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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为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时,主任答辩委员只提出下面这样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不用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的方法研究近代中西医之争?”
如何回答这样的问题呢?
当时洪钧略答如下:
“我们提倡历史地、全面地看问题,重视发生论争的社会根源,但不是把学术问题和政治混为一谈。不能用社会革命的理论,去对待医学上的学术争论。同时,应该把近代史上的医学家及有关人物的政治态度,和他们对中西医问题的看法区别开来,更不能把某些个人在政治上的反动堕落扩大化。
比如,汪精卫、汤尔和、褚民谊等人于1938年左右,先后投降日本侵略者成为汉奸而遗臭千古,但不能把曾受他们支持过的废止中医派也说成是汉奸。反之,支持过中医的阎锡山、何健甚或焦易堂等人均系军阀、政客,曾欠下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不少血债。此外,支持中医的人物中确有一些清朝遗老,视封建礼教若命脉。但我们不能因此说,维护中医的人都是出于复古、保守、反对革命的目的。总之,我们是在进行学术探讨,虽不免要从当时社会的政治、文化、思想等方面进行解释,但除了医学学术而外,更重视一般思想和文化背景,而不应把至今还起着某种作用的政治因素,当作分析问题的唯一原则。那样会限制我们全面地认识中西医论争的历史经验。”
其实,上面这两段话,是论文手稿中就有的,很可能那位委员没有看或看不进去。
洪钧当年的答辩词还有手稿中没有的。即:
“在我国近代史上,曾经站在时代最前列的著名思想家和学者如严复、梁启超、胡适之、鲁迅、郭沫若等,对中医都持否定态度。诸位应该知道,他们的阶级立场和政见差异很大。如果以对中西医问题的态度为准划分阶级,就会得出很荒谬的结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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