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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 世界上最奇葩的教育——中医
- 土郎中
- 世界上任何一门技术，通过大学几年专业的学习，基本上都能够掌握，并应用于实践。唯有中医，大学、硕士、博士连续十几年学习，出来却连最简单的疾病都不会治，更有甚者，很多人还成了中医的掘墓人，反过来反对中医，他们就是中医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怪物。 可这就是这样一群不懂中医的人，却持有国家的执照，代表中国“最正宗的中医”，占据了和中医有关的所有岗位，如中医院，中医学院，中医的管理部门，也正是他们对中医的代表，让中医名声扫地，它们对中医的破坏，比整个西医系统还要厉害，因为他们会让真正的中医彻底地绝灭，让百姓们对中医彻底地丧失信心。 中医教育到底怎么了？让我们从中西医的区别看看就知道了。西医讲究的是机械对应，学起来相当容易，只要死记硬背就行，至于技术，多熟练操作几次就够了，再笨的人也能够学会。可中医呢？ 它讲究的是一人一方，至于要用什么样的方子，它的种类就太多了，首先它有两大类，一类是细胞的功能亢进，一类是细胞的功能低下，它们的治法完全相反，其次，细胞功能亢进和功能低下程度的不同，治法也完全不同。比如，大寒就要用大热的药物，小寒就要用小热的药物，而且还有量上的不同。这样一总结起来，西医的一个病，一个方法，在中医这就要从无数个病因当中寻找那唯一正确的病因，难度之大就可以想象了。 显然，学习中医就要用符合中医规律的方法，用西医式的教育方法是教育不出来好中医的！可看看我们的中医是怎样教育的？ 先看看教材。恐怕大家想不到吧！中国60年来各级中医药大学采用的各种中医教材，全部是西医编写出来的。表面上用的是中医的词汇和术语，但是内在的思维方式，以及对这些术语理解的方式和解释概念，都是西医系统的。入门就错了，怎么可以学会真正的中医呢？ 当年的编者之一张大钊写的回忆录，说明当时的编写情况：“1962年我在西医学习中医班毕业，就参加了当时卫生部主管中医工作的副部长主持的全国中医学院第二版教材修订会议；最后指派黄星信，曹鸣高，金寿山和我四个人一起在上海编审整套教材，1964年全套18本全部出版，成为内地和海外中医学院的主要教学课本。由于课本上印有我们几个编者的名字，因此我们几个系统学习过中医的高级西医的名字，在海外就有了很高的知名度”。 大家知道张大钊编写中医教材时有多大吗？他1956年西医毕业，编教材时只有20多岁，只是简单地上了一个“西医学习中医培训班”，就被卫生部主管部长指定去编写“全国中医学院通用教材”来“系统培养中医人才”？这种近乎小孩子办家家一样的做法，还敢大面积全国铺开大干，瞎干的“教育模式”，大约就只有中国敢做吧？ 再看看课程安排。为了执行国家“中西医结合”的大政方针，西医专业的学生不必学中医，但是中医专业的学生都一定要学西医。因此课程安排上中医课程和西医课程按比例设置，大致上“基础课”40%的内容是西医的，专业课30%的内容是西医的。加上中国的大学大约有三分之一强的课程是要上各种政治课的，再加上很耗精力的英语课；这样学生四五年的中医学院读下来，到底有多少时间在“学中医”呢？ 这样的中医大学毕业出来后，自然是个不中不西的废品，当然连“庸医”都赶不上了。（参考材料：某中医药大学本科生培养计划中，中医专业的课时仅占33.86％，西医课时则占39.38％，英语、计算机等公共课占26.76％。中医经典基本不认真学习，中医研究生则忙着搞“动物实验”等现代医学项目） 而国家管理中医的领导们呢？明明知道这些教材和教纲是瞎编的，这种教学方式不可能教育出真正的中医；但是，政治高于一切，明明知道是错的，也不会有人敢于提意见！反正又不是自家的事，都是“给国家办事”，得过且过，于是大家就这样一起混日子，一直混到了今天，创造出中医学院60年来根本就没有培养出什么中医人才的伟大光荣正确的现代教育记录，只培养了大批的“中医掘墓人”，而且看样子还要继续下去，中医学院依然在“误人子弟到永远”。根据这些教材改遍的“新教材”依然在使用。 再看看师资。