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问中医几度秋凉

梁知行

（六十五）
当年看母亲看病也挺随意的。远近邻居来问病，母亲有时脉也不瞧，就让我给包两包药，这给我留下看病这事挺简单的印象。如今我明白，这不是看病简单，而是对病人的熟悉，这正是西方施行的家庭医生的优点。
今年的体检过后，一同事举着心电图，大呼小叫地到我办公室说得心脏病了。我一听就紧张，不是紧张她得心脏病，而是怕她大动干戈地治病，她的身体维持着一种很脆弱的平衡，任何治疗措施都会打破这一平衡，使她真正致病。心电图显示她心脏供血不足，可她最近也没失血，怎么会突然不足了呢？如果这一气血不平衡现象不是因为血不足，那就是气相对足了。这让我联想到单位最近搞的文体活动对这个从不运动的人来说是有点吃不消了。但我不能说是这个原因，不然她更要拒绝运动了，我得找别的原因，我问：“你最近大量吃大枣了？”她说：“是啊，每天半斤，吃了一箱了，是大枣吃多了？”我告诉她停吃大枣，注意休息，一周后再去做个心电图。另一个同事拿来化验单，说胆固醇升高了，我问他最近吃什么了，问出他吃了一箱鱼子罐头。我说，你的胆都摘除了，你还吃那么多鱼子怎么能受得了？别吃了，停一周再去化验看看吧。后来两人去检查都趋于正常了。
如今我们都习惯把疾病看成是从天而降的灾祸，把寻找病因当成是医生的事而不是自己的事，其实大部分疾病我们都能顺藤摸瓜自己找到原因的。我一个朋友的孩子在外地读书，有一天校方突然打来电话说孩子瘫痪了，当地医院治不了，校方正用救护车连夜送往省城医院。朋友两口子吓傻了，也乘火车往省城赶，半路上打电话告诉我这事。考虑他两口子没什么亲属，又慌了手脚，怕误了孩子的病，我乘下一班火车也赶去了。
动用了省医院各种高科技手段，什么检查都做了，就是找不到病因。校方说是因为军训淋了雨，孩子上了床之后就全身麻痹，不会动了。我看孩子不烧、不肿、不疼的就问孩子和同学有没有过身体激烈碰撞？他想了想说有，他正跑着，和迎面跑来的一个同学撞到了一起，那个同学倒了，大家去扶倒下的同学，他被撞到一棵树上站住了没有倒，当时有全身麻木的感觉。我去找医生把这个情节告诉他们，他们又来详细询问一番，然后请来一位女博士为孩子针灸，针了二十多天后孩子就痊愈出院了。女儿曾说，在西医院的神经内科,中医出身的医生比西医的有优势。
早年，我对母亲的生活方式是持否定态度的，认为她不在主流社会，没有社会地位和社会名望，单纯、幼稚，不了解社会，缺乏社会经验……可当我在社会中走过大半生后，我却基本否定了自己的社会价值。
近日，一个朋友把他大学刚毕业即将走上工作岗位的儿子领到我这里，让我给上“政治课”，告诉他社会的潜规则……女儿小时候，每当我向她提出一条要求时她就要问我为什么，每次我都回答她，不是我要求她非如此不可而是社会要求它的每一个成员都必须如此。
我们都在适应社会，并认为不管花多大的代价也都是正常的，好象不如此就不能生活，不如此就不是一个社会的人。可装了一肚子社会经验的我，回过头来一看，这些世事通达真的是学问吗？如果没有母亲比照，我丝毫不会怀疑我的做人经验是学问，前几天参加一个业务研讨会时大家还专门谈到这些经验的价值是宝贵的。
可母亲的一生，既无社会经验，又不懂社会规则，甚至连一点自我保护意识也没有，但她却生活得从容不迫，舒展大方。便是在文革形势最严酷之时，父亲被揪斗，被殴打，而成分是地主，又开着个体诊所的母亲却没有受到一点点刁难，这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么？社会经验真是必须的、有用的么？
如今想来，母亲的生活也是社会化的，而且是真正的社会化。她行医，但不挂牌，也不做广告，靠的是“酒香不怕巷子深”。社会各个阶层，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来找她。母亲相当于邻居们的家庭医生，母亲的诊所相当于现今的“社区服务站”，母亲与人们的关系能说不是社会关系？母亲与人们所构成的社会能承受文革这样的冲击，而我们在社会中收获的却多是世态炎凉。对比母亲，我的社会经验又有多少价值，有多大必要呢？
我之所以支持女儿学中医，也是不想让她象我一样学了很多社会经验，动用了许多聪明才智却只是为了能在社会上立足，其实人生完全可以不需要这一套，可我年轻时却把这作为一门学问来学，以为这是真知。
母亲只致力于中医就可以在社会上立足，她不懂什么经营理念，什么人际关系……她没有被人骗过，被人讹诈过，没有过医疗纠纷等麻烦事。母亲所处的社会关系是真实，稳定，自然，安全的，她是真正植根于百姓。所以，母亲从未感到世界是复杂，危险的，从未感到人心是险恶的，这使她保持了天真，单纯。无论我父亲怎样为母亲分析社会复杂、人心叵测，母亲总是混然无觉，毫无防范意识。而我却觉得父亲说的很对，热衷于不断装备自己，并活到老学到老，可到头来却发现，如果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不是建立在人性的、自然的基础上，那么我们即使终生致力于防范也未必能获得安全感。
母亲终生用自己的本事帮助别人，也终生获得别人的帮助。她与人的关系不是建立在金钱关系上，有钱的人来看病是自觉交钱，没钱的人，有时是老人，有时是孩子自己来更没有要钱的理。便是听说谁病了，还要派我去探视，不仅送药上门，还要送些水果点心。我说过母亲一生拜过三个师傅，她告诉我，第一位和第三位师傅不贪财，但第二个师傅就有点重钱，也很有一些钱，结果害得儿子抽大烟死了。母亲没有留下钱财，她的吃穿也不比别人好。经常有人给她送礼，那时的礼物多是水果、点心、罐头之类的，可母亲从不允许我和弟弟们动。记得因为母亲不允许大弟弟吃一块点心，奶奶心疼大孙子还骂了母亲，然后上街给我大弟弟买了一个烧饼。我总是替母亲把这些东西分送给各家各户的老人。在我成人之前，我没有吃过一个完整苹果，总是与人分享，一块四分之一的苹果，能被我用前门牙刮上好久，十分美味。

梁知行

（六十六）


由于少年时挑水、担柴，过于负重，造成我脊柱侧弯，用X光看是S形的。我调侃说，歪脖树也是树，歪着也能活，要是把歪脖树整直了，会要它命的。十几年前走路时被迎面而来的一个彪形大汉猛地撞了一下，当即贴在墙上就不会动了，站着缓了好一会才慢慢蹭着回家去，至此，左半身就不灵便，尤其是左臂麻痹、无力，随之失去了痛疼感、温度感等感觉。我认定是那一撞，把我本来就已改变生理弯曲的颈椎给撞出毛病了。看别人治疗颈椎病效果也不好，加之没有时间看病，这一拖就是六、七年。 有一次在医院抽血，护士是个新手，连扎三针没回血，就有些慌。我劝她别急，慢慢扎，说我这条胳膊不疼，她不要有压力。一个从我们身边经过的医生就批评我说：“你这人太嘎咕了，她给你扎不上，本来就慌，你用这种方式挖苦她，不如直接批评她。”我大呼冤枉，申明我这条胳膊真的是没有疼痛感，跟一条木头胳膊差不多……医生奇怪了，问是什么病？我说是颈椎病。医生说，笑话，你们这些病人就能自己乱起病名，颈椎病怎么是这症状？他便给我做了一番检查，断定我是脑袋里长瘤了，让我做CT。那时做CT很贵，我不肯做，反驳他说：“这瘤子是突然长在脑袋里，又六、七年不再长大？”他觉得我这话有道理，于是说，这么着吧，你别在咱们这里检查了，我就是这的最高水平，你去找专家看看。他给我写了一个人名，让我到另一个城市去找一位神经专家，回来把诊断结果告诉他。 半年后，我出差时顺便找到这位专家，他的诊断是：脊髓空洞。陪我去看病的朋友问，能治么？专家笑说，听说好象有人能治。我一听医生这语气就知道没希望了。朋友又问：发展下去会怎么样？医生说，瘫痪呗。朋友还要问，我她拉出了医院，我说，你还问啥呀？没看出来这是没法治的病么？此后，我就常作瘫痪后的生活打算。到了前年冬天，我的左臂出现皮肤溃烂，肌肉萎缩，指甲坏死，继而手指不能并拢、伸直，呈爪样手。朋友们看了无不挽惜：可惜你漂亮的手了，这下不能参加“玉手大赛”了。女儿给我针灸，告诉我她们学校神经科的教授说，这种情况只能维持，不可能逆转。我心理也明白，这病只能拖延，不可能好转。看着我的“玉手”一天天变成了禽样的“爪”，我拿出一副接受科学真理的大无畏气概。 有一天，因朋友有病我领着去找女儿的师傅看病。女儿的师傅看到我的手问起，他便要求我服药医治，说着就给我诊脉、开方。我笑道：“也行，我这也算是疑难杂症了，你就拿我做试验，探索一下这不治之症怎么治吧。”女儿的师傅当即就不高兴了：“这怎么是拿你做试验呢？中医从不认为什么病就是绝症和不治之症，该怎么治就怎么治，对症了，没什么病是不可逆转的。”我虽不指望治好，但出于延缓病程的考虑，我答应吃他的药。他让我把药打成散剂，我嫌散剂吃着麻烦，就用蜜做成了丸，一天吃两丸，心想，这么大的病，一天吃这么两丸草药能解决啥问题？这药断断续续吃了一年，手臂的萎缩不仅遏制住了，失去的肌肉又大多回来了，而且手指能伸直，并拢，现在我练着又能打跳西班牙舞用的那种响指了。     有人讽刺说治疑难杂症是中医最后一块遮羞布。我想，现代医学认为是不可逆转的病到中医手中能让其逆转，这能不让人有时觉得中医神奇吗？对此，女儿解释说，这神奇本是不存在的，一百年前，不管中医治好了什么病，人们都觉得是应该的，没什么神奇的，倒是对比着觉得西医神奇的不得了。如今，是西医判定有些病是绝症和不治之症，可在中医的经典中对这些病可能早有论述，在治法上中医也是有章可循的，何难之有？我笑道，这么说，中医的神奇还是西医给封的了？女儿说，正是，没有中西医对比哪方也不神奇。让女儿这么一说，我又坦然接受我的“爪”子变回了“玉手”。 女儿的师傅每日钻研中医经典，在他眼里我的病就是“偏枯”，而不受脊髓空洞这个病名的影响，他开方给我调养气血，疏通经络，而不去想什么脊髓病变。虽说我的胳膊是受脊柱神经控制，但我在现在颇为自如地伸展左臂时不由地想，上级当然是领导下级的，可这下级的手臂活跃了是不是也对脊髓上级产生积极影响？ 女儿师傅性情的清高使他与主流思维拉开稍许距离，得以保持了中医的一些特质。虽然他在给病人看病时也常用西医的名词和病理解释，那是在用科学武装自己，为了便于与病人沟通、交流，骨子里他还是个中医。


