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绍武走出了《伤寒论》胡希恕走近了仲景爷

心宁2019

                  刘绍武走出了《伤寒论》胡希恕走近了仲景爷

      胡刘二老是同一时期的两位伤寒临床大家，有众多的相近之处，同受日本汉方医学研究的影响，都在《伤寒论》的研究和实践中倾注了毕生的心血，且所创立的“三部六病”学说（刘氏）与“六经八纲方证相应”学说（胡氏）也有着诸多相似之处，既如此为什么说刘氏走出了《伤寒论》而胡氏走近了仲景爷呢？

     我们要先从其各自在解读《伤寒论》过程中所创立的学说谈起，“三部六病”学说将人体划分为三个部分，即表部、中部（半表半里）、里部，简称“三部”，每部存在的病症，根据其阳（实、热）和阴（虚、寒）的不同病性，划分为六类证侯群，简称“六病”，“三部六病”学说由此得名。胡氏认为无论表、里、半表半里，均有阴阳二类不同的为证反映，三而二之为六，即病之见于证的六种基本类型，亦即所谓六经者是也。不难看出胡刘的学说是相近的。“三部六病”仍以六病名之，将太阳病和厥阴病归为表部，少阴病和少阳病归为中部，阳明病和太阴病归为里部。而胡氏虽言“经络名称本来可废”却仍用六经之名论说，认为少阴病是表阴证而厥阴病是半表半里之阴证，就此胡刘的认识产生了分歧，笔者在“胡希恕关于少阴病为表阴证之辨正”一文已经论述了胡先生将少阴病理解为表阴证是没有依据的，而据第148条、第285条均可说明少阴病不是表阴证，就此而言刘氏的论断是正确的，即少阴病是半表半里之阴证。再者既然胡先生已经意识到“经络名称本来可废”、“仲景书本与《内经》无关”、“仲景书取法于《汤液经》”，为什么还要沿用“六经”之名而论说其学说呢？就此而言刘氏承用“六病”是正确的做法。既如此为什么还说“刘氏走出了《伤寒论》胡氏走近了仲景爷”呢？

    我们知道胡刘学说所言之表、中、里这样的三部结构并不是胡刘的发明，日本人白水田良早在江户时代（1772年）就已有这样的认识了，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至少落后了二百年。从《伤寒论》成书到刊行流通大概相距800年，从成无己到白水田良大概是500年，就是说从《内经》体系走出从而走进《汤液》体系足足用了500年，可见走近仲景爷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对《伤寒论》的认识还是非常有限非常浅薄的，所以胡先生秉承着“始终理会”的精神学习和运用《伤寒论》，而刘绍武先生呢，“对《伤寒论》之不足也深有感悟，故对《伤寒论》有“立纲、归类、正误、补缺”之举。”我们看看刘氏的做法，“过去，一般认为桂枝汤和麻黄汤是治疗太阳病的方剂，但从实际临床应用之结果看是不适宜的。为什么呢？因为太阳病是表部的阳性病，病性属热、属实。阳病的治则应该是“热者寒之”、“实者泻之”，故不应该用热性方剂麻黄汤和桂枝汤，治热性病。王叔和曾说“桂枝下咽，阳盛则毙”桂枝汤实乃表虚的厥阴病之方，而非太阳病所能用。”……“根据“热则寒之”的原则，将其桂枝汤更为麻杏石甘汤，取名葛根麻黄汤。”我们再看看胡先生怎么说：“这两个类型，原则是有了，要是中风型，必须用桂枝汤法，太阳中风，开始就用桂枝汤嘛，用桂枝汤这类的发汗法。要是无汗的伤寒型，就要用麻黄汤的发汗法。但是无论是中风型、或是伤寒型，这个证侯还是千差万变的，那不是老那样子，怎么办呢？还得因证而施，就是具体的事实具体分析，所以桂枝汤里头有很多加减方，麻黄汤里头也有很多的加减方子。还得根据寒热虚实往下辨。辨到什么为止呢？就是这个方药恰好相适应了为止。”看到了吧，这才是走近仲景爷的正路子，紧紧围绕着《伤寒论》规规矩矩辨证施治，不敢越其半步，就更甭说给太阳病重新制定治则重新组方了，在胡先生这里那是万万不可能的事情。

    再来说说这个“麻杏石甘汤”，《伤寒论》中第63条、第162条皆可读到此方剂，第63条:“发汗后，不可更行桂枝汤，汗出而喘，无大热者，可与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第162条:“下后不可更行桂枝汤，若汗出而喘，无大热者，可与麻黄杏子甘草石膏汤。”胡先生解释说：“这个汗出是汗多得很，而且汗相当地稠、黏，这纯粹是热。这个喘也是热壅，表不解，表邪也盛，热往上壅得厉害。这个汗出有阳明的味道，但是又不到承气汤那种情况。”“这个是：里有热而汗出，表不解而还喘，有麻黄证的喘，表不解。但是麻黄汤是不出汗的。里有热，阳明法多汗，里头热壅于里，蒸汗于外的这种出汗。所以不能用桂枝汤，里热不能用桂枝。”可见，麻杏石甘汤的适应证是表虽未解而里热已成汗出而喘，无大热者。至少是个表里俱热吧，而刘氏却将此方加了葛根从而命为葛根麻黄汤，并以此作为太阳病的主方，显然已远离了《伤寒论》之经旨，难道这样的做法就是所谓的“正误、补缺”之举吗？正误的前提是误，《伤寒论》太阳病用麻黄汤、桂枝汤有误吗？是吾辈可正的吗？显然是我们还没有真正懂得《伤寒论》，还不会运用，还没有真正走近它。