最早的中医教育，还能够不拘一格降人才，把有丰富临床经验的民间中医请来教授中医，他们医德、医术都很好，足以跟西医拼个高下。但是，这批人当年在“体制中”，无法施展自己的真正本事，更无法把自己的真正本领教给后人。 现在这批传统中医老的老，死的死，现在中医学院里面剩下来的执教老师和教授，全都是建国后“西医学中医”培养出来的“人才”，他们既不懂临床，也不懂真正的中医理论，只会死记硬背一些西医编写出来的教学内容。让他们教中医，就象是让鸡子来教鸭子游泳一样，最终鸭子不但没有学会游泳，反而连走路都不会了，变成了非鸡非鸭。 中国的中医学院，就是专门培养这种四不像的“中西医结合”人才的。他们不懂真正的中医，也不懂西医，不会用西医治病。因此，最终就成了“大病治不了，小病治不好”的中医人才。中国的各级中医院里，就挤满了大批连个小感冒都治不好的“中医师”。中医之所以被国民抛弃，就是因为他们。 中医真的学起来很难吗？其实一点都不难。有好老师带的话，半年左右就可入门，四五年的积累，就可以当上医术很不错的中医，对很多常见病就可以“应手而除”了。至于要成为一代名医，就要看本人的造化了，有可能一辈子都当不成，关键在悟性。 他们都是怎样学中医的？基本上都是从中医的基本经典入手的。如《黄帝内经》，《针灸大成》，《伤寒论》，《金匮要略》等。有基础后，就需要在临床实际医疗中不断学习和参考历代医学名家的各种医学典籍和经方验方，如《景岳全书》等医家经典，积累经验。这些流传至今的医书，每一部都是当年最有水平的医者呕心沥血，总结一生从医经验后写出来流传后世的。比今天中医学院里面采用的这种由乳臭未干的毛孩子用“多快好省”的大跃进手法编写出来的，必将遭遇千古骂名的“国家中医统一教材”不知道高明多少倍！ 可我们的中医学院呢？中医学经典在这里竟然成了选修课，原因很简单，中国的文言文教育太差了，导致中医学院的学生普遍看不懂古医书。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民间中医学习中医，是因为兴趣和生活的压力，无论它再难，也会用心学下去。而中医学子们既没有生活压力，也没有兴趣，唯有大学、硕士、博士毕业找一个好单位的目标！如此地学习中医，有可能学好吗？ 或许我的评价有点不尽人情，那就让我们引用几个德高望众的中医大师公开发表的言论吧： 焦树德，邓铁涛老中医说：中国几十年没有培养出真正的中医。 裘沛然老中医说：“国内中医院校培养不出来合格的中医，培养出来的简直就是废品，连庸医的水平都达不到；庸医也懂一些中医的汤药方剂的。可现在培养出来的学生，对中医的理法方药根本不懂，这是中医教育很大的失败……中医教育已走入歧途”。 中医是国粹，中国传统文化最集中的代表，本应该人人都懂！可是，这样极为简单的中医教育，我们国家花大钱建立了的各级现代化的中医大学，居然连一个像样的中医师都培养不出来，60年来把大批的年轻人送进去，却走出来一批连庸医都不如的“废柴”，把个中医教育，玩得如此弱智和可笑，这个教育系统的确“太有本事”了。 今天的中医界，恐怕对中医有真正传承的只有在民间，可就是他们，国家也搞了一个《医师资格法》几乎把他们一网打尽！即使有少数漏网的，也都是非法行医成长起来的。可以这样说，中医目前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候了，再这样教育下去，恐怕中医真是就要成为古董了，所谓的发展中医，也不过是用西医的思维和方法，甚至用吃西药，打吊针来“发展中医”了。 （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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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 传统医学扁鹊学派与黄帝学派——转帖
- 北洋军