（六十七）


争论不清的问题把其还原成存在就不难看出其合理性。中医治病的互动性、预测性，简易性，自然性，廉价性、群众性、救济性、平等性等等，都不完全是由中医的医学性质决定的，而是中医在几千年生存、发展道路上与现实磨合所形成的生存法则。因为中医在历史上不是官医，不是靠政府给予行政支持生存的。中医的生存之道，自有其现实合理性，这一合理性在今天中国的也没有消失。 中医的自生性为现代医学发展可提供许多有价值的参考。它不断修正与现实的关系，寻求与现实的最佳结合并获得自身的生命力。 通过对中医在我家三代人身上的表现，可看出中医衰落的原因是什么，西医与中国现实的距离在哪里。人生不仅仅是一个人的一生，还有如我母亲、我、我女儿这样连续的人生。当把一个人的人生放在这种连续的人生中时，许多的个性色彩和偶然因素就呈现出共性特点和必然性。许多细小的事件也为现代人提供有价值的启示。 如果我们不是把眼睛安蒙上，不是只盯着科学，那么，认真观察生活所得到的知识和智慧可能不会比科学发现的更少。我有个朋友否认女人的智能。我笑问：你以为人类的智能是单独继承父亲的基因，母亲只传个空壳？朋友问，男人靠社会和科学发展智能，女人靠什么？我说，女人靠观察和感觉。 历史上表现出智慧的女人常被当做女巫看待。可我看这个“巫”字却感到很亲切，很哲学。这个“巫”字看上去是人大脑的象形，有左脑和右脑，一边代表内在的人，一边代表外在的人…… 母亲在世时，教过我气功。当出现身体功能紊乱时，她就说：“含口气”。我小时得过哮喘，因为喘不上来气，我只得用气功呼吸法。后来又因伤力和脊髓空洞等症造成巨大疼痛，在不可解时，我用气功缓解疼痛。后来我发现气功还有一个理顺情绪的作用。当我遇到一些看似不可解的心理冲突时，我会含口气静坐一会。这时，感觉到气功能在我的心中辟出一间会议室，让心理冲突各方坐下来开会。这时你会发现人的自我成分比较复杂。女儿问我，怎么个复杂法？我举例说，女儿小时候有一次淘气，把我气得不行，我扯过她来想打，可举在空中的手突然痉挛，怎么也落不下来。本来恐惧的女儿见此情景竟然笑了。过后我对她解释，我说，我奶的脾气暴烈，打孩子挺狠的。我母亲性格柔和，不打孩子。所以，一见女儿淘气，我奶在我身上的遗传就命令我举起了手臂，而我母亲的遗传又拉住我的手，不让我打她的外孙女。而在我内心，因没打成孩子，我奶的性格成分就冲着我母亲的性格成分咆哮，于是，于是，在强烈的内心冲突中我打了自己脑袋一拳。为了平息内心的矛盾，我只好坐下来，含一口气，开辟个心理空间，让我奶和我母亲进行对话。象我母亲活着时对我奶奶用以柔克刚法一样，在我内心中，我母亲的成分会劝我奶奶的成分息怒。如果我不给她俩开民主生活会，虽然她们早已去世多年，可她俩的矛盾冲突还会在我体内延续。如果无视她们的矛盾冲突，她们就会把我的身体做为战场，在战争中，除了交战双方，被破坏最大的恐怕就是战场了，何况这交战的双方如今也成了我呢？我的损失何其大也？ 如果我们对生命的理解是简单的，那么我们发射到火星上的飞船就会无功而返。如果我们对生命的认识在不断加深中，我们就得不断发射飞船到火星去。 中医不是当今主流医学也成为一些人否定中医的理由，这种以结果论的否定法失之简单。中国人讲此一时彼一时，时空对应，何况每个时代都有时代病，这病候就在主流上。比如大家普遍对当今主流教育不满，可在中国可有非主流教育？谁能开设第二种教育？一个小小的“孟母学堂”都不能主流教育所容。我曾想在课堂上稍稍改变一下教学方式，可学生站起来告诉我，老师，课不是这样讲的。谁能象郑渊洁那样违反《教育法》不让孩子上学？ 女儿拍着我的肩说，年轻人要当罐子，储存知识，酿造思想；人老了，开始分泌思想，“精满自溢”，就应该做管子，让思想输出。 从我的母亲到我的女儿，中医在我家从我这里走了一段弯路又转了回来。女儿有时候会批评我说，这一段弯路的代价也太大了，如果我母亲的经验能被我传承下来的话，女儿在学习上就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可中医在我这里被夷成一片平地，为此我很内疚。作为一代中国人，我愧对先辈。为了弥补我的过错，我只能把我对中医的少许记忆尽可能原样地描述出来，以供女儿参考。如果还能给其他人以启示的话，我的负罪感是不是更能减轻一些？ 　

（六十八）


母亲给人看病时，如果我父亲在，他有时要跟着捣乱，鼓动母亲的病人接受西医新的科学技术疗法。他弄了一些土霉素片给我，告诉我得了感冒不用喝桂枝汤，吃消炎片就行。有一次来了一个病人，脸色黑乎乎的，难看极了。母亲感到奇怪，怎么也找不出原因。我父亲见了，就同病人聊了起来，问他是做什么工作的等等。然后打一盆热水，拿一块肥皂。让这人猛洗两遍脸。再看时，脸色就好多了。原来这人整天烧煤焦油，每天洗脸冼得不彻底，天长日久，这脸色就乌了。为这件事，父亲很得意，大大嘲笑了一番中医，并向我吹嘘他的判断力。如今我看有些人反对中医的做法与我父亲当年就如出一辙。不过母亲还是劝我喝点桂枝汤。母亲让我观察，经过西药治疗后的人阳气往往被压住了。她怕我的表症吃西药后变成里症了。


我觉得中医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审视西医的视点，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的作用也是如此。西医和西方文化到底需不需要另一个审视它的视点？


为什么在谈到东西方文化时，只能做捧与贬的选择？如果我说我研究中国文化的动机是用中国之石攻西方科学之玉行不行？我说我打磨一个中国的金刚钻为的是想揽点西方的瓷器活可不可以？


如果没有一个当中医的母亲，而只有一个狂热追求科学的父亲，我可能终生难以获得一个审视现代科学的视点。审视现代科学怎么能被理解为是抛弃科学观点呢？西方科学和中国传统文化在我家就是我的父亲母亲。我很难把科学精神与我父亲分开，也不能把传统文化从我母亲身上分开。任谁对父母也不会做出存一去一的选择，更不会唆使他们离婚。


如果我失去父母的文化，那么我还有一个“求诸于野”的选择，那就是我奶奶的民间哲学。我奶奶认为婚姻大于一对男女。我父母的世界观虽然不一样，但在我奶的主持下也照样结了婚，生了四个孩子。那位签名要取谛中医的教授，怎么不先与当中医的老婆离婚？所以，还是我奶说的好，什么也不能大过过日子。中西医之争，中西方文化之争，都呼唤一种能对这两种文化进行整合的大文化产生。


我之所以从对母亲和女儿的感情入手谈中医，在于我认为情感是根。情感和理性相互为根，不可单立单行。仅有情感无以阐述，只有理性就是外星人。


跟外星人说话也是一件很费劲的事。因为语言和文章的本质就是“断章取义”留有很大空白。我们教孩子写作文时，简略的方法就是，在这个时代大家都知道的“不言而喻”的事理可简写或略写。可这对外星人就不行了。它们“身在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不置身在人类任何一个历史时空中。因此，他们对人类的好多理论没有“不言而喻”的理解能力。因此，人类给外星人发送的金属板只有图。华罗庚主张把我国古代的“青朱出入图”送去。我主张把阴阳八卦图带上。为什么人类文明在这块金属板上要归于不言而喻的形象和意象？


在地球上，在当今时代，我们自产了一批秉持着外星人客观的“地球外星人”。他们不调整自己的时空位置，不去打造时空“虫洞”，不以不言而喻的方式进行学习，不仅不能理解传统文化，对当代好多事物也做不到不言而喻。他们坐等呈上来。持着一寸长的逻辑，判定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与小孩子一寸长的逻辑相反，这些“地球外星人”的逻辑脱离地球实际。如果从中医角度看，这些人得的也是时空错乱病。


只有外星人可以要求人类割断情感与理性的联系。在目前理性偏执的情况下对情感回归，以便以情为根重新选择理性，这是中国人归本溯源的校验方式。回归，不仅是候鸟和一些鱼类的行为，人类在精神上也需要从根基上再长新枝。


中国人讲究时与位，不仅中医治病是调整生理上的时空位置。中国命理学也是时空哲学。如果我们学会了认识上的时空转换，就不难理解古人的思想，如果没有对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下知识的把握，何来融会贯通？


以科学名义对中医和其他文化赶尽杀绝是陷科学于不仁不义之地，非真正热爱科学之士所为。目前的批判逻辑把人分成对和错，智和愚，好和坏，贵和贱，这本身就是排除异已外带价值评判。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在学术之争中充满了讽刺、讥笑，污辱和漫骂。一开始我还认为这是修养问题，后来认识到这是逻辑问题。这个逻辑所犯的最大错误是不尊重人，否定别人的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难道一个理论是正确的就可以是反人类的？


我十二岁时，随父亲到农村插队落户。父亲在农村推行科学种田，使用良种、化肥。搞农业机械化。他鼓动农村青年学科学，学实用技术，我目睹了父亲引导他们学习的过程。其实这些农村青年都非常聪明，我父亲就起个启蒙作用。一直嘲笑中医的父亲，在引导农村青年对医学发生兴趣时用的却是一只耳朵模型和一本从我母亲处偷来的草药书。他从耳针疗法和草药治病入手，鼓励两名女青年担当赤脚医生，先用最简单的办法治最简单的病。父亲这时怎么不提倡西医疗法呢？因为没有经济后盾。他制造的播种机是木头的！父亲从队长那批了一块地，让赤脚医生种了一些中草药。我还帮他们采过红花。


父亲当年向我描绘的人类未来社会有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发展。物质这方面发展得十分迅猛。精神方面却陷于停顿。比如，父亲预言，汉字不仅要简化，还要拼音化，然后是世界语——全世界同说一种最合理的语言。那时候有些人专门致力于世界语的创造。父亲说，世界语也不理想，表达最完善的是数学语言，未来社会人人都是数学家。为什么父亲的预言没有实现？这也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梁知行

（六十九）

说到中医，反对者常与巫婆和算命先生相提并论。如果这个逻辑通行的话，说到领导人就应和贪官相提，说到法官就得和污吏并论。这也是一个制造“愤青”的逻辑。

但是，既便是说到命理学，自古也有“学术派”和“江湖派”之分，不能一概而论。学术派是由中国古代最聪明的人不断研究的；而“江湖派”又不断把研究成果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去，这两派的关系也是相互作用的。看学术派的命理学，其本质就是哲学。

我不但不小瞧古代的巫婆，对中国的鬼神文化抱慎重的研究态度，就是对现代巫婆也不是简单否定。

多年前，我的一位朋友对我说，她有一个同学的妻子就是“大仙”，平时给人看个“虚病”什么的。朋友他们搞同学聚会时，这位男同学喝多了，他们送他回家。他的妻子不仅能说出聚会的男女人数，还能准确说出他们喝了几瓶啤酒。朋友说，让她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个女人是地地道道的家庭妇女，但说起话来却不一般，认识问题不仅到位，而且还高人一筹。

朋友在和我说上面这段话时，我们正在街上行走。她指着路旁的一户人家说她要进去问候一个朋友，让我陪同。进去后，见屋里坐了好几个人。朋友指着其中一位妇女向我介绍说，这就是那位“大仙”。我这才明白，朋友把我弄来是想让我鉴定一下这位“大仙”。

朋友对“大仙”介绍我说：“这是我的朋友，你给她看看她有什么事？。”“大仙”说：“我不给她看，她的事她自己都明白。”我笑说：“我又不是仙，怎会明白？”“大仙”说：“你没感觉到你给别人支个招，解个事什么的效果很好么？”我叫起冤来，那是我学习的结果，和仙无关。“大仙”对我的朋友说：“她母亲也是给人看病的。”朋友惊讶地看着我说：“你母亲也是大仙？”没等我说话，大仙说：“她母亲是科班出身。”我说：“既然我母亲是科班出身，她看病就与仙没什么关系。”大仙笑道：“是么？没有关系她的治疗效果会那么好，又不出医疗事故？”我一听，马上驳道：“如果是仙在给人看病，有你这样人就可以了，我母亲何苦要苦学多年？”“大仙”说：“苦学多年的人多了，可不是每个人都能学出来，也不是每个人都能象履行天职一样做好这项工作。”我笑道：“如果你把人的灵性本质活化为仙这样一个意象，我倒是不反对你的这个仙了。可我想问你的是，你没有医术而只有救人济世之心，如何履行你的天职呢？”“大仙”指着一屋子人说，：“我是什么也没有，可我在为人解事时又不是什么都没有？”我问：“你不觉得你是在骗人？”。她说：“我不觉得是在骗你，你觉得我是在骗你么？”我笑了，我的确不觉得她是在骗我，而是觉得遇到一个听其一席话胜读几年书的智者。

朋友说：“你俩在说什么呀，我都听不懂了，说点现实的吧？”她问“大仙”：“你说，我这朋友能红杏出墙么？”“大仙”说：“不会。”朋友问：“为什么呢？”大仙说：“因为她身上有条公蛇霸着她，不许别的男人靠近。”我和朋友全大笑了。虽然我笑她这一说法十分荒唐，但是她把复杂的心理因素用如此形象的方式概括出来，不能不说是别开生面。

其实朋友对一个普通妇女自发地说出不寻常的话来感到不理解正是受现代思维模式的制约。想那中央电视台《半边天》节目主持人张越吃惊于陕西农村妇女刘小样与她交流毫无障碍也与我的朋友是一样的。我们总认为学习只能来自书本、学校、老师，殊不知人是学习的动物，向内也能寻找到学习的途径。因此，智慧象大地上的植物一样是可以在自然环境下自发地生长出来，这没什么好奇怪的。

现今的学习形式使我们习惯于居高临下地看待民众。对比今天，人类的早期发展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卑微、原始、低级、被动、消级、简单的，何谈神性？我们现在力图屏弃我们身上残存的原始性的东西，却不知我们是人面蛇身，身下盘着长长的历史，我们不可能只要头，不要尾巴。 我的一个朋友形象地描述我们今天的进步是一个下身瘫痪的人开电动车。我们的现存状态不过象一个成年人一样只能说明他发展的现实性，而不能说明他婴儿时发展的可能性。我们成年人丢失了多少发展的可能性？可我们却高傲地看待孩子的天真，幼稚。


我不仅相信造物者没有偷懒，我还相信进化不拖泥带水。我们所乎略的所谓感性层面的东西，所谓低级的我们力图屏弃的东西很可能是极其重要的东西。本能反应代理智做出的择决有时可能是更明智的择决。好些被科学否定，被理性唾弃的所谓低级的东西，往往含有耐人寻味的大智慧，它们都在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我们揭示比我们据有的科学要大的多的逻辑。