     我们再来看看自学成才的费维光先生对《伤寒论》的认识：“《伤寒论》在感冒的第一阶段（太阳病），具有许多经方，我常用的就有十一、二首之多，基本上都是由温热药组成。这与人体患感冒后的“自然疗能”的趋向是一致的，所以服用剂数一般极少，就能很快痊愈。这是现代西医和温病学家所不认识和难以理解的。《伤寒论》在感冒的第三阶段（阳明病）才和西医与温病学派对感冒的治疗原则相同。这时体温已超过“自然疗能”的极限（不是用体温计所能确定的）患者感到不恶寒、反恶热，身发高热，口渴，出大汗，脉也洪大。这是《伤寒论》学派、温病学派、西医都用寒凉药阶段。……这是唯恐烧坏人体的器官及脑功能的缘故。但在感冒开始阶段，即是发热或发高热，出现不恶寒或反恶热，仍属于感冒的第一阶段，按第一阶段治疗。必须具备上述第三阶段的所有症状条件，方可按第三阶段治疗。”费维光先生的论述足以说明刘氏改桂枝汤、麻黄汤为葛根麻黄汤为太阳病的主方的做法是错误的，完全错误的！说刘氏走出了《伤寒论》绝不会成为冤假错案。

    原本写到这儿已结语了，近又看到郭生白先生讲“麻杏石甘汤”治疗肺炎时，讲到石膏之药证时特别强调恶寒的时候是不能用石膏的，绝不能用石膏。为什么？因为恶寒发热的太阳病的热是身体主动制造出来的体表之热，目的是为了排汗，身体苦心经营出的这么点体温，你能轻易地用石膏把它清掉吗，恶寒就要穿、盖，就要保暖、保温，这是人体的自然反应。所以恶寒发热不能用石膏，绝不能用石膏。郭老讲的太通俗了，就是说太阳病之表热用石膏这样的大寒之药去清之，是错误的，完全错误的！尽管你有“热则寒之”这样的理论依据做支撑，那也是错误的，因为与人体的自然良能的趋势相反。

     刘氏走出了《伤寒论》的例子还有很多，此文就不一一列举了。

                                                    凡丁 写于沈阳东油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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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氏为表热证立纲，创立“葛根麻黄汤”，为表证归类，将桂枝汤证归入厥阴病之表寒证。

这些做法正是刘氏所言为《伤寒论》“立纲、归类”。显然刘氏把热、实归为阳，把寒、虚归为阴。这种简单机械的归类并非个案，我们看刘观涛怎么说：“最终决定采用以虚实定阴阳”。

我们再看看胡先生怎么说：虚实亦和寒热一样，同属阴阳中的一种特性，不过寒热有常，而虚实无常。寒者必阴，热者必阳，永无变异。但虚实则不然，当其与寒交错互见时，而竟反其阴阳。虚而寒者为阴，但虚而热者反而为阳。实而热者为阳，但实而寒者，反而为阴。以是则所谓阳证，可有或热、或实、或亦热亦实，或不热不实，或热而虚者。所谓阴证可有或寒、或虚、或亦虚亦寒、或不寒不虚、或寒而实者。

无疑胡氏的认识较刘氏们要完整全面得多。

刘氏将桂枝汤既作为表阳证又作为表阴证来用，就是说发热无热、有汗无汗都可用，这显然是不符合《伤寒论》之精神的，如果非得说这是创新是发展，那我无话可说。

东周同学盖与我同是无门无派的，所以才有东邪西毒之论。这个坛子里有真货的与识货的不多，带有色近视眼镜的却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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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同学盖与吾辈相同亦非体系内的专业人士吧，既然都是中医的守护者，那我就再啰嗦几句。

胡先生之所以 把少阴病搞错了，从根上说是不清楚“六病”的实质（胡先生始终用“六经”言说）即太阳、少阳、阳明；太阴、少阴、厥阴，认为这些经络之名本可废弃不用。做学问我常用假设法，假设我就是张仲景，要给后人留下点什么，写了这么个东西，把所有的病分了六大类，给每一类得起个名字吧，是随便叫的吗？是借用一下《内经》经络名称吗？要这么去假设去思考也许能想明白。

近两千年来，这个六经的实质夸张地说一个人一个样，据说有四十几种说法，有说对的没，没有，一个也没有！因为都是以《内经》为起点依据往下说的，所以越说越糊涂。刘氏三部六病把“白虎汤”证说成是少阳病，不用看其如何论说就知道他是错误的，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懂六经，少阳在哪儿？白虎在哪儿？哪跟哪啊，对不上茬啊。

胡先生亦犯了同样的错误，少阴在哪儿，厥阴在哪儿，根本不清楚！

同样这也是为什么郭生白先生说《伤寒论》是方法系统而没有理论系统的原因，这样的说法说明什么啊，不懂六经啊，真正懂六经的不可能这么说。《伤寒论》到底有理论没有啊？有！六经就是理论，为什么那么一大群病就叫太阳病啊？能不能叫别的啊？不能。为什么太阳病要从巳至未上解啊？为什么大法春宜吐而秋宜下啊？这背后有没有理论支撑啊？有！只是张仲景的表述你还没有搞懂。

可以这样说，不搞清楚六经的实质，不把《内经》理论体系放下，想走近《伤寒论》是不太容易也不太可能的事情。有人说《伤寒论》的精髓是八纲辨证，我说这也是没读懂《伤寒论》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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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先生所言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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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生白问蒲辅周的儿子，说老先生让你读什么书啊？答：《伤寒论》，又问怎么读啊？读1000遍。

岳美中先生每一年复读一遍《伤寒论》。

裘沛然先生怎么说《内经》啊，裘先生可是研究《内经》的专家，裘先生跟他的学生说，这个是我们私下里说，不要公开说，我死了你们再说，说了什么话啊？

《内经》用现在的观点来看就是一部论文集，没有统一的理论，各讲各的认识而已，中医内治可以没有《内经》但不能没有《伤寒论》，那位高深的任先生说的对，所有可以开宗立派的没有一家可以离开《伤寒论》的，这话说的一点毛病没有。

S同学说借用《内经》经络名称的说法是极其浅显的，那是这位同学太粗心，我那是个问句，这话不是我说的，不是我的观点，是胡先生说的。我的观点《伤寒论》六病之名不是借用《内经》来的，而是从《易经》来的！