- 《汉书?艺文志》有医经七家，经方十一家的记载。医经七家计有:黄帝内经十八卷、外经三十七卷、扁鹊内经九卷、外经十二卷、白氏内经三十八卷、外经三十六卷、旁篇二十五卷，共二百一十六卷；经方十一家计有:五脏六腑痹十二病方三十卷、五脏六腑痹十六病方四十卷、五脏六腑痹十二病方四十卷、风寒热十六病方二十六卷、泰始黄帝扁鹊俞拊方二十三卷、五脏伤中十一病方三十一卷、客疾五脏狂颠病方十七卷、金创瘲瘈方三十卷、妇人婴儿方十九卷、汤液经法三十二卷、神农黄帝食禁七卷，共二百七十四卷。 考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断定，当时已形成四大医学流派，即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家，《黄帝内经》仅是医经派的代表作之一。上古著名医家有僦贷季、岐伯、雷公、俞附、少俞、少师、巫彭、伯高、马师皇、鬼臾区、苗父、巫咸、巫妨。 扁鹊学派的鼻祖是俞附，《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载:“上古之时，医有俞附，治病不以汤液醴洒，馋石桥引，案杭毒熨，一拨见病之应，因五脏之输，乃割皮解肌，诀脉结筋，栩髓脑，掸荒爪幕。渝沈肠胃、漱涤五脏、炼精易形。”可见俞附是一位外科专家，其学术与黄帝学派的《黄帝内经》旨异；《韩诗外传》说:“俞附之为医也，溺木为脑，芷草为躯，吹窍定脑，死者复生。”少俞是俞附之弟，医术多与兄同。扁鹊学派的奠基者还有巫彭，《路史》:“黄帝命巫彭、桐君处方桃饵，渝洗刺治，而人得以尽年”，巫彭的医技比较全面，能处方，能手术，亦能针刺。苗父，《说苑》记载“苗父之为医也，以营为席，以刍为狗，北面而视，祝发十言耳，诸扶而来者，舆而来者，皆平复如故”，可见苗父是一位善祝的巫医。巫咸，《世本》记载“巫咸，尧帝时臣，以鸿术为尧之医，能祝延人之福，愈人之病，祝树树枯，祝鸟鸟坠”，巫咸与苗父相类，神通更加广大。巫妨，《千金方》中记载古有巫妨，著有儿科《颅囟经》，是一个儿科医生。 扁鹊是《史记》中仅收的两名医学家之一。司马迁说：“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明确地指出了扁鹊是脉学创始人。同时指出“扁鹊言医，为方者宗，守数精明，后世循序，弗能易也”。即在西汉初期多数人心目中，医学之祖不是歧黄，而是扁鹊；自春秋末年起扁鹊之学一直为历代医者所遵循、传习，不可更易。杨雄是西汉末年著名学者，班固称其“博极群书”，他在模仿〈论语〉而做的〈法言?重黎〉中说：“扁鹊，卢人也，而医多卢”。这说明在两汉时期医学界，扁鹊学派的医者占绝对多数和主流。西汉时期最著名的医生是淳于意（仓公），东汉时期最著名的医生是郭玉、华佗和张仲景。仓公和华佗是公认的扁鹊学派传人，郭玉及张仲景的主要学派属性也是属于扁鹊学派（详见笔者之著作〈中医之门——中医人体科学概论〉）。 水火之剂是战国、秦、西汉时期扁鹊学派常用的方剂，而黄帝学派是否定水火之剂的功效的，所以根据《汉书?艺文志》的医经“总论”说：“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深浅，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辩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可确定其后列出的《扁鹊俞拊方》既是扁鹊学派的传世医方了。扁鹊的学生有子阳和子豹(《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据《说苑》记载，还有子容、子明、子越、子游、子仪诸人，都是扁鹊的弟子。有的长于针刺，有的善于灸艾，有的搜治方药，有的精于按跷。淳于意的学生有宋邑、高期、王禹、冯信、杜信、唐安、平亦增等，皆有所学。涪翁师授程高，程高又师授郭玉。 〈难经》立命门、元气、三焦整体说。〈难经〉于“三十六难”、“三十九难”中两次提出肾有两者，左为肾，右为命门，并明确指出命门之气与肾通。且结合肾间动气、原气原穴，系统论述了命门的功能所在。如“三十六难”云：“肾两者，非皆肾也，其左者为肾，右者为命门。命门者，诸神精之气舍，原气之所系也，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难经〉与〈内经〉所释“命门”之义大相径庭，我们可以断定，〈难经〉“右肾为命门”之说是在〈内经〉之外别有师承。元气即原气、元阳，未见于〈内经〉。