（七十）


有一次我置身于洪水中，挣扎了两个小时还无着陆希望。我不得不科学地计算我的体能，打算接受葬身江底的现实。这时，我看到一个硕大的暗红色的球体滚到我面前——这是一团蚂蚁，一团抱在一起的蚂蚁。为了不至于让着水一面的蚂蚁淹死，这个球体在不停地滚动，从里到外地翻腾，顺时针地翻腾……。我惊呆了，蚂蚁的个体寿命不长，别说是一代的蚂蚁，就是十代、百代的蚂蚁也未能必能遇到一次大洪水。它们是从何得知这一自救方法的？如果我从这个团蚂蚁中拎出一只来问它，它可自知？你可以说他们这么做是出于本能，出于偶然，但他们用这种方式保存种群，其作法是不是科学？这智慧是如此地超越蚂蚁，以至于蚂蚁凭着本能把自己交给命运，反倒成为蚂蚁最明智的做法。所以，有时把自己交给命运并不是一个消极行为，当我在洪水中，意识到我身后有一个大过个体，大过科学的大逻辑时，我顿感力量无穷，这个力量使我得救。
    我说了这么多，有人还说我没有说出中医到底有什么。我知道中医的知识量与西医的没法比。每个学期女儿拿回的西医教材每本都比砖还厚。中医的书的确没有西医的多。


前面我说过，人类大脑的储存量和检索能力比不过“深蓝”电脑。一旦医生的大脑检索能力不及，就可能出现医疗事故。


我曾经仔细研究过一个医疗事故案的卷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医生，可由于知识的欠缺和检索能力的限制，判断失误，造成医疗事故。在医疗鉴定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他被一群专家质问、指责、甚至讽刺嘲笑。我想。专家们的学历比他高，年龄比他大，见识比他广，而且他们是一群，做的是事后诸葛亮。他们怎么对基层医院的医生没有一点理解之意呢？


在大医院，总是一大群医生给一个病人会诊，这还不算众多的仪器和操作机器的人员。这不正说明西医的知识不是一个人的脑袋能记完全的吗？那么在基层医院单个医生出现诊断错误不是很正常的么？所以，西医为什么要聚堆，要聚在大医院，要依赖尖端技术，人们为什么要往城市涌，要到北京的医院看病才甘心，能得到什么条件的医疗成了划分人的社会等级的一个标准，实在是技术逻辑决定了人们的思维逻辑。


大学学医的学制是五年，比一般的大学要长。随着医学的发展，将来医学知识成倍增长时，我们怎么学医？我们知道，西方国家学医至少要学十年才可以看病，将来这学制是不是得延长到二十年、三十年？出现五十岁时走出校门，然后六、七个人给一个人看病的情况？亦或是干脆就造看病的机器人？


我承认，西医的知识是很“实”的。相比之下，中医的知识和技术要少，学问要“虚”。活到了年近百半我才理解“虚”的用处。年轻时努力学习技术，尽可能地占有知识。老了时，却有意地淡化技术和知识。我的专业是法律，可我现在尽量不用法律，也就是不用我的专业知识去解决问题。有意让自己的内心“虚空”，让我所面临的事物尽量不受我的知识和我掌握的技术力量肢解，整体地进入我的内在。古人把“虚”比做寒潭，云和雁飞过时潭中有影，用来喻人事来而心始现，事去而心随空。


所以，中医的确是没什么的“虚”。我母亲的第三个师傅，我的田姥爷就很讲究“虚”。他有一次给我母亲专讲这“虚”时，正好我父亲也在座。后来我父亲跟我说起过这事。他说，这足以证明中医没有什么实在东西，这虚就是唬人，就是忽悠、就是见机行事，没有原则……我那时当然是全盘接受父亲的观点。现在我知道，要学技术、学知识并不难，但要把握这个虚对现代人来说真就是很难。我们的内心已被填的太实了，以至于我们本来具有的与其它动物一样灵敏的听觉、嗅觉和感知能力都退化了。


有一次我和两个同事去寻找另一个同事。我远远看见这个同事来了，我就很高兴。两位同事就笑我近视的可以，能把一个陌生人认作是同事。这人走近了，我一看脸，真的不是。可我不甘心，因为我近视，识人不是靠认脸而是认形体，这人的形体分明就是我那同事。于是我上前问他认不认识我那同事，这人说：“他是我哥啊。”


前年，我二十五年没见过面的舅舅来看我。我带着侄子到站台上去接。我告诉侄子我舅舅的相貌特征。并说，就算我认出他来的可能性是百分之五十，舅舅认出我来的可能性也是百分之五十，加起来就是百分之百。可舅舅就从我眼前走过去，我们谁也没认出谁来。但舅舅一出站，却与后赶来的我女儿相认了。这让我感到十分奇怪。我女儿长得象她姑姑，而我长得象我奶奶，我女儿和我舅舅是凭什么相认的呢？舅舅一看见我女儿就说：“怎么就你一个人来接我？”我女儿回答说：“接你的人在站台里哪”然后给我打电话说：“你舅舅让我接到了。”

梁知行

(七十一)


最近，一个朋友向我坦白压在她心头二十多年的一件愧疚事，告诉我她和她儿子都是乙肝患者。她这话是用短信发给我的。我没有回信。她问我是不是生气了，不肯原谅她？我回信质问她：乙肝影响友谊么？万一我的孩子被染上了，她是不是就一辈子也不告诉我了？要知道，他儿子小时候经常吃住在我家，就象是我家的孩子。她说在我面前一直压力很大，因为我的另一个有乙肝的朋友到我家吃饭时我分餐。请朋友到家聚餐时，我做自助餐。于是，她不仅绝口不提她的病，还装得和我一样防范。她还为自己辩护说，根据她的经验，乙肝不通过一般性接触比如共餐而传染。她的证据是，她和我另一乙肝患者朋友的丈夫都没被传染。我为她的辩词气得发晕。


朋友这一做法让我觉得在女儿面前颇无面子，也就及时向女儿坦白了，还把朋友的辩词一并呈上。女儿倒很大度，也认可我朋友的辩护，并反问我：“你知道她俩的丈夫为什么没有被传染上？”我是很糊涂与她们二十多年来一个锅里吃饭，一个床上睡觉的丈夫怎么没有被传染？女儿提示我：“你想想你这两个朋友都是什么性格，她们的丈夫是什么性格？”


我这两个朋友全是A型性格。执着、认真、要求严格，雷厉风行，追求完美，办事不折不扣。其中一个如果让我从市场上给她捎回一斤干豆腐，我就得把我的性格临时调整成A型。我先把市场所有的干豆腐逐一考查一遍，然后选最薄的，颜色最正的，在小贩称时，我还要伸着脖子看称够不够。而我给自己买是绝不费这么大心神的。


有一年除夕，其中一个朋友的儿子跑到我家求助，说他违反了规定上网吧了，怕受惩罚。 我拍胸保证说绝不会的，除夕，就是过去最狠毒的地主这晚也要善待长工。可第二天这孩子就给我看他挨打的伤，把我气得和朋友大吵一场。没见过这么不宽容的。


但她们的丈夫却都随和、宽容、无怨无悔的。女儿说，我这两个朋友总是着急、上火、不满、这肝能好么？而她俩的丈夫万事不往心里去，就是把肝病放在他两身上，不出一个月也让他们养好了。女儿这一说法让我笑了，这么说是啥人得啥病了。


由于工作性质决定，我们单位，尤其是身居领导岗位的人也多是A型性格。我知道要想做好我们的工作非这种性格不可。我的口号是“惯着他们，让他们A上加A！”所以，我电脑里备有几套检讨书的样本。一旦有同事与领导冲突，我先劝架，然后替同事填写一篇检讨交上去。想想看，A型性格的人对工作要求高，压力大，这肝负担就重，再和人生气难以释怀，这身体损伤该有多大？所以，这一纸检讨书就是泻肝火的药方。


工作本是大家的，可却有一部分人比别人工作得更认真、更严肃，付出比别人更多的身体代价。我这辈子仅有的几次超常发挥全是在A型性格人的逼迫下干的。要想跟上A型人的工作节奏真的很难，所以多做检讨是十分必要的。有一天，我用电脑制作了一组幽默图片，大家看得笑声一片，可领导看了却气得不得了。我赶紧写了一份检讨递上去。这份检讨如果读出来那就是一个相声小品，可他没笑，认真地看，觉得写得很深刻。他也有肝炎。A型性格的人在高压下工作，时间长了而不自觉。


暑假时，女儿回来到我单位去找我。一男同事伸出胳膊让女儿号脉。女儿说这是一个伤了元气的脉，就一个劲地刨根问底要找出伤了元气的原因。同事说没做过手术，没得过结核，刚做过的体检没啥大毛病，每天跑步，做伏卧撑，身体很好。说着还给我们演示他胳膊上的肌肉。可女儿眉头紧锁，还是苦思原因。我劝女儿道，可能天下就有这种脉弱而身强的人。女儿急燥地说，不可能，找不到原因就等于没找到身体中埋藏着的地雷，那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正是这样的人才容易发生猝死。女儿这么一说，我也重视起来了。我提示同事说，你是不是出去抓逃累着了？同事说出去抓逃犯120天，吃不好，睡不好，大脑的弦绷得紧紧的，真的是累坏了，但这是工作啊，有啥说的，大家不都这么干？女儿说，这种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的工作方式是很伤人的，过劳死就是这么来的。女儿说，找到原因了事情就好办些了。女儿建议我的同事注意休息，不要做激烈运动……


近日，西班牙的一位足球运动员突发心脏病死了，才二十二岁，那身体多好，从哪来的心脏病？我想还是运动伤身了。

(七十二)

女儿的父亲有一段时间天天醉归。他的一个朋友好喝酒，酒量又大，喜欢把他喝倒，而且是天天倒。我

一看这么喝也不行啊，就宴请这位朋友进行规劝。谁料这位朋友不但不听劝，还宣称谁也不能阻止他的

“残杀”行动。我一看劝不了，只好换招，于是，给孩子爹扎上“神功元气带”，做上理疗，吃上药膳

，采取了一系列强身健体措施。这一下，孩子爹的酒量上来了，不仅自己不倒，还能让他这位朋友倒。

这位朋友不甘失败，奋力抵抗，终于有一天醉后在楼梯上滑倒，撞破玻璃掉下楼去。虽经全力抢救，还

是成了植物人。

事出后，我追悔莫及，自责不已。我的这点医药知识把他害了，这医学知识岂可强用？

出于自责，我常去医院看他。他象个婴儿般躺着，他妻子问我怎么办？我说，重新开发智力吧。到街上

，我买了各式各样一大堆玩具回来给他。但他只喜欢一个玩具——布娃娃。这让我很奇怪，一个大男人

，当所有社会意识被滤去之后，他喜欢的玩具竟是布娃娃。如果说他完全没有社会意识也不对，他妻子

说他玩布娃娃时如果身旁有人看，他会害羞。

和他同病房的病友也是脑部出了问题。表述不清。他想说东时，表述出来的肯定是西。他为人们听不懂

他的话而生气。有一天，我去时他正在砸东西。大家躲在一旁看他发泄。我看了一会后。把纸笔递给他

，让他画。他画了一个杯子。大家松口气道：“哦，他原来是要喝水啊”。后来我再去时。他给我看他

的本夹子，已画了厚厚一叠，而且越画越好。他再也不发火了。看来，概念这东西在人的大脑中不是一

种稳定的储存，它的调取容易出现问题。所以岩画多是图，少有文字。雅玛人倒是留下了文字，到现在

破译不出。

当我们在使用知识时，在挖掘自身潜能时，意识不到其中冒险成分，意识不到当一个变数开始变化时，

会引发其它的相关变化，这个整体性的变化不一定就是和谐的、良性的。对身体，对社会来说都是如此

。可我们人类的本性却是明知不可为而为。科学就是这样一个产物。这是人类的进步所在，也是人类的

悲剧所在。

阴阳五行是一个模式。中医的衰落，在于这个模式与现实脱节。这与其说是模式跟不上时代，不如说是

人类偏离了自然。是科学的保障作用使人类不再与自然同步，或者说是科学地改造自然使人类无有可同

步的自然。我倒不因阴阳五行失效而有什么挽惜，我担心的是自然力量会不会来个闪回，以一种拓朴方

式，击破我们的保护壳，把我们重新拉回到自然？那时我们会不会捧着金碗饿肚子？

我知道阴阳五行的模式可能不够好，可它却也在支撑着一角天空。社会是以单科突进的方式推进的，却

是以多种文化支撑的。砍断中国文化这个 “不周山”，就会出现天塌西北的情况，那么，这个天补不补

呢？

我与女儿出门旅行，她认为只带钱就可以了，而我除了带足银两还要揣一个大饼。我揣大饼的行为会遭

到年轻人耻笑，大饼最后可能会因发霉而被丢弃。但只要人类还在路上，我的任务就是要揣个大饼。

前年，我跟一个团队出门，同事们告诫我：“这次你不要操心，万事别管，只玩好你自己的就行了。”

我答应了。可当我看到领队把银行卡、身份证等所有重要东西全放到一个小包里时，我还是没忍住，说

：“把银行卡给我揣着吧？”领队问为什么。我说你那些东西放一起会使卡消磁。领队把卡给了我。三

天后，他的包被盗，因卡在我这，总算没影响日程。

我对女儿说，中国人多灾多难，谁敢保证你们这代不会遇上战争和灾荒？诺大个医院只要没电就是废墟

。我从没有说西医不好，从没有说不发展大医院，从没有说上路不带足银两，我只要求自己是个拾遗补

缺的人，不为人类留下我女儿这个大饼我不放心。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更年期的妇女就是这样忧心匆