前面我说不放下《内经》理论体系的禁锢是不可能读懂《伤寒论》的，其实还有半句话我没说，就是不懂《易经》是不可能读懂《伤寒论》的，进一步说《伤寒论》没读明白是不可能读懂《金匮要略》的，有体系的都读不懂，说没体系的读懂了，那是梦话，有体系的先放一放，而去研究没体系的，那是傻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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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不识《伤寒论》有一个明确的原因，就是《伤寒论》较《内经》的流通刊行研究晚了近千年，那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成无己那样的医家读到《伤寒论》时，已经是满脑子《内经》了，如此去读《伤寒论》自然是那样的结果了。日本人用了500年才从《内经》里走出来，中国人呢大概用了700年，甚至今天还是有大批的中医人无法摆脱《内经》的束缚，更可悲的是有些人根本就不知道中医原本就有两个体系，《内经》与《汤液》两个体系。费维光先生说《伤寒论》或早于《内经》，当然我并不认同这种说法，但《伤寒论》的原始资料或不晚于《内经》。

《内经》关于六经大概有十一种不同的说法，所以说他是个论文集，和我们今天看到的论文集的性质没什么不同，没那么神秘更没那么神圣，甚至并不是所有的都正确。裘先生可以说是研究《内经》的顶级大师，有没有真才实学唯一的办法就是我们去了解他。就像我说刘氏走出胡氏走近一样，绝不是随便说说的，那是要反复研读刘先生的三部六病和胡先生的伤寒论解读才能那样讲的，这是做学问的基本素养，我绝不做主观判断而必须做客观分析。

中医内治可以没有《内经》，但绝不能没有《伤寒论》！学中医也不能从《内经》、《金匮要略》入手。

张仲景之后孙思邈之前有多少载入史册的医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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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了一下，裘沛然先生的话是这样说的：

《内经》算不上经典，真正的好书还是《伤寒论》。

这话说得没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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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论》乃至《汤液经》之方剂绝不是依据《内经》而创立的！

先有理论再有实践活动是不符合逻辑的！

君臣佐使后学之论，两味药、三味药的方剂多得是，怎么个君臣佐使？这种拟人的说法只是令后人便于理解罢了，最初的组方思想绝非什么君臣佐使，就是说君臣佐使并非组方原则！

如果说裘先生还没有达到《内经》作者的水平，那至少是要高于你我这样的门外汉的水平吧，老人家说了《内经》算不上经典！这话我信。

经方的用法就是应该选方应证，现今都是自作聪明乱组一气，加减化裁，这儿虚啊那儿疼加加减减好像挺明白，其实啥也不是，地瓜一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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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得是清华北大的料才能学好中医，为什么呢，因为现今很多搞中医的基本的逻辑思维都很成问题，怎么能学好中医呢，中医不是什么人都能学成的，这是我的观点。

学懂了《伤寒论》？我可没资格说这话，我肚子里这点墨水即使全倒出来，而且是倒在宣纸上还得用放大镜看恐怕都找不到墨迹，有限吧，不过我讲我看到的东西，裘先生的书我没读过我就不敢妄加评论裘先生的学术水平，我说过我说的是良心话，办的是良心事，写这篇文章非与刘氏有仇亦与胡氏有恩，既不为刘氏也不为胡氏，我为的是《伤寒论》。

可能是我嘴笨没说清楚，你开宗立派没问题，像吴鞠通那样公开批判张仲景创立自己的学说，这个没问题，郭生白先生怎么说，《伤寒论》的三阳证和三阴证只是我外源性和内源性疾病的一小部分，这么说也说得过去，而你要改造《伤寒论》这个我不能接受！ 你可以搞你自己的理论体系，没问题，别说《伤寒论》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做法我不能接受，我只能说你没读明白！我说清楚了吧，你自己单搞一套我没一点意见，那是你老兄有本事。

说话刻薄不要紧，你就是骂我也没关系，只有你说的在点上，我给你磕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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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拿经方与温方比较，说总比桑菊饮银翘散好使吧，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还能说啥呢，我要是他祖师爷我只能找个地缝赶紧钻进去，没脸见人啊！李泽楷要是跟我说，兄弟，怎么样我比你富裕吧，李嘉诚听了不会脸红吧。

桑菊饮那玩意儿吃一火车也治不好病是也死不了人啊，你吃大青龙汤、大承气汤这样的经方试试，你敢乱吃？吃不死你。

大青龙用多少麻黄啊，六两，麻黄汤用多少啊，三两，为什么啊，发热恶寒，麻黄汤发汗不好使得加量啊，是这意思吗？加量可能与不行得加点石膏啊，你们那一派不会是这么理解的大青龙吧。

那五物汤干嘛要加当归啊，怎么不加石膏啊，那多凉快啊，说那么多不如说我就吃葛根麻黄汤最好使，那多有说服力啊。

让人哭笑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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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理在辨中明，那就在啰嗦两句。

大青龙汤，石膏用多少？鸡子大，据测算盖与麻黄（六两）用量相近。
麻杏石甘汤，石膏呢，半斤是麻黄（四两）的一倍。据此，陈瑞春说大青龙汤证是表寒为甚而麻杏石甘汤证则是里热较甚。

我们也看看刘氏的所谓的“葛根麻黄汤”，麻黄10克，石膏30克，这么个比例，陈瑞春先生会如何理解呢，那一定是较麻杏石甘汤证的里热还重。这还不说，又加了60克葛根，60克啊，桂枝加葛根汤和葛根汤的葛根用量是多少啊？胡希恕先生常用量是12克，陈瑞春先生常用量是15克，刘氏为什么要用60克啊？我帮你分析分析，这个葛根在《伤寒论》里用途不外项背强急或止下利，刘氏用它干嘛啊，发散，要发散用12-15克就不行了，得大点剂量用才行，否则起不到发散的作用，这么曲折为什么还要这么用啊？因为刘氏们虚拟出了一套理论，得为这套理论设计出相应的方剂才行，是这么个思路。