最早将“元气”引入中医领域的当首推〈难经〉。“六十六难”说“脐下肾间动气者，人之生命也，十二经之根本也，故名曰原。”元气是人身的天真本原之气，对于生命活动有重要温煦、推动作用，正如“八难”所说：“诸十二经脉者，皆系于生气之原。所谓生气之原者，谓十二经之根本也，谓肾间动气也。此五脏六腑之本，十二经脉之根，呼吸之门，三焦之原，一名守邪之神。”〈素问?上古天真论〉虽有真气、肾气的记载，但未见元气之概念，而〈难经〉则创说元气，是后世元阳理论的根源。 〈内经〉认为“三焦”是有形的。〈难经〉则提出三焦“有名无形”说，如“二十五难”说：“心主与三焦为表里，俱有名无形。”“三十八难”亦云：“所以腑有六者，谓三焦也。有原气之别焉，主持诸气，有名而无形。”三焦的生理功能，一为运行水液，二为通行元气。关于三焦为人体水液运行的主要通道，这在〈内经〉中有多处论述，如〈素问?灵兰秘典论〉：“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三焦通行元气说，则为〈难经〉所首创。如“三十一难”说：“三焦为,气之所终始也。”“三十八难”说：“三焦为原气之别使，主持诸气。”上述论述均明确说明三焦是人体元气、元阳升降出入的道路，元气是通过三焦而通达于五脏六腑和全身的。〈难经〉关于命门、元气（元阳）、三焦的理论是相互贯通的：命门者，元气系之，乃先天之本原；元气产生于命门，为先天本原之气，滋润温养脏腑经络，维持人体基本生命活动；元气由三焦布达全身，发挥其生理效应，调控机体内外统一。总之，此命门、元气（元阳）、三焦整体说发〈内经〉所未发，为扁鹊学派〈难经〉独树一帜的学术观点。 三国东吴的吕广首先为〈难经〉作注，开医经注解之始，明显早于全元起、王冰注解〈素问〉和杨上善注解〈黄帝内经太素〉，说明扁鹊学派在三国时期仍是影响最大的医学学派。 东汉华佗（108~208年以前），字元化，沛国谯（今安徽省亳县）人，东汉末杰出的外科学家。华佗早年游学徐州，学识渊博，兼通数经，晓养性之术。在无数疾病和战火之中，取得了医学上的很高成就，精通内、外、妇、儿、针灸等科，尤以外科手术见长，被后人誉为:“外科鼻祖”。麻沸散、剖腹术等，正是他在军队供职多年，大量野战外科临床实践上的发明创造。华佗著《中藏经》，又名《华氏中藏经》，重视阴阳的调和及人体的阳气。《中藏经》上卷有“人法于天地论”和“阴阳大要调神论”，专门论述了天地阴阳与人体健康疾病的关系，强调了阴阳的调和及阳气的重要。论中对阳气十分重视，反复提出“阳者生之本”，“得其阳者生”，“钟于阳者长”，“顺阳者多长生”等阳主阴从的理论，以至于最后引出“阴常宜损，阳常宜盈”的结论，异于阴阳平衡的一般认识。《中藏经》中讲到治法有“水法六论”、“火法五论”等内容，水法用于六腑之阳证，火法用于五脏之阴证，水火之法体现了阴阳寒热的异治。华佗还著有〈内照法〉（授业于〈扁鹊镜经〉）一书，也是扁鹊学派的经书，其理论精髓均与〈难经〉、〈中藏经〉等经典一脉相承，而与黄帝学派的〈黄帝内经〉大相径庭。华佗弟子有吴普、樊阿、李当之等。〈南史〉记载，后世徐熙得〈扁鹊镜经〉一卷，学而用之皆效，名震海内；传子徐秋夫（史称医术弥工）；徐秋夫传子徐道度（医术被宋文帝称天下五绝之一）、徐叔向；徐道度传子徐文伯（善用水火之剂）、徐謇（〈魏书〉记载：北魏名医）；徐叔向传子徐嗣伯（善用水火之剂）；徐文伯传子徐雄；徐雄传子徐之才（北齐名医，提出“十剂” 论）、徐之范；徐之范传子徐敏齐。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中心思想就是“扶阳”与“存津液”，无须再多说了。 宋朝《扁鹊心书》托名扁鹊所传，由南宋窦材（1070~1150）著。窦材是今河北省正定市人，为传四世医之家，官至武翼郎，前开州巡检。此书上卷突出体现了窦材的学术指向，10篇论述着重阐发了窦材“为医者，要知扶保阳气为本”的认识，窦氏重视扶阳，尤其注重扶脾肾二脏之阳，认为:“脾为五脏之母，肾为一身之根”，因此，在临证施治上重要的是温补脾肾之阳。从《扁鹊心书?附窦材灸法》所列50余种病证的辨证来看，其中30余种病证为脾肾阳虚；再从书中所载40余则医案分析，也有一半以上是用温补脾肾之法，可见其对脾肾二脏的重视程度。 