匆。

女儿打小就总批判我，好象不否定我就不能成长似的，我也甘于让女儿否定。从女儿身上我也悟出，历

史不是被供奉的，神不是被推崇的，其鲜活的生命在于不断被否定和肯定的使用中。肯定和否定的本身

没什么意义，有意义的是人在成长。中医在被否定和肯定中，这说明我们在成长。

我之所以活到了五十岁还觉得活着有意思，是因为总能品味到生活的神奇。我过了一个由母亲伴随的童

年。女儿出生后，陪伴着她，我又过了一遍从母亲的角度重新审视的童年。这时我才发觉，自以为懂事

的我当年并不那么懂事，本以为不懂教育的母亲其实并不那么简单。由此，我知道人的童年不是过一次

，等我陪伴我的外孙过童年时，是不是还要再过一次童年？而且捡拾回由我奶奶陪伴我的那段美好时光

呢？

历史，为什么被人反复推敲？原始，为什么令人割舍不下？人们为什么要回溯，要寻根？因为人类不是

一次就能长大的，需要反复成长。所以，回溯不是返旧途而是走新路。是捡拾回本属于我的人生，是让

自己完整无缺。在我陪伴女儿而过的童年中，母亲的形象的确高大起来，具有了神性。由此我也理解了

中国人为什么讲做人，为什么敬祖先。

女儿说：“妈妈，你死后，如果我想辩论有谁能替代你呢？”我心中暗自得意，是女儿的不断否定，把

我否到了一个无可替代的位置。我死之后，会不会在女儿心中也获得几分神性呢？

梁知行

（七十三）遇到从前的邻居，我打听他家的太奶奶。他说死了，春天死的，享年98岁。我纠正他，不是98，而是103岁。中国人不让自己满百，自称是九十八、九十九的人很可能过了百岁。这个老太太十年前到我邻居家来住亲戚，一早溜达到我家来串门。老太太看上去也就是七十来岁。她告诉我，老了，大牙掉了一棵，记性也不行了，上街要买三样东西，结果只买两样就回来了。我告诉她，四十岁的我，大牙掉了两棵。上街只想买一样东西也能忘了。当老太太告诉我她93岁，还给全家做饭时，我是惊讶不已。今年五一时，到郊区参加义务劳动，遇到同事的奶奶，也是九十三岁。老太太一个人过，生火、做饭、洗衣，儿孙全住楼，谁接也不去。见我拿出相机要给她照相，老太太忙摆好姿势，笑容满面地对着镜头。从长寿老人身上我学到很多东西。人老了，并不必然招人烦。九十多岁的老人不仅自己照顾自己还为家人服务，看着不让人赏心悦目？可我们好多人刚刚上了一点年纪就要求别人照顾，不仅要求儿女常回家看看，还在物质索求之外搞感情勒索，这不是给儿女当包袱？每当电视播出那条常回家看看的公益广告时，我就对女儿说，我足够坚强，她不用常来看我，而我时刻准备着为她服务。有个很自私、冷酷的同事，对父母、妻子、儿子都没什么感情。但是，接到奶奶病危的电话，他把私房钱全取出来往家乡赶。奶奶九十六岁，医生说没有治疗价值了。我这同事问医生，还有没有没用上的药？医生说还有一种德国进口的很贵的药没用，但这药也没有回天之力。同事问，这药用上有没有什么坏处？医生说那倒没有。同事说，好，只要没有坏处就用！他把钱掏出来给奶奶用进口药……昏迷了几天的奶奶睁开眼，看见他就笑了：“我大孙子回来了！你是不是没睡觉？看把你累的，快躺在奶奶身边睡一会……闭上眼睛。” 摸索着拉过被子给他盖上。同事对我说，此时拉着奶奶的手躺在奶奶身边，对他来说是最幸福的时刻。而他母亲，在他面前诉说病痛，向他要点钱吃止痛药他都不给。近百岁的老人是我这位冷血同事的情感对象的确让我惊异。我问女儿，等我老了，什么用也没有了，是不是我的价值就降为零了？她拍着我的肩说：“不会，你还有对我的无限忠诚。”哦，我明白了，这就是我的狗一样的价值。女儿说：“妈妈，你老了时坐在床上，一看见我下班回来，就咧着没牙的嘴冲我笑，你说，你是不是比什么宠物都好？”女儿话给我指明了一个前途——做个宠物。我想，如果我真的没出息，活个七老八十的，废物得象猫狗似的吃闲饭，我是不是起码得有宠物的价值？这使我不由地留心起宠物们的表现，狗的热情，猫的柔媚，鸟的乖巧……这都是我应综合学习的长处。在关于当一个什么样的老人才好的思考中，我还真没有想出比做一个宠物更好的角色。街上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自己做荷包出来卖，虽不精致，但里面装的是她种的香草。女儿说，这才是真正的香包哪。女儿常年放这种香包在枕边。还有一位九旬的老人讨钱。听他编出的讨钱的理由，我为他思维敏捷所折服，掏出钱给他，还指给他一家饺子馆，告诉他什么馅的饺子好吃。我有一位老年朋友，她活到九十六岁。在八十四岁那年，她偷着到儿子盖房的工地帮着搬钢筋。结果从没有护栏的楼上跌下来摔断了三根肋骨。我想这下肯定完了。就买点礼品，跑去看她。看着她的惨状，我一时找不到安慰的话。她却告诉我两点。一，八十四岁了，死了不算夭折。二，断的三根肋骨已经好一根了，再好一根就可以干活了。果然没几天，老太太就挣扎起来给家人做饭了。我佩服她的思维虽然简单，但却有力。之后的一天中午，她告诉我她病了。我看不出她怎么病了。她就表演给我看，她喝了一口水，但这水顺着嘴角淌下来，她嘴合不上，老太太中风了！我冲出去给她儿媳打电话。儿媳带车回来要拉她上医院。她抱着门框不肯走。她儿媳对我说，老太太的儿子出差了，出事可怎么交待？又给老太太的女儿打电话，老太太的女儿开车来把老太太接家去了。临上车时，儿媳妇塞给老太太一盒再造丸。一周后老太太自己走回来，病好了。她告诉我没上医院，只把那盒药吃了。我观察这些长寿老人，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养生之道。我四姨爷活了近百岁。他的生活方式为我奶奶所不耻。我奶说他不管什么死猫烂狗，瘟死的鸡、病死的猪，全从垃圾堆里捡回来吃了。邻居的三大爷也活到九十多岁。他喜欢钓鱼，却总钓不到鱼，每次都钓到一只甲鱼回来。我奶常拿这事开他的玩笑。小时候我经常蹲在他身边，想看他怎样对甲鱼做斩首行动，可我总是没耐性等到甲鱼把头伸出来。他喝甲鱼汤时，不仅没人讨要，还都笑他。现在我很后悔没要点汤喝。

梁知行

七十四

银屑病，俗称“牛皮癣”，曾是纠缠我多年的顽症。.试过许多种药，或无效，或当时有效很快又复发。也曾到过一些专家门诊，挂了号，坐在诊室听，听上一阵子就离开了，因为那些治法我都不认可。我觉得这真是一种讽刺。我母亲治银屑病治得好，可我偏偏就得了这病，而我母亲治银屑病的药酒方我又没记下来，只好就带病生存了。 后来我偶然听我的一个精神病医生朋友说，银屑病可称为人类第二精神病。这使我开始注意这病的身心疾病特点。我知道A型性格在银屑病人中比例比较高，但我不属于A型性格，我这病怎么可能是身心疾病类的呢？ 专家说银屑病是一种多基因的遗传疾病。其发病谈不上什么规律。我想，这病如果是来自基因方面问题的遗传性疾病，那么精神还能左右基因么？再说，我的精神挺好的，怎么惹着基因了呢？ 但细心的观察使我发现，我的病情的确是随同我的工作和生活方式的变化而变化的。当我以男性的、社会化的方式工作、生活和思考时，我得到人们的肯定和赞扬，我是愉快的，可这时我的病情却是最重的。而当我以感性的方式顺其自然地生活时，没有人赞扬和肯定我，但病情却相对稳定。这说明什么问题，难道我们的社会性需求和生理性需要是不一致的？ 经过再三思考，我改变了我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中止了在别人看来发展很好的事业。很快，我的银屑病消失了。此后也有几次复发迹象，我只用调整生活的方式就控制了复发。 其实，牺牲了自己的社会价值我还是很伤心的，甚至可以说是悲痛的，可我的病竟在我的悲痛中痊愈了。于是我知道快乐并不是检验心理健康的标准。我的一个朋友最近因离婚而悲痛欲绝，大家让我劝劝她，我说不用劝，我知道伤心有时比快乐更符合人的心理逻辑。朋友表面美满的婚姻把她弄得七拧八裂，身患多种疾病，她的大哭让她把颠倒了很长时间的逻辑再颠倒回来，不是坏事，我为什么要劝她呢？ 我称我的癣为“心灵小窗口”，只要它们出现，我就静坐下来，深挖思想根源。这些根源有些真的是埋藏很深很深，是没有疾病提示我无法认识到的。在日常生活中，人怎么可能认识到带给你荣誉、金钱和社会地位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其实并不适合你呢？ 有些人向我打听我的病是在哪治好的，我说这病是可以自己控制的，让它好就好，让它犯就犯。别人听了觉得不可能，以为我是在开玩笑。 由此我想到，男人的平均寿命比女人短，是不是过于社会化的生活方式对男人的身体也有损害呢？男人真的是社会动物？女人尚还可以从社会生活中抽身，男人往哪躲？成功的喜悦是否真就是生命的喜悦呢？人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社会？ 女人大量地进入社会，接受社会理性，感性认识不再占人类的半壁江山。我的一个朋友说，人类的认识如树，女人的感性是树的地下部分，男人的理性是地上部分。男人的理性应是“读”女人感性的结果。当女人不再感性时，人类的认识之树就连根拔起，男人的理性就成了无本之木，人类的认识也就不再是树而是藤，藤虽然可以爬得很高、很长，但是它更会以攀附物为现实而不是以自身为现实。如今我还能通过深挖思想根源查寻到自身的病因，将来呢，科学能够帮助人们追本溯源么？ 许多慢性病都和顽癣一样是身心疾病，对此，科学在用高科技攻坚。 许多人批评说中医是在“猜病”。审视我探索自己病因的过程也可以看到个体的、偶然的、猜测的特点，其中难以找到对科学的应用。小时候因受父亲的影响我对猜测性的东西是拒绝的，所以，一直不猜迷语，不打扑克，不买彩票。感到“麻屋子，红帐子，里面坐个白胖子”这样的迷语是无聊透顶的游戏，为什么我们要对花生做这样一番曲解呢？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喜欢“迷”呢？我从没有因猜“灯迷”、“字迷”而得过奖，我觉得动这种脑筋真是太没必要了。 可是，后来我逐渐注意到，中国的历史、哲学、医学、文学到处充斥着这种“迷”。一本《红楼梦》就是一个最大的迷，让人们猜个不亦乐乎。什么“道”，“气”，“阴阳五行”等等我们认为不值得费脑筋的东西都在向我们说着“麻屋子，红帐子……”，引我们去探寻与其对应的历史上真实的“花生”。 离我们最近一个设迷者是鲁迅，可我们现在连猜解他的能力也在急速下滑。有人会说，鲁迅之所以设“迷”是因“白色恐怖”，我们古人有什么必要在文化上设迷呢？我想，这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古人也感受到了一种文化建立上的毁灭性力量。“花生”这个词能顾名思义么？中国人造字，造词都追求顾名思义，这个思义不仅仅靠文字的“象形”更要“会义”，还要有连锁的，连绵不断的形和义，比如说个“南”字，如果这个南字背后有“神”的话，它在“时”中的形就是“午”，在物中的形就是“火”，在人体上就是“心”在季节上就是“夏”在……你可以一直这样猜解下去，源源不断，永生不灭，这个字再不是简单的一个字。 “麻屋子，红帐子……”可以摆脱“花生”这一“形”而存其“义”。当“花生”这个词不能向我们传达它的本意是什么时，我们可以通过对“麻屋子，红帐子……”的猜解在我们这个空间找到花生。我们可以用这种方法重拾、重建我们的文化。