张仲景也虚拟了“六病”但没有为自己的理论设计什么方剂，你看厥阴病就是个例子，是王叔和给漏编了吗，不是，张仲景是针对实实在在的病寻找适合治疗的方剂，再进行六病归类，是这么个思路。

做学问不能昧着良心做，既要对得起自己的祖师爷也要对得起张仲景。

小郑同学倒是贴心，我更希望提点具体的反面意见，W同学不是说了吗，理在辨中明，这话没毛病。

心宁2019

小郑同学劝的是，有些人不是为了真理而辨，而是为了维护门派的尊严而辨，已经失去了辨的意义了。

一个行医二十年的老中医竟然说大青龙汤用石膏是因为“发热恶寒”，那我就无话可说了，秀才遇到兵啊，如果不“烦躁”内热用的那门子石膏啊，这点常识还用得着讲吗？“发热恶寒”的情况多了，干嘛唯大青龙汤用石膏啊，怎么不所有的“发热恶寒”都用石膏啊？说话不用大脑啊，想说啥说啥啊？

麻黄还要用90克，葛根还要用到120克？一个老中医不知道中国药典是多大用量吗？不知道，我可以告诉你，麻黄是2-10克，葛根是9-15克。你一剂葛根就用到60克，你虎啊，吃不死人就 敢随便用啊，要是有什么特殊疗效也就 罢了，结果呢是总比桑菊饮银翘散强点，你看这点出息，比什么不好，比桑菊饮，唉！

我真为我浪费这么多时间感到惋惜。

心宁2019

那是药典的规定用量，依据你不能问我，问我我也不知道啊。

大青龙啊，那你得看看李大夫的帖子，跟我较着劲呢，心情我能理解，谁让我拿人家祖师爷大擦来着。

心宁2019

东周同学说笑了，我和你一样正自学着呢，只是我还没有成才。

有时候真羡慕那些有门有派有师傅的同学们，与师傅师兄弟一起探讨一起研究，多有意思啊。可惜没有那个缘分遇到明师，那就只能自己慢慢抠了，这个过程不易啊。

我常称同学就是因为这，志同道合的，提出问题共同探讨，多有意思啊，你看今天武哲同学提出的问题多好，既看得出他的思考轨迹又引发我们大家思考，这是在求真，在做学问，把六经、表里内外搞清楚了，对学习《伤寒论》有多大的帮助啊！

不过也有钻进去出不来的，用王志超教授的话说就是意识单一性，通俗点说就是一根筋，精神障碍多如此，你看现在已是语无伦次逻辑混乱，脑系出问题了，不能再跟他闹了，再闹就真伤感情了。

六经划分的意义，从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角度来说就两个字：“简化”。
六经划分的依据，从人体层面来说也是两个字：“结构”。

第276条是否是太阴病呢？按任大师的说法，冠以“太阴病”的未必是太阴病，不过是张仲景写作的一贯手法，说得没错，不过他用在第285条上就不合适了。这个276条确实不是太阴病，像下利清谷那样的虚寒证，即使有表证也不能发汗，只能就里不能解表，这是阴证治疗的规矩（阳证则需先解表）。

再说这个五苓散，发汗不解，小便不利渴，为什么发汗不解啊，是发汗失法吗？不是，那发汗得法为什么还不解呢？因为原本就是小便不利，里有停水的五苓散证而非麻黄类证，那是内证吗？胃家？不是，那得往哪儿安呢？我们再来体会一下“真武汤”证，说它是少阴病盖没有医家反对，那么可否由此而说五苓散证是少阳病呢？那可能就得有不同意见了，所以问题又绕回来来了，六经的实质是什么？六病提纲与六经是个什么关系？也许单从人体层面就很难说清楚了，因为它原本就是一个多层面的问题类比着说的。

心宁2019

小郑同学肯定是个粗心大意的同学，心不在焉，走马观花，这要是考试最多给你59分。

心宁2019

D同学“伤寒论是实践倒退理论”？没理解这话。

是伤寒论是实践倒推理论的意思吗？

小郑让我转发原文，什么原文啊，静下心来再读读这篇走出走近，我觉得文气挺通的啊，理解上不应该有什么障碍啊。

心宁2019

59分让小郑同学也动真格的了，真让我开心啊，尤其小郑同学公正的态度更让我佩服，我老眼昏花打字慢，稍后回复你的疑问，莫急啊。

公正的态度说明什么啊，站在理上说话，不是站在人情上，门派上，好！

心宁2019

拜读了，写得不错，一看就比我这样的土老帽写得好，有学院派的范儿。

李大夫用大青龙汤来反驳郭生白先生“发热恶寒绝不能用石膏”这句话，你看这个“发热恶寒”不就用了石膏吗，原本我觉得不需要说什么，但就连你这个小老中医也认为这个质疑是对的，我就还得说两句。

你那篇文章是讲复方的，为什么用复方啊，兼证啊，这个大青龙汤是个兼证没问题吧，有麻黄汤证，发热恶寒无汗麻，只是这个证是不能用石膏的，郭先生是这个意思，没错。刘氏则认为这个麻黄汤证就得用石膏，即所谓的“葛根麻黄汤”葛根60克，麻黄10克，石膏30克，焦点在这里，麻黄汤证能否用石膏？

焦点：麻黄汤证能否用石膏？你认为我这是强词夺理吗？刘氏认为仲景爷用错了药，热病怎么能用热药呢？根在这儿呢。

你既然也提出疑问，就是说你也认为发热恶寒可以用石膏，就是说郭先生的说法不正确是这个意思吧，那我这个门外汉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心宁2019

刘希彦的《大医至简》写得着实不错，推荐大家读读。

不过其中的表述如果能细致地推敲推敲那就更加完美了。

我们看看这几句表述：“麻杏石甘汤这个方子就是麻黄汤换了一味药，将桂枝换成了石膏。所治便从偏寒的外证变成了偏热的表证，这个方子是能解表的。”它处又说：“《伤寒论》里说外证指的是解肌的证，意味着不宜发汗；说表证才是需要解表法汗的证。”