由此可见，卢崇汉所说的“火神派”源流根本不是那么回事，郑钦安、卢铸之、卢永定一脉也不是什么火神开山鼻祖，哗众取宠罢了，上古中医早就已经有这种理论与技术了，只是没有人愿意承认而已。善用大剂量姜桂附或灸治疗各种疑难杂症，乃扁鹊学派“水火之剂”中“火剂”的具体应用，其“扶阳”理论在扁鹊学派中早有煌煌定论，在窦材的〈扁鹊心书〉中论述的最为透彻、精当，只要辩机准确，投大剂量桂附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只是如今的所谓现代中医或囿于自身中医素质低劣，或囿于如今的医患矛盾，已经不敢按照中医理论来辩机论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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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寒论》东汉：张玑著。 张玑字仲景，南阳郡涅阳人。生卒年代约为公元150～219年。他目睹当时疾疫广为流行，死亡惨重，激发他“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的心情，产生了著书立说、救人济世的伟大志愿。 中医学自秦汉以来，不断地发展与完善，积累了丰富的医学文献。班固在《汉文艺文志》总结出来《医经》与《经方》两大门类，可谓炳耀千古之巨著。 在《医经》类里，有《黄帝内经》十八卷；《外经》三十七卷，以及扁鹊、白氏、旁篇等著作。这些书主要论述血脉、经络、脏腑阴阳表里的生理病理变化。还罗列了针砭、汤液等治病方法。所以，内容与现在的中医学基础理论相近似。 在《经方》类里，有《五脏六腑痹十二病方》、《风寒热十六病方》、《五脏六腑疝十六病方》、《五脏六腑疸十二病方》、《妇人婴儿十九卷》以及《汤液经法三十二卷》等。这些书除讲求病证外，还对草、石药物的性味、配伍、治疗进行了阐述，它为复方治病用于临床奠定了基础。 张仲景继承了《医经》与《经方》的学术成就，推广了六经辨证临床价值，制定了理法方药的治疗体系。并在继承的同时，结合自己的经验和见解做到了发扬光大与推陈出新。他将伤寒与杂病共论、汤液与针灸并用，这就打破了《素问•热论》的六经只辨伤寒的局限性。张仲景六经辨证的实质，是以人体的脏腑经络、营卫气血的生理病理变化做为辨证的客观依据，又以阴阳、表里、虚实、寒热的发病规律做为辨证的纲要与指针。因此，无论伤寒、杂病和它们互相挟杂的复杂问题，都能用六经辨证方法概括而无遗。 六经辨证的理论经仲景建立以后，中医才掌握这一武器而与西方医学相抗衡，并且出神入化立于不败之地。 更值得一提的是《伤寒论》能够在千百种的药物中，选择了最有效的药物和最适当的剂量，组成具有最高疗效与惊人贡献的方剂，这在其它医学之中很难做到。 举例而言，桂枝汤仅五味药，它具有解肌驱风、调和营卫、调和脾胃、调和阴阳的独特作用，但组方与剂量又很严格。如果此方的剂量芍药大于桂枝之上，则就不叫桂枝汤，而叫桂枝加芍药汤，则为治疗太阴病腹满时痛而设；如果桂枝的剂量大于芍药之上，则就不叫桂枝汤，而叫桂枝加桂汤，则治疗“奔豚”气上冲胸之证。这就看出《伤寒论》无论药味和剂量，做到如此严格地步、所以才称它为经方。实际上经方具有规范性、标准性、科学性和实践性的特点。 由上述可见，辨证论治的开山是张仲景，他在中医领域里的影响极为深远，如晋之王叔和，唐之孙思邈，金元时期之刘、李、朱、张，清之叶天士、吴鞠通等人，无不服膺仲景之学，而后方有所建树。 据统计，在中医学典籍中，惟《伤寒论》注家最多，见仁见智，蔚成洋洋大观，既丰富了仲景学说，又推动了中医学术不断发展。 中医之经典著作如《内经》、《难经》等书，如果不精通《伤寒论》之学，则难窥其项背。所以，我认为《伤寒论》乃是中医学之魂，此亦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事实如此，而何疑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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