（七十五）


我在一个兽医院看到许多中药，感到有些奇怪，兽医告诉我，他在好几个养殖场当技术顾问，养殖场为了最大限度地调动他的积极性给他算了技术股份。这样一来，他的挣钱方式就发生了变化，由从前挣治病的零碎小钱，变现在挣股份大钱。工作重心也由原来的治病变为现在的防病。于是，除了疫苗外中药就成了他的首选，因为他要算经济账。
我问，虽说同是动物，可这鸡与人可相差太多了，这中药如何用呢？兽医说，怎么不能用？和人同理啊。上了秋，天一转凉，这鸡的肺子也会有不适，用点中药粉拌在食中喂了，也就不发大病了。春天，采些苦苦菜喂上，对防止春瘟也有很好的效果。如果等有了病再治，就算鸡不死也影响产蛋，经济上受损失不是？西医除了疫苗哪有防病的药？再说西药也太贵了。
听了他的话我不由地笑了，我想，如果把社会比做鸡场当然不合适，但谋划医改的人如果能参考办鸡场模式，那么中医的存在价值自然就会体现出来。所以，中西医之争的产生与其说是学术冲突，我看不如说是经济模式的滞后。
母亲之所以在大杂院内外致力于防病和治小病在于一旦让小病酿成大病，不是中医不能治，而是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人们往往放弃治疗。仅仅十二元钱，那个患再生障碍性贫血的跟我同岁的女孩就因她妈妈没有给她抓药就死了。女孩死时母亲掉泪了，母亲说这付药贵在“羚羊角”上了，但治这病不能不用这味药。母亲深为不能用更经济的方法治女孩的病而自责。中医一开始就没有发展成高成本，高风险医学的条件。华佗如果不想治大病可能也不会掉脑袋。
中西医的结合在我看首先不要急于医术上的结合，而是社会资源分配上的结合。当然这要取决于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的治国方向了。在人类的前进方向上，古人说“顺天者昌，逆天者亡”，而我们说 “改天换地”。事实上，我们没有亡，天地也没有换。但逆天的成本太大这一点却是明摆着的，难道我们就不能与天地搞好关系么？
天、地、人的关系铸就人的生理和心理规范，认识和把握这一规范并将其转化为医学就是中医。当然，我认为也可以转化为政治经济学。
中医是中国人的集体创作。母亲给人诊脉时，一屋子的病人在看、在听，病人是主考官，掌握着主动权，医生是参谋，医生得不到病人的认可就不成其为医生。母亲年轻时行医肯定是医术不高的，但在为病人当好参谋的过程中，与病人的良性互动使她的医术不断提高。因此，中医是一种人民医学，如今我们轻易地否定这一集体智慧。
人的存在不仅仅是意识层这么大的一“面”，之下还有厚厚的沉积层。“面”是脸，沉积层是身，脸是现代的，身却要求贴近天地。人类的身首异处来自现代的只要“脸”不要“身”的“斩首行动”，其结果是造成身和首的相互呼唤——焦虑。
相对西医来说中医的“术”显得“空”些，可中医在“术”之外的学习内容却要比西医大得多，而掌握天、地、人的关系正是把握中医的前提。
中医的“空”，正是中医这个“器”的盛装作用。我们用 “器”来盛装个人的东西。医院的规范排斥个性，母亲正因为有太多自己的东西，才不见容于医院。
相对于西医，中医看上去很简单，好象没有太多的技术含量。就象中国的大衫比之西服。
我的业余爱好是制作服装。我对朋友们说，除了西服我几乎什么服装都能做。朋友们笑说，还是技术不行吧，不然怎么做不了西装呢？我说，西装的每一道工序几乎都需要科技支持，西装的“型”不是手工制作出来的，而是在价值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塑型机中高温、高压塑出来的，我手工怎么能办得到？
小时候，我家来了一位文质彬彬的病人，他微微一动，衣摺就递次展开，不动，周边也轻起微澜，整个人如同从一首诗中走出来，儒雅至极。我围着他转了好几圈，考察他的魅力来源。
经过一番理性研究后，我认定他的魅力来自他穿的对襟中式便装。
自小在大杂院以懂事著称的我，从不与人攀比吃穿。这次，我一反常态，向母亲郑重提出，要一件中式便装。母亲也没含糊，很快，一件平纹布做的蓝褂子就给我穿上了。
虽然我穿上了蓝褂子，却没得到丝毫诗意。同学们说我象只灰老鼠。我也不知我这件做工颇精细的褂子为什么穿上了不好看。
许多年之后我才弄明白，我这件衣服用的是西式立体裁剪法和工艺，板整，合体，没有摺，穿起来不仅没有中式服装的飘逸，也没有西式服装的挺拔。而那位病人的衣服是他妈妈手工制作的，用的是平面剪裁、连袖，领口要向后深挖些，在装领子时，不能等份缝制，要确定三四个点缝深，这样一来，衣服前撅后翘，自身不平衡，又不停地在自己找平衡，人不动而衣也动，出来一种裙装效果。
所以，看着2001年在中国举办的亚太会议上各国领导人穿的“唐装”也和我当年穿的一样死板，我就很想与各国领导人解释说 “唐装”不是他们穿的这样的。一个西式上袖就足以把中式服装的韵味搞没了，可是包括服装设计师在内，有人觉得亚太会议上各国领导人穿的“唐装”有什么缺陷吗？

（七十六）


我的一个朋友，当他得知自己患了肝癌后，让妻子给我打电话要见我。我捧了一束花去医院，他向我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他是否还有必要与疾病抗争？看着他以每天掉三斤体重的速度刀削般瘦下去的身体和他胸前吐血留下的斑斑血迹，我狠下心来告诉他，不争了。他听后吩咐家人，把朋友刚送来的一只甲鱼放生。他说，既然它不能救我，我何苦还要它的命。第二个问题，他问我：“为什么好人不长寿？”。我一时不好回答，只好反问道：“这个世界不那么好吧？”当天夜里他就死了。 我这个朋友是个很有灵性的人。有一次说到跳舞，我说每一个与我跳舞的男士都变跳舞为给我上辅导课，可我最终还是没有学会跳舞。他听后笑了，邀请我跳了一次舞。那次我成了舞会的皇后，如同穿上了“红舞鞋”，跳舞成了我的天才表演。此后，我还是不会跳舞，但当男士们再给我上辅导课时，我的态度就不再是谦虚好学了，因为我已认定不是我不会而是对方不会。 他临死时所提出的问题不是没有价值的，我不能说人的好坏与寿命毫无关系。我没有真正回答他的问题，让他带着哀怨走了。 其实我承认好人不长寿的事实存在，知道这算得上是一个社会问题。 曾有一个罪犯，在审问他的犯罪动机时，他说当他得知自己患了癌症没有几天可活了时，他就决定犯罪“痛快”一回。调出他的病历一看，诊断的确是癌，按医生的诊断他应该活不到审判结束。为此，法医押着这名罪犯到医院复查，结果却没发现癌细胞。罪犯生气了，要求医生解释，医生说只能解释为误诊了。罪犯不因自己没了癌症而高兴反为自己坐牢而怒骂医生。 我想，医院误诊的可能性不大，多半是罪犯的“痛快”化解了肿瘤。当好人让他得了癌，当坏人却治了他的病，这不是对好人无长寿的注解？ 当好人受压抑甚至损害健康，说明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有市场。我的朋友临死时提出的这一问题反映出他做人的困惑，当我们崇尚竞争、斗争等争强好胜行为时，象我朋友这样心性的人怎能不压抑？他能让一个不会跳舞的人感到自己是跳舞天才，说明他致力于让他人的能力得以发挥而不是表现自己，这是多么难得的品质？可他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在同龄人中，我从事的职业算是比较多的，每当单位搞竞聘上岗，末位淘汰时，我就受不了同事们看我的眼神。我会对同事们说：“我反对竞聘上岗，主张有能力的人离开，我还能找到饭碗，我走。”我不会在竞争的胜利中感到喜悦的。前几天看了一篇文章，是反对计划生育的。文章说，中国人是多，可多的是孩子吗？然而我们计划掉的却是孩子。读罢，我感到很不好意思，感到我们这些上了岁数的人挤占了孩子的生存空间。如此说来母亲师傅的行为真是很自觉，没什么不可理解。也许好人本不应该长寿的。 可是，做坏人坏事能够让人心情舒畅本是不符合生活逻辑的，因为社会不是这么建立的。我对道德并不另眼相待，我对女儿说，道德不是什么美好的东西，谈不上虚伪与否，一群强盗想要在世上活过三天也得建立和我们一样的道德。做不遵守道德的坏人却能痛快和长寿，支出的是他人的健康和生命成本，其受损的不仅是好人，还有社会，这个大医学账不能不算。 人类社会的奖励机制离人的自然本性越来越远，当人的本性要求回归时，往往走上的是犯罪道路。比如，盗窃和贪污可能比工作挣钱更能让人找到原始人采集的乐趣。有一个贪官，家里并不缺钱，可他却贪污受贿不止。蹲了监狱后，我以为他会精神崩溃，有一次我们搞法制教育，有人提议让他现身说法，讲讲他的犯罪心理，我说他不会做这种丢面子的事，没想到他却很痛快地答应了。在监狱里，我看到他还象从前做官时一样精神抖擞，他计算给我看他挣的分最多，减刑最快，监狱的奖励机制让他找到了与贪污受贿一样直接的快乐。 可是在社会中，我们却很难从工作中获得“采集”和“猎取”的原始快乐，往往只承受社会压力而不得舒展人的本性，身体怎么能不出问题？但是，如果让好人违背社会原则去做坏人的话，同样也会让好人付出身体代价，这样一来，不把人类生活规则理顺得使其与人的身心逻辑一致，好人想长寿是有些难了。 女儿跟我说，和尚们也看病，她摸了一些和尚的脉，皆诊断为虚证。女儿说，这说明出家当和尚的做法是违背自然的，人还是要正常饮食，适当吃些肉类才对。 我说，毛泽东在什么时候要红烧肉吃？多是在写完文章和打了胜仗之后。如今的出家人，难离红尘，好多和尚上网、甚至炒股。一动心神就是消耗，这时再一味素食，身体怎能不虚？所以，不是和尚的生活方式违反自然，而是和尚的现代生活脱离了原来的的轨道。如果站在当代的时空点上判断和尚的生活是否合理，那么和尚不仅应该吃肉，还应该娶老婆，这样一来也就无所谓和尚了。 我们太需要站在其它时空点上审视一下当下的时空位置并对其做出必要的调整。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事事用今天的眼光横看世界纵看历史，也需要从历史的角度看今天。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不仅要把握“今天的历史”还要能够把握“历史的今天”，这正是历史在今天的价值。

梁知行

（七十七）


如果没有酒，我说，这住院的和蹲监狱的人可以少一半。 烟、酒没有营养成分，但吸烟、喝酒的社会成本却很大。据说，死于与吸烟相关疾病的人数将超过爱滋病、结核、难产、车祸、自杀、凶杀所导致死亡人数的总和。可在中国，吸烟人数超过3亿，全球每10支香烟中就有3支是在中国消费的，每100个中国成年男性就有67人吸烟，吸烟给中国带来的健康损失一年达到42.9亿美元。喝酒人数在中国超过了５亿。因酒后驾车引起的交通事故占所有交通事故的80%；“酒依赖”已被正式列入精神病的一大类别，这类精神病人已占到住院患者总数比例的近10％，酗酒已成为“社会第一公害”。 我父亲不吸烟、不喝酒。他说为瘾所制的人，容易失去自尊。对吸毒的，父亲认为那就不是人了。看外国影片，一个警长，英雄豪杰，被黑手党注射了毒品，结果就变成一个匍匐在地乞讨毒品的可怜虫。所以，英雄气慨有时敌不过一针毒，半斤酒，从这上意义上说，人真是物质的，说物质是第一性的没错。 蹲监狱最难受的是什么？是烟瘾。我提审时总是为每人备一支烟。有一次提同案的两个人，先提的这人把一支烟抽完了，问我要留给他同伙的那支烟，说那人不吸烟，我就把烟给他了。提第二个人时，这人满怀希望地向我要烟，得知烟被同伙贪占了，他的眼泪直落下来，哭得十分委屈，接着就下决心揭发同伙的其它犯罪，说：“他竟然狠心抢我这支烟。”就一支烟，把两人的“友谊”彻底瓦解了。 一个杀人犯恨酒，对我说：“是酒害了我，执行前的那杯酒我不喝了。”开庭时是从小号中把他提出来的，我问他违犯什么监规了？他说是因为喝酒。有人带进号里一小袋塑封的酒，“铺头”赏他喝两口，他不喝，让“铺头”一顿骂：“看你是个死囚，没几天可活了才让你喝两口，不识抬举，这时后悔有屁用，想改好也没机会了……”他觉得骂的是，仰头便喝了两口，酒味让管教闻到了，他就蹲了小号。他问我：“你说，我是不是让酒害苦了？” 害人的是酒，可法律惩治的是人，酒却逍遥法外。 小时候曾想当官，幻想能象林则徐那样禁烟、禁酒。可当戈尔巴乔夫在俄罗斯禁酒时我却笑了，戈尔巴乔夫是一个找直接原因的人，他的思维方式为西方所欣赏。可看上去很简单的一件事，以他一国总书记之威，怎么就没禁成呢？ 小时候崇尚钢铁意志，虽不是党员也想把自己打造成特殊材料制成的人。父亲虽不动烟酒，却吃零食，而我连零食也不好，因为奶奶说，嘴馋也容易被人拉拢。母亲劝我说：“馋，是健康的表现。”而我自觉抵御母亲的“腐蚀”，整个生活就跟清教徒似的。 这种生活的直接后果是使我的感觉越来越敏锐，我清楚地感觉到自己骨子里就是个瘾君子，对烟、酒闻着就很想往，只是我没把烟、酒作为靶目标罢了。我先后爱好过咖啡、茶等饮品并成瘾，因造成失眠不得不戒，在戒的痛苦中我意识到这些东西其实也是毒品。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写道：嗜茶成癖者，时时咀嚼不止，久而伤营，伤精血，不华色，黄瘁痿弱，抱病不悔，大可叹惋。至于咖啡的害处就更不用说了，都说巴尔扎克的早逝与此有关。我还戒过辣椒。女儿说心脏不好的人不能象我那样一片片嚼辣椒，犯了心脏病后我只好停了辣椒。 在一次次戒“毒”的痛苦中，我理解了精神空虚的含义，那不是世界观出了问题，不是要思想来充实，而是直接需要物质填补。于是，我嚼槟榔，捡人家吃剩的什么“山楂丸”、“归脾丸”、“益母丸”来嚼着，还安慰自己说这比捡烟头要有自尊。女儿说，这何苦的，不如直接开中药吃。我找医生开药说，我之吃中药，确切地说，就是想吃草根树皮！至此，我意识到，所有瘾君子的靶目标归根到底不全都是“草根树皮”么？如果把我放归大自然，可能我自己就会找一些草来吃，说不定就成了又一个神农。都说毒品生理上的瘾不难戒而心理上的瘾难戒，我不禁要问：为什么会有心理上的瘾？这种瘾不是冥冥之中的呼唤？烟草、咖啡、罂粟、茶叶、大麻、辣椒等等都是大地上的“草”，“草”瘾已沉淀在人的基因里，如果这瘾是先天的，是人自身的一部分，禁烟、戒酒又怎么会成功？ 科学家会用化学解释毒瘾的机理，我承认这个世界是化学的，人是化学的，“百草”也是化学的，甚至人生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化学反应过程，“瘾”呼唤着人的内在与外在化合。“瘾”，时时需要满足，又时时都要戒，中医关于节制的思想就是化学中的配平要求。 提纯技术和人工合成制成的毒品变填充为压倒，使戒毒几乎成为不可能。西医戒毒，往往把毒瘾弄没了，人也没了，要不就是戒毒药又成了毒品的替代品。如今中医参与戒毒，同治疗癌症一样，不是直接杀癌和戒毒，中医所要做的是留人，是扶持正气，平衡身体各部分的失调。中医用的药是“草根树皮”，是“瘾”的本源，是打开与外在原素化合、配平的窗口，使人与自然在化学反应上取得一致。从这个意义上讲，真有必要好好研究一下中药——这一多种自然“原素”。