很显然前面那段关于麻杏石甘汤的表述是有问题的，说麻黄汤是治疗偏寒的外证而麻杏石甘汤是治疗偏热的表证，这肯定是有问题的！

如果按照刘希彦的理解麻杏石甘汤可以用来解表，那么刘绍武先生加葛根解表就没问题了，可问题是麻杏石甘汤能不能用来解表？尤其是麻黄汤证用葛根加麻杏石甘汤行不行？

读《大医至简》有一点胡希恕+郭生白的味道，有点意思。

心宁2019

S同学还是有两把刷子的，只是道不同罢了，但愿能够殊途同归，怕的是方向错了，那就不是走了冤枉路那么简单了，S同学写了那么多亦可谓苦口婆心了，我回应了那么多又何尝不是呢，用心都是良善的，理不理解是另一回事，现时不理解没关系。

近日读到雒晓东讲：“大黄和石膏是阳明药；麻桂是太阳之药，麻杏石甘汤说明已经不仅是太阳，还跨入阳明，葛根看上去是太阳之药，其实它是阳明经药。”

这一段表述亦可说明刘氏于太阳病而用所谓的“葛根麻黄汤”是完全错误的。

心宁2019

李老中医和我看来都是个我执很重的人，可以说既是优点更是缺点，优点是对一个有疑惑的问题始终不放松，执着地深入探讨和研究，缺点是对自己的观点有时不能反观其误，从而难得真知灼见，误己误人。

客观地说，雒先生和老李中医对石膏和葛根的认识是完全不同的，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常有的事，有时候是不能通过“辩”来解决问题的，那就得交给时间去解决。

我能给老李中医的提示是意识不能被局限住，意识，思维必须要开放，如此才能看清楚真相。

我对白虎汤为少阳和解之剂及什么太阳时发病等认识保留自己的意见。

心宁2019

纱同学所言正是，医不是空言理论的学问，必须临证，我个人没有多少临证所以对医理兴趣就更浓一些，但我又与李老中医有所不同，小郑同学不是评价说了吗，这个老家伙并不固执，对，没李老那么认死理，所以李老容易“死于句下”。

《伤寒论》中对热证的说法是有所差异的，比如太阳病多用“发热”描述，而少阳与阳明病多不用“发热”这个词，这并非是行文习惯问题，而是有其深层内涵与传承的，你再看《神农本草经》写石膏怎么写的，“身大热”，这与《伤寒论》中阳明病的写法是相同的，即不用“发热”这样的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石膏是“发热”时不能使用的，而“身大热”时必须用，这就是读古文的难点，那些细微的用词差别都是有意义的。我之所以有这样的训练正是因为做了几年《老子》的研究的原因，否则读这些东西也会一带而过的。

“恶寒”不一定是太阳病，“发热恶寒”也不一定是太阳病，郭生白先生那话是针对太阳病伤寒证说的，这种情况下不能用石膏，而刘氏恰恰是这种情况下就用石膏与葛根，焦点在这里，话又说回来了，即使石膏可以清肺热，那能否说石膏亦可以清表热呢？这一点我还是尊重多数医家的意见而对刘氏之说提出质疑的。实在对不起，李老中医还是没能说服我。亦包括白虎汤是清少阳热的方剂的说法亦不能苟同，少阳的热型不是白虎汤那样的热型。

心宁2019

说你有两把刷子你就开刷上了，你倒是不客气。

格局，你还懂的挺多的，还格局，你讲的不是方子就是药，你的格局就不用问也知道个大概了。就像你说我还讲方证对应就知道我的水平一样，在你看来讲方证对应只会照猫画虎照葫芦画瓢，就是初级阶段，是不是这么回事呢，按你的说法你已经进入到了可以根据君臣佐使随意自行创方的阶段了，那我得恭喜你，你太厉害了！

这个方证对应看似简单，但病多不按书本上写的得啊，就是说常常是对应不上的，所以你还得真懂方义才行，不但得懂方义，更重要的得懂“生命”，现在叫生命科学，这也许就是你说的格局，懂方子懂药是一种格局，还得懂六经是怎么回事，懂生命是怎么回事，那格局自然就不一样了。

我喜欢跟疯狂的人打交道，因为有的那是真有干货，有狂的资本，讲出来你不服不行，有一些就是另一回事了。近期看了“哲学家”王某的讲座，什么混沌大学的，讲《老子》的，那叫一个疯狂，给那些学员唬的一愣一愣的，有没有什么干货啊，那只能是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了。

心宁2019

能整点有用的不？我和老李中医虽然谁也说服不了谁，但争的是理啊，正事啊，这哥两竟整没用的。

老李啊，这个石膏，葛根麻黄汤的问题还是先放一放吧，再辨下去看来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你也不用纠结我 对刘氏学说推出的质疑，对胡希恕、冯世纶的观点不是同样也提出的质疑了吗，我针对的是事，不是人，这一点我已反复表达过了，希望你能理解我。

心宁2019

老李头，没完了是不，朋友不做非得做死敌是不，点到为止不就完了吗。

说石膏主身大热，应该是近日看什么书上这样写的，没有认真考证就在论坛上这样使用，是我的失误，今后一定认真严谨地对待公开表达的文字，这一点，要谢谢你及时纠正了我的错误。

老李头，你要再上纲上线，什么诽谤诋毁的，我跟你没完。

心宁2019

今读《李赛美伤寒论通俗讲解》，讲解第170条:“有句话叫：“有汗不能用麻黄，无汗不能用石膏”，因为麻黄汤证必然是寒邪闭表无汗之证，如果有汗，无论是太阳中风、表虚自汗，还是阳明汗出，都不是麻黄汤的适应证。而170条所讲，正是无汗不能用石膏，为什么无汗不能用石膏？因为阳明里热迫津外泄，必定是有汗的。按本条所说“伤寒脉浮，发热无汗，其表不解”，是太阳伤寒表实证，寒邪闭表，若用石膏可能冰伏寒邪，甚至可能引邪内陷，只有在外寒内热的情况下，在发散表寒的基础上可少伍石膏，如大青龙汤或桂枝二越婢一汤。”

