治疗规律，为明清以来温病学家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和实践基础。甚至可以认为，张氏继河间之学，为温病学的成熟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如果说明清以降温病学的发展如中天之日，那么，刘河间、张子和则是破晓的初缕朝暾。

    对日本汉方医的影响

    日本汉方医学渊源于中国中医学，它与中医学基本属于同一学术体系，一方面不断地吸取中国中医学的成就，另一方面又紧密结合日本社会、环境、体质、风物人情等具体情况，逐渐发展成为具有显著日本民族特点的汉方医学。15世纪中叶，日本汉方医学在我国金元医学流派的影响下，也开始出现不同观点的医学派别。明治以前，日本汉方医大致分成后世派、古方派和折衷派，并一直持续至今。虽其学术观点各有差异，且与我国现代中医理论体系已大不相同，但从其发展源流来看，历史上存在的几种主要学术观点无不附有浓厚的金元医学家的理论色彩。现仅就与张子和攻邪理论，百病生于郁滞论，六气病机“火”与“湿”论及食疗补虚学说等有关的学派，扼要简述。

    1.“一气滞留”说

    日本江户时代中期，被称为日本“古医道之开山祖”的后藤艮山(1659～1733年)，倡言“一气滞留”说。这是汉方医学最早的较完整的病因学理论。艮山说：“凡欲学医者，宜先察庖牺始于羲皇，菜谷出于神农，知养精在谷肉，攻疾乃藉药石，……而能识百病于一气之留滞，则思过半矣。”他认为：“凡病之生，受风寒则其气滞，伤饮食则其气滞，伤七情其气亦滞，皆气郁滞所致也，元气郁滞则经络腠理闭塞，病根深伏。”这种病理观同子和邪入生滞，致生百病的论点是一致的。艮山治病强调内伤以饵食温养，外伤则以药物攻击，尝谓：“药者毒物也，为邪伤而备，岂有真元虚脱、肌肤血脉枯悴而以偏性之萎草以为补益哉!而宋以后诸家不知此理，辄云补虚，令虚乏人服药，而天然大补之品肉味饵食却予禁制，则百无一生，岂不哀哉。”在药物疗疾与食疗养正的治疗观上，秉承了子和的一贯主张。艮山的治法纲要，主要是根据气机留滞的不同部位祛除病因，而使元气流畅。虽然其用方与张氏不尽相似，但张子和“惟以气血流通为贵”，“贵流不贵滞”的治疗思想，对日本汉方医有极大的影响，后藤艮山氏之子椿庵、孙慕庵、门人香川修德、山胁尚德等，皆扩充其说，在他们的医学著作《师说笔记》、《病因论》、《救弊医话》中，详尽地阐述、发扬了这一学术观，成为日本汉方医中著名的“后藤流”医学。

    2.“万病一毒”论

    江户时代的吉益东洞(1702～1773年)是汉方医古方派鼻祖。他崇尚仲景《伤寒论》，一生致力于《伤寒论》医学的日本化。汤本求真喻其为“日本的张仲景”。东洞的“万病一毒”说，原为纠正后世派“补血益气”泛滥成灾的时弊而发，这与张子和提出攻邪三法的社会背景极为相似。东洞推崇《伤寒论》，擅用汗吐下三法，他说：“疾医为万病唯一毒，而去其毒，以汗吐下而解去，则诸病疾苦尽治矣。”(《古医书言》)对攻与补的辨证分析也与子和同出一辙，他认为：“医之于术也，攻而已，无有补矣。药者，一手攻焉者也，攻击疾病矣。《内经》曰：攻病以毒药。此古之法也。”“药者，偏性之毒物耳，是以虽能拔邪气，而不能补精气也。”“病者，毒也，以草根木皮解其毒，则疾病尽去而已矣。”东洞的医学观点与子和学术思想十分契合，这些观点在文字表达上都极为相近。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喻东洞为“日本的张子和”也不为过分。在治疗方法上，东洞认为《伤寒论》论不可取而方可用，在“万病一毒”说的基础上创立了“方证相对”说，致力于《伤寒论》方证的日本化，而其理论则应是从子和攻邪学说诸论脱胎而来。至于东洞在诊断上重视腹诊，则成为日本汉方医学诊法的一大特色，值得我们借鉴。东洞以“万病一毒”的病因论为根本，强调攻邪，以临证实用为目的，成为日本古方派之领袖，其学说在日本迅速推广，被人推崇为中兴之祖，至今日本汉方医还以古方派占绝对优势。