梁知行

（七十八）

人的生命之脆弱，往往瞬间就能消散；人的生命之顽强，又为现代科学解释不了。

我认识一个十八岁卧床至今已四十载的全身瘫痪的类风湿病人。象霍金一样，他全身也只有三个手指能动，霍金还可以坐在轮椅上，他连坐也不能。

霍金在二十二岁时被医生判定只能活两年，而今他过了六十五岁生日。

霍金报名参加2009年的太空翱游，准备实现儿时的梦想。医生们断言，霍金要是上太空非死在飞船里不可。我同意医生的看法，但霍金要是活着从太空回来，就颠覆了生理学。

我那位因醉酒从楼上跌下来的朋友，卧床不到一年就死了。医生讲解说，只要卧床一周以上，人的肌肉力量就减少２０％，人体功能是用进废退，卧床使人呼吸运动、胃肠活动减弱，血液循环缓慢，免疫力降低，各系统退行性病变、继发性器官损伤不可避免，总之是条条道路通死亡。我们这位朋友就死于肺感染。


既然瘫痪病人从生理学上讲很难活，为什么我认识的这人瘫痪四十年还活着？而且大有活过一些肢体健全人之势？为什么象霍金这样早就被西医宣判死刑的人，其生命还在令人不可思议地延续？他们身体的抵抗力真的象西医说的那么低吗？如果低，他们怎么会活这么久？如果不低，又是什么道理？

用生理学理论不好解释躺着不动也可以长寿。健康与长寿、生命与运动的关系现代科学还不能完全阐释，这使我对进化两端的人类生命生出许多想象，生命到底是什么形态，可以是什么形态呢？

对霍金，我们还可以说他得到了世界上最好的照料——好几个专业护士24小时护理。而我认识的这人，幼年丧母，中年丧父，无学历、无工作，领低保，生活条件和医疗条件都很差，身边常常无人照料，他要能耐饥渴，忍不便……

我看他总是以一个姿式躺着，一双棉手套时不时在身下垫垫。他的腿看上去与正常人差不多粗细，细看却没有肌肉，是腿骨疏松膨胀了，这样的骨质，一碰就碎。他身上曾烂出几个洞，露出骨头，没有药，贴几张纸，也自愈了。

他的生命，让人震撼，给人启示。

我曾跟他开玩笑说，上帝造他时只造个脑袋，没造身子。只活一个脑袋的霍金几乎颠覆世界。而我认识的这个人，其精神力量也相当强大。

记得中学读书时课本里有一篇古文《狱中杂记》，说的是监狱环境恶劣，有传染病，每天都死不少人。而令人奇怪的是，犯重罪的大盗却几乎不染病，便是染了病也很快就好。作者说，这是因为大盗气盛的缘故。当时我就想，看来气盛提高人的免疫力。

无论是霍金还是我认识的这人，都是身虽残而气不衰，不说是气贯长虹也是气冲霄汉。霍金的雄心自不必说，我认识这人的父亲在世时曾双手合什冲天说道，天啊，多亏老天让他躺下了，不然他还不把天捅漏啊？

从霍金这样瘫痪人身上我们可知男人的雄心可能更具有精神特质。据说，霍金家里贴有多幅梦露的画片；他第二任妻子是他漂亮护士中的一个。我认识的这人也曾令几个女人动心，他从中选出的妻子让许多肢体健全的男人眼红。

书，是精神力量的代表。我们看到，失去了“身体”的男人无不用书来实现自我。霍金是这样；《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是这样；我认识的这人也写了一部二百多万字的书。

尼·奥斯特洛夫斯基在作了九次大手术后凭直觉意识到治病与保命的关系。他对要给他做第十次手术的医生说：“我已经为科学献出了一部分鲜血，剩下的，让我留着干点别的事吧。”然后他开始写书。

西医的着眼点是在“病”上，而中医的落脚点是在“命”上。有“命”，“病”尚可治，没“命”，便是华佗再世也回天无力。为了攻“病”便是攻了“命”也在所不惜的做法，中医当然是反对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有时的确是反对治“病”的。


“治病治不了命”这句话是说病可治而命不可治，命只能保。便是治不了的病，病到让人全身瘫痪，也不一定要人命，而非要治这样的病很可能就要了人的命。我想，尼·奥斯特洛夫斯基如果不做那九次大手术伤了元气的话，凭他的顽强意志，也许不至于三十二岁就死。

做为科学，应该不仅能解释一般现象，还应能解释特殊现象。中医关于命、气血、精神等理论或许可以解答我对霍金这样人的生存疑问。中医的精神是指精血和神识。中医认为，人无形则神无以生；无神则形不可活。在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上，中医是把物质做为第一性的了，然而中医又认为，神为形之主，神统摄着人的身体。从这一点上看，中医又无比强调精神的重要作用。神以精血为基，精血为阳气之依归，阳气在人体中的升降运行才是人的生命，而“命”才是人的最本质特征。瘫痪人有病也有命，其“神”的统摄作用没放弃，精血还在为命所用，为神所用，还在为霍金思想的产生提供强大的物质支持。霍金思想的洞穿力全世界人都感受到了。我认识的这个人象霍金一样，其最大运动就是头脑中的思想风暴。其思维之敏捷，反应之迅速令我惊叹。从命这个角度看，霍金等人的生命不仅是顽强的，甚至可以说是健康的，所以外邪不侵。霍金在身体瘫痪的过程中还生了三个孩子，而他对女人的兴趣也一直未减，这不是精血运行的作用？我认识的这人，气色红润、声音洪亮，目光如炬，他三十八岁结婚后生了一个孩子。

梁知行

（七十九）

    现代社会为医生的多样性提供了现实性和可能性，医生不再有统一模式。

    便是在古代，中医也有衣食医和传道医之分。

    我舅舅不是传道医，也不能算是衣食医，我叫他“工作医”。

    姥姥死时，舅舅才三岁。用他的话说，是我母亲承担了他母亲的角色。母亲年轻时走南闯北，一直领着她这个小弟弟，自然地，舅舅被母亲领进了中医门。

    舅舅被母亲送进中医院校学习，毕业后分到另一城市做医生，和一位针灸大夫结了婚。

    做为医生，可以说我舅舅很称职，他工作认真、负责，业务考试成绩、学术研究成果、甚至外语水平都为同行称道和认可，他干到了院长的位置。

    母亲和舅舅这对姐弟中医，一个治病治得好，一个工作干得好，是不是都应算是好医生？

    但母亲认为我舅舅不会看病，说一眼就看出是实病的人他还给人家开补药。

    我曾就此质询过舅舅，舅舅说：“虚病和实病我还看不出来？你妈太傻、太实在，她不了解看病人的心理，我开的不过是人家想要的壮阳药而已。”我说，你这样做不是害人么？舅舅说，人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如果这些人的身体早晚要出问题，你认为是让他们早出问题好还是晚出问题好？早出问题能得救，晚出问题救不了，能说我是害他们？

    虽是歪理邪说，但舅舅话让我一时无言以对。

    着实说，中医越老越吃香，舅舅如今应该是个大忙人才对。可他每天下棋、钓鱼、上网，过着悠哉游哉的退休生活，根本不给人看病。倒是我那搞针灸的舅母一直没得闲，天天为人针灸不止。

    去的中医没有退休一说，没人给他们退休金，活到老干到老，母亲给人看病就到生命最后一息。

    然而，对舅舅来说，干中医是参加工作，工作才是他的衣食之源。所以，在拿到退休金不用再工作时，他也就不再给人看病了。所以，他如今虽然老了，但不能称他为老中医。

    母亲在医院工作时，除了担当医生职责外，还给新参加工作的年轻人开班当老师，我曾见过她与学生们的合影。这批与我舅舅同龄的新中国一代中医是在医院中成长起来的，他们首先学会的是怎样工作和适应医院。而这个“工作” 有时候与治病是一回事，比如在强调“救死扶伤”时；有时不是一回事，如在强调医院利益时。

    医院之所以是医院，就是用工作统一医生思想，用制度限制个人行为，保障医院的运行机制。因此，对工作负责有时不等于对病人负责，既便是满腔热忱地投入工作也不等于是满腔热忱地对待病人。

    人们从感情上接受不了北京朝阳医院发生的孕妇死亡事件。但从工作角度看，医生犯了什么错误么？是不认真，还是不负责？没有。那么，在医院中，我们能对医生提出大于工作的要求么？

    正是工作与治病的细微差别产生了医患矛盾。我想，我舅舅这一代隔着“工作”搞中医是不是造成中医退化的原因之一呢？

    我们是如此地习惯工作，以至于对工作从不质疑。我小时就认定工作是个光荣的字眼，认为母亲不参加工作是落后、愚昧的表现。看来，中国古代官府不办医院，使中医没有“工作”可寻，必须直面病人的做法，正可保持中医的生命力。

    如果说母亲学医是为了救人救己，舅舅学医是为了参加工作，那么我女儿这一代孩子学中医则大多是为了上大学。这样一来，中医人离中医就更远了。因此，大学毕业后很多孩子改行不搞中医也就不足为奇了。

    经常有亲友问我女儿毕业后的工作安排问题。我和女儿都不觉得这是个问题。工作也好，上大学也好，对女儿来说都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我不想让女儿对“工作” 的理解比对病人的理解更透彻。中医可以不“工作”，只要有行医权就行。所以，当个游医或坐堂医都可以。女儿说，既便是办医院，她办的也会是一个松散的联合体。

    女儿鼓动我侄子学中医，我不赞成，因为我侄子是个“手在脑前行”的人，我认为他不适合学中医。而女儿则认为中医现在天地广大，总会有适合他做的事情。可学了中医的侄子却在外科上显示出天赋，他非常擅长缝合血肉模糊的人体。看他网上日记，写得如同病历。手术的每一个步骤，怎么缝的肠，怎么接的筋，清楚得可当操作规程。我开玩笑说，到我侄子手里的人，便是死了也被缝得整整齐齐。

    虽说人死了缝好也没用了，可凡是活过来的人又必须是被缝合好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侄子不管三七二十一有缝无类的做法也是有道理的。

    当身体被创成开放伤，中医的理论也随之被创而破了。女儿面对血肉模糊的躯体就是举着两手一脸茫然，她的头脑分析能力强的特点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不如我侄子马上动手缝合来得实际。所以他姐弟俩相互配合比各自独立行事更让我放心。

    不过，侄子在外科上的擅长让我很为难，这表明他需要依附医院。我打听了一下，各级医院的医务人员都是人满为患，侄子想要参加工作非常之难。但不管怎么难他也得进医院，因为谁能为他建个手术室啊？这下我明白中医的外科为什么不发达了，因为历史上中医没有医院，这正是万事万物有一利必有一弊。

    医生类型的多样化既是社会现实也是社会现实的需要。为此，一味反对西医或要求取缔中医都不利于医学的整体发展。为了我女儿和我侄子能各得其所，我希望中医和西医共同存在、共同发展。

梁知行

（八十）

对于我的中西医结合的主张，我听到了一些来自中西医两方面的反对意见。有个网友来信说，你的中西医结合主张如同让天上的飞机拉着地上的火车跑。我觉得这个把西医比作飞机，把中医比作火车的比喻比我的“牛刀”、“鸡刀”比喻好。我们有了飞机之后并没有取消火车，从发展前景看飞机也不能取代火车。这不是仅仅靠论述飞机和火车的功能就能成立的。还要考虑地球能源和大气污染的承受能力。再说，有的人不肯坐飞机纯就是害怕。我一看飞机乘务员演示救生方法就忍不住笑，这飞机要是往下一掉，啥救生法管用？