李先生已是表达得相当清楚了，无需我再啰嗦了。


记住了“无汗不能用石膏”！郭先生说“恶寒不能用石膏”，今李先生说“无汗不能用石膏”，非要背其道而行者不是傻瓜就是疯子。

再补充一句李先生的书写的非常好，通俗易懂，解决了我的诸多疑惑，很多东西都是来之于临床而又用之于临床，非常受用，就此感恩李先生。

心宁2019

今读张锡纯伤寒论讲义方知张先生将“麻杏石甘汤”视为治疗温病初得之主方，并加以变通使用。

“是以愚用此方时，石膏之分量恒为麻黄之十倍。”故有张锡纯善用石膏之说，盖胡希恕先生亦取其法善用石膏耳。

太阳伤寒证何以麻杏石甘加葛根而治之？恶 寒，无汗皆石膏之禁也！愚虽涉医时浅但此论不误也。

心宁2019

今读陆渊雷《伤寒论今释》引张洁古谓太阳初病，不可便服葛根，反引邪气入阳明，为引贼破家，而陆氏则认为洁古之言“拘迂之论矣”，而陆氏又言“故太阳解肌用桂枝，阳明解肌用葛根。东垣以葛根为阳明经药，说尚可通。”显然陆氏既认可李东垣又否定张洁古似有矛盾处。

引起我注意的是张洁古的说法，太阳初病，不可便服葛根，当亦“体验有得之言”（陆渊雷语），此亦可佐证刘氏重用葛根又合麻杏石甘汤治疗太阳伤寒证是错误的方案。

心宁2019

心宁2019 发表于 2019-7-30 10:08
今读陆渊雷《伤寒论今释》引张洁古谓太阳初病，不可便服葛根，反引邪气入阳明，为引贼破家，而陆氏则认为洁 ...

我们看看《三部六病精义》（刘绍武著，刘慧生撰）是怎么说的，“葛根麻黄汤证，太阳病，头项强痛，发热恶寒，无汗，脉浮，或咳，或喘者，葛根麻黄汤主之。葛根麻黄汤，葛根60克，麻黄10克，石膏30克，杏仁10克，甘草10克。”

难道李中医把这个理解为太阳温病吗？恶寒，无汗会是太阳温病？我说刘氏用葛根麻黄汤治疗太阳伤寒证有什么歪曲之意吗？

错了就是错了，更正过来不就完了吗，既然刘氏认为医圣都能犯错，难道刘氏们自身就不能犯错，知错而改错更令人尊敬。

心宁2019

看来不是你疯就是我 癫。

既然表实证当麻黄汤主之，为何刘氏又搞出个葛根麻黄汤主之？我说刘绍武走出了《伤寒论》说错了吗？

现在又说葛根麻黄汤是为表热证设计的，难道“头项强痛，发热恶寒，无汗，脉浮”是风温？是表热证？那你要首先搞清楚什么是温病？什么是风温了？“风温为病，脉阴阳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语言难出。”大论如此，看清楚没，李中医，“自汗出”，而且“身灼热”是“若发汗已，身灼热者，名风温。”《伤寒论》所定义的这个“风温”不是你们刘氏学说重新定义的那个“表热证”，所以我说刘氏走出了《伤寒论》！

我们要对话，交流的前提是我们所使用的名词术语的内含是相对一致的，比如“头项强痛，发热恶寒，脉浮，无汗”只要是学伤寒论的都知道这是太阳伤寒证，而非太阳中风证亦或风温病。而刘氏学说非要说这是表热证即风温那我也没办法，所以我才说刘氏学说讲的不是《伤寒论》而是刘氏自己的学说，我之前就一再表达过，要讲自己的学说，怎么讲都行，怎么定义都可以，我没一点意见，而且还要为刘氏喝彩，但你要说《伤寒论》就是我们刘氏理解的这个意思，那我坚决反对，彻底抵制。

这个问题来来回回多少回合过去了，看客们都看烦了，我们俩还是这样兴趣盎然，看来不是疯就是癫。

心宁2019

三六学说把麻黄汤证定义为表部实寒证，按照我对三六学说的理解表实寒既不是太阳病（实，热）也不是厥阴病（虚，寒）。

刘观涛说，“对于非典型的实寒、虚热，到底属阴，还是属阳？却有两种分类方法：一种是以“寒热”而作最后的裁决，则实寒为阴、虚热属阳；一种是以“虚实”而作最后的裁决。则实寒为阳、虚热属阴。”而刘观涛自己则从了后一种裁决。

就我个人而言我是认同前一种的，这也是依从胡希恕先生的说法，即以寒热而作最后的裁决。这样说实寒就是阴证，那么麻黄汤证会是阴证吗？李中医，麻黄汤证是阴证吗？三六学说确实把麻黄汤、桂枝汤作为阴证方剂看待的，理由是什么？麻黄汤、桂枝汤都是热性方剂，自然是治疗阴证的，这就是三六学说对仲景方剂的理解，对伤寒论的理解。

这样的问题确实反映了中医的问题，对药，对方剂，对辨证，对理论理解的不同，这也正是刘惠生先生为什么要搞“医学统一”，能统一吗？别说内经一派与汤液一派没法统一，六经辨证与三焦辨证能统一吗？三六学说与胡氏学说能统一吗？就连同一个流派内部可能还有不同的分支吧，就更不要说中西医能不能统一了。“医学统一”痴人说梦。

我知道三六学说在讲什么，你知道我对伤寒论对胡氏学说是怎么理解的，彼此的交流仅此而已，能达到这个效果就行了，谁也统一不了谁！

心宁2019

李老中医把麻黄汤证定为表部实寒证并认为是太阳证，但三六学说的祖师爷却把它定为表部合证即太阳厥阴合证，盖实为阳，寒为阴，表部实为太阳，寒为厥阴，实寒之证自然是太阳厥阴合证。

如此看来李中医还不及我这个门外汉对三六学说理解的透彻，所以不要急着发展三六学说搞什么太阳时发病厥阴时发病之类的东西，祖师爷没这个东西，太阳厥阴合证是什么时辰发病啊？先把祖师爷的东西吃透，他的内在逻辑是什么，先搞清楚再发展也不迟。

心宁2019

柴桂方应 发表于 2019-11-5 16:55
这两位离张仲景差一万倍，连皮毛都没有进入，还走进。张仲景的内在心法根本就没有进去。什么是营卫，什么是 ...