    3.“气血水”说

    东洞之子吉益南涯(1750～1813年)承“万病一毒”之旨，详气血水之辨。在其著作《医范》、《气血水药征》中，反复论说了这一命题。他认为：“万物皆一毒，药亦毒也。以毒攻毒是医之要道，……气血及水，是为三物，三物之精，循环则为养，停滞则为病。失其常度，则或急或逆，或虚或实，诸患萌起，各异其状。”在病因上，将东洞无形可据的“一毒”一元论，衍为“气血水”三毒，成为一种朴素的原始的液体病理概念。在治疗上仍宗《伤寒论》方，其著《方规》阐述仲景治方，并用气血水学说解释《伤寒论》，著成《伤寒论精义》。但其治疗大旨，仍是以攻邪为主，其云：“夫气与水、血，虽养身之物，偏则为害，谓之毒。毒也者，伤害物之谓也，其所毒之物三，而至毒于我则一也，是以谓之一毒，一毒之谓，示治病于攻，而无补益也。”气血水说只论实证，不说虚证，“气”只有气郁和气上冲，不论及气虚，“血”只有瘀血，不论及血虚，“水”只论及水停，而未论及津液不足。其本身就是在东洞祛邪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成为汉方医学特有的理论之一。

    张子和认为，凡病之生必因于邪，邪入生郁为滞，久郁则气化为火，久滞则水停成湿，成为简化病因病机之首倡。这种思维方式及其派生的攻邪理论，随着金元医学传入日本，对日本汉方医“一气留滞”说极有启迪，而“万病一毒”说实际是“一气留滞”的发展，“气血水”说则是在“万病一毒”一元病因论基础上扩展为三毒的多元多角度病因论。它们在学术渊源上有千丝万缕的血缘纽带，张子和学术思想的理论基础，与日本汉方医古方派的主要理论依据较多吻合，以日本江户时代后期古方派主要代表人物中神琴溪(1743～1833年)为例，他对攻与补的理解就与子和一致，他说：“衰元气者，病也；去病而复元气者，药也。无补元气之理，吐症用吐药即是补，应下之病下剂即是补。”在金元四大家中，亦独推崇张子和的治疗思想：“夫吾日本上古之医道不传，不知其故。中古虽传汉土之医道，但多为东垣、丹溪之术，以五行配当相生相克之理以疗病。云甘温养脾胃则疾自去，虽沉疴痼疾，投补血益气辈，大黄畏之如虎。”证实日本古方派在金元四大家中，较多地偏向于河间、子和之说，在理论与实践中与张子和攻邪论有共同的思想基础。

【参考文献】
  1 肖国钢.张子和学术思想源流探［J］.中医文献杂志，2006，（4）：20.

2 金·张子和.儒门事亲［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 （后引文未标码者均自此）

3 元·脱 脱.金史·卷一百三十一［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4 任应秋.中医各家学说［M］.第四版.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80：43～50.

5 元·戴 良.九灵山房集·卷十三［M］.上海：商务印书馆，1953.

6 萧国钢.儒门事亲研究［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98： 133～136.

7 任应秋.中医各家学说［M］.第五版.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86：120～121.

8 明·吴有性.温疫论［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7：233.

9 清·俞根初.通俗伤寒论·六经总诀·六经治法［M］.上海：上海卫生出版社，1956：16.

10 清·王世雄.温热经纬［M］.辽宁：辽宁科技出版社，1997：12.

11 清·吴鞠通.温病条辨［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4：142.


来源：http://journal.shouxi.net/html/q ... 1609498_321914.html

anton553

[s:101] 日本的气血水食毒之学，其实来源于朱丹溪之学！！

ae5373007

张子和确实是一代大家，其攻下之法应该好好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