中西医结合不是我从理论上选择的主张，而是现实中的存在。百姓在看病的选择上已进行中西医结合了。病人们看中医时手里是拿着一叠片子和检验单来的。来找中医的病人身体或是浸透了西药，或是做过手术的，还有受过放化疗的，这些都是中医需要面对无法回避的问题。中医已不可能在纯自然的环境下不考虑西医在人体中的作用单纯给病人看病了。如果说我母亲的师傅可以不考虑西医因素给人治病，到了我母亲这一代中医就已经无法做到这一点了。经过西医治疗的病人，我母亲必须判断西药在人体内起了什么作用，便是一个感冒，用过西药后由表症变成里症，如果不考虑这一点中医也无法施治。等到了女儿师傅这一代中医，不仅治病时经常借用西医病名和医学术语，而且在治疗过程中也要面对病人通过检验单和扫描图象检测中医治疗效果并让你中医做出解释这一现象。我想，通过检验单上数据的变化，中医人对中药和中医效法也多了一个思考角度，这对中医未必不是好事。


我先后得过几次急症，想找中医一时上哪找去？为此，我也用过激素，甚至用过进口的，激素量大到当地医生不敢用，还是北京专家叫喊着让成倍加量。但西药的副作用让人感到如同多得几个病，苦不堪言。通过弟妹我服用一个外地九十多岁老中医的药使我这些年得以控制病情。考虑到老中医年龄大了，他的方子又保密，怕他去世了没人救我，加之便是用快件邮药也得三天，根本来不及，我就把他给我配的药每次都存下来一些。服药时，我不用水，而是在口中嚼着猜测药的成分，竟然就让我把主要成分猜着了。我把猜到的药买来服用，效果也很好，自己颇为得意。上次犯急症，急服存下的药，又再次买来我猜出的药服用竟然无效。只好又用激素，又被副作用折腾得死去活来。后来老中医知道了责问为什么不找他。弟妹就把我存了药吃了不好使的事告诉了他。老中医听了哈哈大笑，笑我自作聪明，说我每次发病的起因和病症都不一样，我这次是连同心脏病一起发作，药借不上心力，所以发挥不了作用。他又给我配了新药，再次救了我。这次吃老中医的新药我就不猜是什么成分了，甚至不想知道他治病的药方了。因为我知道就是把药方告诉我也没用，他不是用方治我的病的而是用医理，这怎么是我能把握的呢？如果老中医死了我再发病就只有用西药到死了。


人的认识进步说一千道一万，还是一个不断给人类添加眼睛，添加头脑，也就是添加新的感觉器官的过程。我曾说，什么是哲学？就是瞎子论颜色。一万篇瞎子论颜色的论文不如让瞎子睁开一只眼睛。西医的仪器锐化了我们的眼睛，可这是不够的。


我一个朋友说，三星堆出土的人物为什么会有柱形的眼睛？因为那时的人已经认识到人的眼睛是横目，只能见到空间而见不到时间。所以三星堆人用柱形的眼睛告诫人们要用历史的眼睛看事物，这就是纵目。中国人对纵目认识的追求便对当今科学也有很重要的借鉴作用。中医是时空医学，尤其是时间医学。所说医学的境界就是变肉眼为法眼、慧眼。爱因斯坦说，世界最神奇的事是这个世界是可以被认识的。我想，做为认识的主体，人是这个世界最高超的检测仪器。我们在开发机械和电子仪器的同时，不要乎略人这个由造化自然加工了亿万年精密仪器。


做为中国人，我主张活一个完整的生命过程。我对女儿说，生命智慧有如池塘中的荷花，一天增一倍，二十天满池。其实在二十七天时智慧才是半池，人生很可能在最后时段获得大满贯。所以我相信古人有智慧。时间不是任人表演的平面舞台，就象好酒，好香水都要长时间撂置以便各种成分一遍又一遍地相互微调一样，我们个人的人生随着时间的推进“今天”要与“昨天”和“前天”以及“大前天”逐一产生化学反应。每一次反应都会使“昨天”和“前天”以及“大前天”的颜色和质地发生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反对随意人为中止生命进程，同时想告诫中止自己生命进程的人，他对人生意义所下的判断不是定论，如果真有科学探索精神，就要等一下时间赐予人的认识。从这个意义上我也反对给历史划分阶段。因为人类的历史是一体的，历史的意义随着“今天”这个棋子的落下，色彩会为之一变，你甚至会发现，历史与今天早有呼应，曾有过某种“暗示”。西医今日的“起”是起于当初的“伏”；中医今日的“伏”蕴藏着他日的“起”，这正是此一时彼一时。所以，真正的中医人并不急燥，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


同事调离时送我办公室一盆攀爬植物。这盆植物很快爬到了我苍翠的“八宝树”上。 缠得“八宝树”渐渐失去颜色几近枯死。就在我认为“八宝树”在这场生存竞争中失败了时，我发现它开始反败为胜，最后“克”得攀爬植物枯死，只留下小小一根枝条。花盆中的“护盆草”结有细小如针尖的褐色种子，它用“爆破”的方式播撒种子。我望着天棚上密密麻麻的褐色种子奇怪：这得多么大的“爆破”力量才能使这么小的种子附着到天棚上？如果它有苹果那么大，它不是原子弹？我在桶里养着“开运竹”，每次我只给它换一半水，半年后，我竟在桶里发现为数不少的水螺！要知道我们的自来水不是来自河里，可是地下水啊！小小一间办公室中的生态系统足以让我困惑不已。

梁知行

（八十一）

家有孩子，总得想着给孩打疫苗。侄子、侄女都在我家，加上我女儿，孩子小时候这疫苗就打不过来的打，孩子打了疫苗后总有程度不同的各种反应。后来有一天我说，其实你们不用打那么多疫苗，想想看，如果你们的同学全打疫苗，人人都不发病，谁传染你们？所以，如果是你们同学全都打的疫苗，你们不打也罢。结果就出事了。一次，统一打流脑疫苗，从幼儿园到高中，所有孩子全打。打过之后，孩子们爆发式产生不良反应，住满医院，全城恐慌。我也慌了，一问，我家三个孩子个个有主意竟然全没打，我说：“这下可糟了，全城的孩子传染你们三个，这可如何是好？”火车不通，我用气车把侄子、侄女送走，女儿不走说“要与家乡人民共存亡！”把女儿锁在家里，我参加“工作组”深入到学校协助医生检查孩子病情，忙了两周，总算是平稳过渡。


女儿的堂弟打了乙肝疫苗后反出现乙肝病症，用激素治疗导致肥胖，至今体重超重，多病缠身。我有个朋友，终生未婚，大家很好奇，怀疑她生理和心理上可能有问题。我就把这个问题向她提出来了。她很坦率，说她二十岁之前和所有姑娘一样也是春情满怀，春心荡漾的。但下乡期间有一次冬季上山砍柴，她迷路冻僵了，大家找到她后送到医院，医生给她大量用上激素，此后，她再看异性献殷勤就如看小丑表演。她说，在这种心理状态下结婚不仅是害别人，也让自己痛苦，所以选择独身实在是别无选择。


朋友生孩子，孩子一出生，医生说有点喘，把孩子放称上一称，说体重够，一针三合一的疫苗就给打上了。人家的孩子，我也不好阻拦，我想说，孩子既然有些喘能不能先不打疫苗，这疫苗到人体里是要有所反应的，岂不加重孩子负担？打完疫苗把孩子放到保温箱中，挂上一瓶抗生素，同时把氧气输上。这一系列行为弄得我心脏紧缩。这么小的身体，刚到这个世界就给强行加入这么多东西，如何容纳呢？我把手伸进保温箱，这个新生儿紧紧攥着我一根手指一夜没有放开。我问医生，这氧气输得时间长了听说对孩子的眼睛会造成不可逆损伤，是不是得考虑一下？医生说考虑不了那么远，只能顾眼前。这一夜，我老有一种要把孩子抱入怀中保护他的冲动。早晨我离开时嘱附朋友家人给孩子个手指让他攥着。人家笑我。我走了，孩子很快就死了。孩子只是气喘，如果用上这么多措施后的结果也是死亡，为什么这个南墙我们要一撞再撞呢？


母亲在时，不赞成给这么小的孩子打吊瓶。对病人吃东西都提出忌食生冷要求的母亲说打吊瓶是给孩子灌凉水，孩子阳气返不上来命就没了。好多在医院越治越重的孩子到母亲这母亲只要求停药孩子就一天比一天见好。不讲阴阳只讲科学当然就可以给孩子大量灌凉水了。对体质虚弱阳气不旺的老人母亲也反对不停地挂吊瓶，认为这会损伤老年人本已微弱的阳气。


正因为我们把治病理解成不断采取治病措施，所以，不采取行动就不是治病，许多医疗官司就是告医方不作为，现在又有告医方的抢救是表演。所以，我想西医也不一定认为给新生儿和老年人采取那么多措施是必要的，之所以做表演就是为了有所作为，为的就是避免遭到不作为的指责。


科学无疑是条捷径，但一味走捷径对人类是不是件好事？有一个想走私的青年找我说，你是搞法律的，你说真心话，犯罪的成本到底有多大？比如我走私一次的危险系数是多少？我说你走私一次的危险系数是百分之一。他听了高兴地说，那太值得干一次了。我说，可一个人一旦选择了做叛徒，那么他哪来勇气再回头做义士？当叛徒受害最大的是人的思维方式，毁灭的是人的精神。而选择错误道路的危险系数就是百分之百。每当有命案一时破不了时，我总安慰被害人家属说，案子一定会破，我的经验是凡负有人命的罪犯象有鬼支着一样一定会浮出水面。女儿说，你这是用迷信唬弄人。我说不是，一个人一旦走上一条违反常理的人生道路，他的心理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发生变化，很难再回归到正常人生道路上来，所以就会做鬼使神差的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佛家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说的就是人要从错误的道路上扭转过来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科学技术使人类从自然中“走私”到大量财富，也毁灭了人类亿万年来在自然生存中形成的勇气。想让人类再获得这一勇气是太难了。但我们现在所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这个问题我们并没有认真去想。


如今，想找回人类面对自然，以自然状态生活的勇气已经不可能了。现代人遇到狼吓得腿软筋麻是正常反应。我对女儿说，在自然界中兔子遇见狼并不是吓得屁滚尿流而是沉着应战。而兔子与狼的斗争也并不是回回以狼的胜利而告终。面对强大对手束手待擒不是动物规则。而如今人们却一再推行一种向强势投降的“明智”理性。中医之所以不投降在于中医的理论基础和思维方式是尊重人的个性和个体价值。认为由于时空位置的唯一性，每个人都可能具有他人不可取代的唯一性。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存在不能否定另一个人的存在。说什么现代人比古人聪明，现代科技成果可以取代以往人类的全部成绩，其实就是把自己所在的这一时空无限扩大了。现代人所在的这一时空的确是谁也取代不了的，有其唯一性。可人类基因并没有产生突变，说今人比古人聪明的生物证据是什么呢？从基因角度看，今人不过是古人的再现，所多的可能是历史经验。可我们人类这几百年走的是“熊瞎子掰苞米”认识道路，手中的苞米只有一个，怎么就认为自己在认识上很富有呢？


我可以认为我比我奶奶占有的知识多，但我绝不认为我比我奶奶更聪明。我知道许多现代专家还很困惑的问题我奶奶可以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所在。随着我奶奶的离去，我知道许多劳动技艺永远地消失了。我再也吃不到唯有我奶奶能盐制的咸菜和酱菜了。我相信古人能擒狼伏虎，但今人会用今天的现实否认这一点。


女儿很小的时候就会嗑瓜子，可上幼儿园之后她却整个地嚼瓜子吃，并告诉我说：“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全这么吃。”如今她在读古书时会时常感叹中国古人会嗑瓜子而今人却学人家嚼瓜子。

梁知行

（八十二）

  我陪得白血病同事到北京复查，向其它患者展示移植效果，给他们带来极大的精神鼓舞，增强了他们做干细胞移植的信心。

  但我知道，其他人做这个手术效果就不一定会这么好。当我们拿到诊断书，知道所患白血病是最严重的一种，就没抱丝毫侥幸心理，仅仅做了一个疗程的化疗，就进入干细胞移植阶段，捐款和移植手术同步进行，持续整个医疗过程。这与其他病人反复做化疗，在体能几乎消耗殆尽时做移植，效果怎能一样呢？所以医生称我们是最好的病人。

  我不因为自己谈中医就自认是保守派，我究竟是一个保守派还是一个激进派不完全由我的生物性存在决定，还要由我的社会存在决定。如果早生一百年，我也会象胡适他们一样为西医鼓与呼。当事物偏差到某个临界点时，总会有人适时地挺身而出发出呐喊，我称这为人类的自我纠偏能力。

  每当我不得不把自己交给西医朋友时，我也能做到象梁启超那样即便出了医疗事故也无怨无悔。我的西医朋友对我用他们不疑的态度大为赞赏。因为我知道，中医也好，西医也罢，往前走的路也多是摸索的，谈不上什么对错；治标也好，治本也好，哪头急就先治那，中医也不排斥治标，锅要是沸溢了，先点凉水再去抽薪也是通常做法。既然我选用西医就是去治标的，怎可以指责人家不治本？有人嘲笑中医也上西医院看病，却不知在医闹和打医疗官司的人中找不到中医人。