愿听高论。

这个论坛太安静了，还是热闹点好。

痴心同学不是说要让事实说话吗，遗憾的是我不是临床医生，没有太多的案例拿得出来谈，所以如果各位如果有能说明问题的案例或是什么批评的意见就不要客气，多拿出来谈谈，没有别的目的就是要把《伤寒论》搞清楚，把六病搞清楚，把表里内外搞清楚，把少阴的病位搞清楚等等。

真心希望大家都能谈谈，理越辩越明嘛！

心宁2019

仝小林院士的伤寒经方讲话两次提到刘绍武和胡希恕先生，其实这一派还有一位后起之秀田合禄先生，也许是田先生的“中医太极三部六经体系”还没有得到学界的认可或是其影响力尚小并不被中医人所认识吧。三者的学术虽都与三六有关，但刘胡从某种意义上说摆脱了《内经》的束缚，而田氏却是从天文历法解释五运六气，从深研《内经》而进入《伤寒论》解释《伤寒论》，并认为“六经病欲解时是仲景创作《伤寒论》之大纲”，可以说是将六病欲解时发展到了极致的医家，不过给读者更多的感受是田氏更像是医学理论家而非临床家，田氏学说或“可备一说”。

如果说刘胡的学说是出繁入简，那么田氏则是入繁出简，显然并不适合初学《伤寒论》者，就《伤寒论》本身而言，学习之实践之个人认为从胡希恕先生入手最为适合，唯有不足的是胡先生并没有留下学术专著而只有其后学整理的不完整的教学讲稿，而胡氏后学也没有完成这样的工作将其学术思想系统化理论化。

田氏对刘胡的学说提出了诸多质疑与批判，但田氏的论据也并不那么令人信服。

心宁2019

从“理法”到“方药”，从宋明到经方方证，从经络脏腑到三焦气血再到八纲六经，是理论的倒退还是回归，倒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心宁2019

今读胡先生解115条，脉浮热甚，而反灸之一条，胡先生说“太阳病，脉浮，但是热特别厉害，那么这应该用清凉的解表法，就是解表药里也要用石膏。”我想这也许就是刘绍武先生用“葛根麻黄汤”治疗表实证的原因吧，麻黄汤去桂枝加葛根石膏，也许临床实际当中这样用是可行的。


又见高齐民治鬼门闭塞一案，高先生用麻黄汤合白虎汤而愈，盖也是这样的用法。

心宁2019

X同学的提问“为何桃核承气汤需要先解外，而抵挡汤不用？”确实引发了我的思考。

而所思考的内容却并非这个问题本身，我们看胡先生把白虎汤证、结胸证、桃仁承气汤证、抵挡汤证、甚至是泻心汤证统统看作是阳明里证，而刘绍武先生则不同，刘先生把白虎汤证、小陷胸汤证、泻心汤证看作是少阳病，而将桃仁承气汤证与抵挡汤证算作阳明厥阴合病证，这种认识上的差异是否真的无所谓，怎么认识都行？

桃仁承气汤可以看作是调胃承气汤加味，症状上当有大便干结及瘀血证，应可以理解为阳明病的一种特殊情况就是兼有瘀血，依定法自然要先解外再攻下。而抵挡汤实非阳明病，可以理解为少阳证的一种特殊情况，故依定法当然不能单独发汗解表（外），而要治从少阳直接下血。这样理解是否比较简单。

心宁2019

进一步思考，认为胡先生的认识是有问题的，即将里热证统统定性为阳明证是不够准确，就这个问题而言刘绍武先生的认识是有可借鉴的内容的。

近又读郭生白先生的《本能论》发现在结构上郭先生的认识是同于胡先生的，即少阴为表阴证。所以从理解《伤寒论》的角度来说，胡希恕先生，刘绍武先生，郭生白先生的学术思想是可以互参的，各有所长，对于正确认识《伤寒论》是有一定帮助的。

心宁2019

Tim 发表于 2021-3-24 00:21
我很喜欢刘老师的书，几乎全买了，买完就得认真看呀，才能不辜负！

虽然我说刘绍武走出了《伤寒论》，但是通过对刘先生的三部六病的研究，我还是发现很多可取之处的，比如说我们治疗疾病多是习惯于合方治疗，而刘先生却常常是做减法，即将一个方子中的主药或是对药单独拿出来作为一个小方使用，这或许是有别于他家的独特之处，比如黄芩甘草汤、柴胡甘草汤、当归甘草汤、附子甘草汤，人参甘草汤、葛根甘草汤、大黄甘草汤、芒硝甘草汤、苍术甘草汤等等，刘氏称之为“择出”。

另外刘氏提出的“苍术干姜汤”我也常用。

心宁2019

六经归元 发表于 2021-9-10 05:18
感叹一下，就是医生看病，要疗效的，再花俏的理论，若不能看好病，也确实惆怅，想这样的经历是大多中医临床 ...

之所以说胡先生走近了仲景爷，就是因为胡先生只讲对了仲景理论体系的部分内容，而前半部分内容胡先生没能讲出来，这也是他把少阴病与厥阴病搞错了原因。胡先生说六病之名本可取消不用，这也正是其没有搞清楚仲景理论的明证。

胡先生认为大论来源于《汤液》，但为什么仲景爷从其方而未从其理呢？从《辅行诀》可看出是五行体系的学说，仲景爷当顺理成章地承继才是，为什么弃五行而搞六病，是为了说明与《内经》关系更近吗？真正熟悉大论的人都很清楚仲景之六病绝非内经之六经。而仲景于大论中实已明示后学了，所谓的六病时即是，另外在仲景的序中也有提示仲景首推扁鹊，显然其学术是扁鹊一脉的承续。

愚以为所谓六病不过是一病之变，对归元之六病同身的诊疗不敢苟同，对伤寒论源出内经的说法也不能认同，之所以写“仲景小考”目的也在于此，即伤寒论中缀入的有关五行、脏腑、经络之言多是王叔和等后人所为非仲景内容。

心宁2019

以寒热定阴阳还是以虚实定阴阳，我纠结了很久，最初的认识是认同胡希恕先生而以寒热定阴阳的，但心里还是不踏实，刘观涛先生也因此而写过一篇文章专门探讨这个问题，刘先生的意见是以虚实定阴阳，这让我更加疑惑，又想阴阳与表里、寒热、虚实到底是个什么关系？是六纲还是八纲？

再读边正方先生的书，边先生认为伤寒，中风即实与虚的代名词，即六病皆有伤寒与中风，这样理解虚实也无法定阴阳。那么寒热能否定阴阳呢？显然仲景爷也并不以寒热定阴阳，你看少阴病的麻附细，真武汤，附子汤皆可见发热之证。

暂时的想法是阴阳的确定以表里、虚实、寒热三者依次考量而作出综合判断，典型的且不用说，不典型的如虚热视为阴证，寒实视为阳证，而如此认识实质上是否定了胡先生的见解而认同刘观涛的认识。

心宁2019

coorus 发表于 2022-1-29 12:15
这样定义虚实，就是为了不与阴阳发生关系，成为一个独立的维度。仲景的六病只有表里、阴阳这两个独立维度， ...

经典的魅力之一大概就是它的多解性，大论亦如此，刘渡舟先生依《内经》解伤寒，而胡希恕先生却认为《伤寒论》与《内经》没有直接关系，结果怎么样呢，刘先生治病救人，胡先生同样救死扶伤，这也是经典的魅力，中医的魅力，《伤寒论》的魅力。

所以c同学这样理解大论也无可厚非，只要在临床上自己用着顺手就成，c同学尽可按照自己的思路走下去。至于我的观点我也已经表达过了，就是阴阳是表里、虚实、寒热依次而且是综合考量的结果，也就是说我把寒热放在最后了，用梦同学的话可以说虚实为本而寒热为标，理解上我更倾向于梦同学的理解。

而今同学提出用八纲解伤寒是最大的误解，提出了营卫是大论的精髓，对于我来说是更新颖的观点，还需要进一步了解其具体内容，而感觉上是更简化了，如果在临床上辨证上更为有效，那将是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可喜可贺的。

心宁2019

coorus 发表于 2022-1-28 20:13
不会更加复杂，是清晰简单了：
阴阳、寒热都是指功能（正气），阴病必只有寒，阳病必只有热，如果一个病既 ...

在c同学看来，如果虚实皆指正气则与阴阳没有差别，故虚实二字要独立成为二纲，必须作其他理解。

而c同学马上又说阴阳、寒热都是指正气，阴病必只有寒，阳病必只有热。此等说法无异于将寒热与阴阳等同了，所以我不解的是为什么寒热与虚实会是两种不同的待遇，寒热亦与阴阳没有差别却可以独立成纲呢？

将阴阳训为寒热，边正方老先生认为是错误的，边老认为这样的错误始于朱肱和成无己，并流传至今贻害无穷，而后学刘河间、柯韵伯揭示了错误提出了批判。

就我个人而言，说实话还没有真正明确仲景爷是如何理解虚实寒热与阴阳的。

心宁2019

coorus 发表于 2022-2-4 09:48
寒热与虚实会是两种不同的待遇，是因为虚实还可以别有所指。阳（生理名词）、气、卫的不足为“阴（病理名 ...

客观的寒热又指的是什么呢？既然旁注为非恶寒、恶热，即非自觉，那定是他觉寒热了，是医者触诊而得之寒热吗？如果是，那又成了医者的主观寒热了。

既然加了旁注去限定这个寒热，就表明这个寒热也是“别有所指”的。

边氏认为寒是指邪气而言，而热是指正气，显然边氏对寒热是另一种解读，可见寒热也是可以“另有所指”的。而河间认为阴阳不过是表里之词，显然这也与你理解的不同。

心宁2019

胡氏后学把“辨方证是辨证论治的尖端”亦作为胡氏重要的学术思想之一，甚至把辨方证亦作为胡氏学术思想的尖端来看，实际上是对胡氏学术的误读，胡先生自己的表述是“方证是六经八纲辨证的继续，亦即辨证的尖端。中医治病有无疗效其主要关键就在于方证是否辨得正确。”可见“尖端”二字正是后学误读胡学的“罪魁祸首”，后学因此以为方证辨证是最高境界，极端，顶端，为此便可以登峰造极，事实上是大错而特错的，说尖端不如说是末端亦或是终端，就是说中医的辨证施治最终还是得落实到方子上，这个方子与证的契合度越高疗效越好，仅此而已。胡氏在言“尖端”之前还有两个字被胡氏后学忽略了，那就是“继续”，可见在胡氏眼里这个方证并不是一上来就开始辨的，而是辨到最后还得落实到一个具体的方子上，仅此而已，“尖端”二字成了误读的根源。
回过头来说辨证有没有“尖端”？要我说有，自问辨证的尖端是什么呢？我想明白了，你还得自己想，我不告诉你。

胡氏学术的核心思想是脱离《内经》解《伤寒》，仅仅是一脚迈进了仲景之门，但很多见解都是错的。

心宁2019

哥啊妹的相互吹捧更无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