  母亲到西医院看病也是一个好病人。在瘫痪的三年中，她采用的就是标本兼治的方法。母亲订有中西医杂志，有西医朋友，她和西医朋友商量治疗办法，也听任他们用西医方法医治。母亲吃着中药，静脉注射着“葡萄糖酸钙”等西药，还曾经和我研究怎么能补点铁，我说铁的成分象熬药那样肯定是熬不出来的。

  自始自终我对科学技术象我父亲一样热衷，态度比西方人还激进。比如，对许多国家通过立法限制克隆人的研究我就不赞成，科学发展是谁能阻挡得了的么？限制克隆人研究对生命科学的整体发展都有影响，在与社会发展和谐的前提下我希望科学发展得快些。

  我向朋友的儿子描述我少年时组装“矿石收音机”时说：“那是一块真矿石啊！”朋友是教语文的，说我有语病：“你前面已经说是矿石收音机，再说有真矿石就多余了。”我说我想强调科学发展的速度之快，如今的孩子见惯了集成块，怎么能想象电子“产品”里会有诺大一块矿石呢？看着现在的孩子组装电脑只需把插件象积木似的一顿插就成，羡慕得我什么似的。想当年在组装了五管、七管收音机后，我野心勃勃地要自己装电视，腋下夹一块“万能表”去找物理老师，请他帮我测试挑选一个显象管。老师跳着脚说手工缠绕的偏转线圈根本不能用。我说，我可以缠得和机器缠的一样好；老师说手工进行电视微调是不可想象的，几个月也调不下来。我说我已做好了调一年的准备……老师看劝阻不了我，干脆半路逃跑了。我想，科学之所以有今天的大好局面不正是因为早年象我这样一批热血青年全偏到科学一边去了吗？通过奶奶和母亲的描述，我知道中国早期的西医是一批品学兼优的人。西医对中医造成冲击的不仅仅是医术，更是充满朝气具有热情的人。正是青年人矫枉过正的热情投入形成了历史摇摆式前进。

  按中医的观点这药有偏性，人有偏性，社会发展也有偏性。“五运六气”所展现的物候就是在不足和太过之间偏摆的。如果说五四时期社会发展需要中国向西方文明偏摆的话，那么现在恰恰需要向东方文明回偏一下才好向前发展。

  科学的偏性如今在一位科学家那里表现得很典型，他给中西医打分，西医打九十分，中医打十分。这种打分的方式很明晰，符合人的求真愿望。可当我试着把这种分组打分的方法扩展开来，给牛刀和鸡刀打分，给飞机和火车打分，给美国和中国打分，给科学家和我打分时，“分”的明晰性不仅消失了，还引发了我思维上的混乱和情绪上的不满。试想如果我是被打十分的火车，我会不会提出让飞机运载煤炭和钢铁的要求？我会不会产生恨火车无翅，看飞机眼红，不安心工作，消极怠工等不良情绪？本来我可以做个快乐火车，只因这一评分方式就把我的积极性全弄没了。

  认为可以象打分那样对事物进行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的严格确认，不承认有不确定因素的存在，不给人的主观能动性留有余地，一旦形成这样的“科学态度”后，拿到癌症诊断书时就会问医生还剩多长时间了，因为我们相信科学的准确性。可量子力学发现：由于总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因此，不可能完全精确地预言事件。这就是说，科学也如算命先生一样不可能料事如神。就象看上去败局已定的一局围棋，在靠一小块不确定苟延残喘；就象红军被赶进草地，革命进入死亡倒计时；就象中医被一再宣布灭亡，排除在主流医学之外。而人们所说的百分之一的希望正是这一点点不确定，而这也正是四两拨千斤的支点，对这百分之一的不确定做百分之百的努力，正是人的能动性价值所在。一旦我们能用好这一点点不确定，就如同红军走出草地，死棋变活，扭转乾坤的情况也就出现了。如果抱定确定的科学态度，放弃对百分之一希望的努力，那人生还有什么色彩，这样的人生就是我们所追求的？在有不确定情况存在的时候我们的确认怎么会是科学态度呢？

  没有西医的冲击我们不会深入思考中医是什么和不是什么这个问题。而对西医的反思也得是在科学发展一段时间之后才有可能。中西医相互为试金石，中西医都不可能绕过自己的“劫数”。 “劫数”在中国思维中不一定是走向灭亡，多是取真经时必须经历的“九九八十一难”。

梁知行

（八十三）

  虽说中医不分科，但我预言女儿将来的发展方向还是妇儿科，因为一个男人要是得了性病是不太可能找女医生医治的。我母亲治男科病就不是很多。有一个小伙子和妻子行房时因外人突然入室受惊吓得了病，是被他妈押着到母亲这看病的，却一直不肯抬头。还有的男人有病是先由妻子来询问，然后再由妻子领着来看病。邻里间的男孩肯就与性有关的身心问题向我母亲求教，成年男人极少有单个来看生殖方面疾病的。所以，病人对医生的选择也可以决定医生的发展方向。

  西医的科学性一直在扭转人们的性别意识。西医虽然分科，但不强调医生和病人性别。妇产科有男医生给女人做检查和接生，而男病房的护士多是女的，给男病人插尿管也没听说要换男护士来做。虽然社会生活中男女有别，然而科学无禁区，在医院里只有生理上的男女，没有心理上的男女。只有外貌上的男女，没有实质上的男女。也就是说，医生和病人双方无论是谁看谁都得无性别才行。这对医生来说也许不难做到，对病人来说却不一定都能做到。

  职业性做到无性别感还因职业不同各有侧重，往往不是职业之外的人能做到的，便是可以给裸体的女人做手术的男医生，让其用语言叙述性交过程也不一定能行。有一次开庭审理一宗强奸案。犯罪嫌疑人吞吞吐吐不肯叙述犯罪过程，法官说他认罪态度不好。一开始我也奇怪，这事都做了有什么不能说的呢？可一看庭上的人我就明白了，虽说是涉及隐私的案子，不公开开庭，但庭上的法官、公诉人、书记员甚至连辩护人都是女的，一群女人坐一圈让一个男人讲叙强奸过程，难怪他张不开口。于是，我不得不用医生和病人的关系做比喻，告诉他克服心理障碍争取一个好的认罪态度……

  有近四十年的时间，我们这里最好的妇产科医生一直是个男的。我与这个男妇产科医生接触比较多，亲朋好友遇到生产、流产、上环等一系列女性问题问到我时，我经常要领到男医生这里来寻求帮助。他医术高，退休后病人随他拥到他家里，致使医院的妇产科没了病源。在他七十岁时，一个新上任的年轻院长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聘他回医院出任妇产科主任。我的一个侄子就是在他家出生的。侄子出生时难产，男医生写了张纸条让我拿到医院去找他的女弟子过来帮忙。女医生叫上两个年轻的男医生一道过来。我悄悄问女医生为什么叫两个男的来。女医生告诉我接生是一件力气活，一般女医生的体力吃不消，她就曾累昏过。他们来后，给产妇打上催产素，两个男医生轮流推胎儿往下走，直到把我侄子推出来。

  我领朋友到男医生这看病，在需要做内诊时如果她们有心理障碍，迟疑着不肯脱衣服，我往往喝斥道：“脱！医生只看病看不到你这个人”。当我自己遇到问题时也要到男医生这里来咨询。他经常是一边给我解答一边戴手套，要给我做内诊，我就问他做内诊要诊查那些情况？当他一一告诉我之后，我就说“好，请你等一会。”然后就跑去找女医生做内诊，告诉女医生需要诊查的内容，检查完了再跑回来告诉男医生检查结果。男医生从没有为我的这一举动而生气，总是尽力帮助我。可朋友们却指责我对人对已不一样。我也的确说不清我为什么不能把医生和他的性别分开，不能做到让自己没有性别感。

  我曾好奇地问过男医生是怎么当上妇科医生的。他说当兵后任连卫生员。后来有了分科进修当医生的机会，有几个科是大家抢着去的，他太老实抢不过别人，就被分到没人愿意去的妇科了。我听了有些感慨，看来，如果医生真能做到眼里无性别就不会出现妇产科男医生少这种现象了。

  在医患纠纷中有些是涉嫌性骚扰的。我倒并不认为这完全是由患者心理障碍导致的精神过敏引起的，因为我就遇到过做腹诊的男医生摸起来没完的事。所以，我也曾怀疑让一个有性别的人做到没性别即便是为了科学是否完全可能？即使做到了，这对医生本人的人性有没有影响？我给人做媒时几次遇到有人提出不要医院工作的。说他们的羞耻心淡薄，作风比较随便。对此，我们可以笑世人愚昧，但科学让搞科学的人有些异化却是不争的事实。

  我奶给我讲过她见到的一个笑话。上个世纪初，有一天，我奶奶到她朋友家做客。朋友的丈夫是中国的早期西医，婆婆却会旧式的接生。来一个人急急地要找老太太去接生。不巧，老太太没在家。西医拿起药箱对来人说：“走吧，我去接生。”来人一楞，看着医生说：“大夫啊，生孩子的是个女的！”医生说：“哦？生孩子的原来是个女的呀！”放下药箱又坐下了。这个医生我小时见过，我叫他金姨爷，他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奶奶说，那时中医比西医多，他开一家西医诊所，要想让西医能在中国立足他必须有过硬的医术和非常好的医德才行。诊所旁一家姑娘痴情于他，日日站在诊所的窗下看他，把自己看成了一个病恹恹的身。金姨爷是西医，对科学宗教般的情感使他能做到有定力，却不可能象我母亲那样动员姑娘妈给姑娘找婆家，害得情窦初开的姑娘无以释放竟自己到红灯区做妓女去了。我奶说这事我完全相信，因为我金姨爷长得比他弟弟还帅，他弟弟是中国最早的影帝———金焰。

  金姨爷的父亲是一百多年前朝鲜最早的西医。据说现在汉城医科大学校园内还矗立着他的铜像。金姨爷的母亲曾向我奶奶描叙丈夫当了医学博士后骑着高头大马，官府的人鸣锣开道，用桥子抬着博士夫人游街三天的情景，感到十分荣耀。从中我知道一百多年前朝鲜对西医有多么重视，而那时的中国无论是对中医还是西医好象都没有给予过这般重视过。

  我毫不怀疑对科学怀有宗教情感的人可以让自己超越性别。可让一个把医生做为普通职业为了谋碗饭吃的人超越性别是不是不太现实？如果能够超越是不是也就超越了人性？对于一个超越了人性的人我们指责他对生命淡漠是不是指责不当？

梁知行

八十四

小时候受到惊吓时，母亲会把手插入我头发中抚弄说：“摸摸毛，不吓，不吓……”我往往就定下神来。这种安慰小孩子的方法被一代代地沿用下来。我是这样哄女儿的，将来也这么哄外孙子。这种用在孩子身上的“哄”法，人们认为对成人不适用，更不会承认这也是一种医疗方法。

一个年轻人最近睡眠不好，我让他母亲“哄哄”他，因为他刚刚参与一次死刑执行，我认为他内在受了惊吓，为此，年轻人笑我缺乏理性。首先，他不承认自己受了惊吓，这有他的沉着、镇静为证。再者，便是受了惊吓，他又不是小孩子，妈妈哄哄就能哄好？不管这个年轻人怎么认为，他母亲完全接受我的建议。

一位朋友，四十多岁了，路遇一起交通事故，他很有效率地报警、救人，表现得十分出色。事后，他病了，厌食、无力、失眠……到医院检查没有查出问题，吃药、打针也不见效。看他一脸倦容，打不起精神的样子他妻子很着急，认定他得了大病没有被检查出来，领着他到各医院查来查去，弄得他很有精神压力。一天，他乡下七十多岁的老母亲来看他。母亲一见他就问：“你鼻梁发青，受什么惊吓了？”他和妻子都觉得好笑，一个成年人，便是遇到和处理一些非常事件也是很正常的事，有理性的支撑，怎么可能受到惊吓呢？可他母亲坚持说他受了惊吓，得叫叫魂。于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到屋外象他小时候喊他回来吃饭那样呼唤他的名子，又象对待小孩子一样捋着他的头发给他吟唱“安魂曲”。看着母亲那么投入，他也就乐得撒娇，任由母亲摆布了。我们再见他时，他又恢复到先前精神焕发的样子了。朋友们问他是怎么把病治好的？听了他的讲述后大家又不得不惊叹他母亲精神安慰作用的神奇。

有理性的保护，非常事件在我们身上不以惊恐的方式表现出来并不等于我们的精神没有受到冲击。我在非常事件面前往往表现得从容冷静，但事后那些在事发时惊慌失措的、当场昏倒的、一时精神措乱的人都恢复了常态，我却一天比一天倦怠直至犯心脏病。

“母亲”不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更是心理学意义上的。“母亲”能揭去覆盖在我们身上的理性外衣，直接抚慰我们的心灵。理性可以充当“父亲”，但不能替代“母亲”。不管“父亲”如何“教育”我们，对于我们的心灵来说还是需要来自“母亲”的安慰。因此，“哄”这种对待小孩子的小技俩在某些时候就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见过母亲治疗因受惊吓而精神出偏的病人。母亲一边飞快地点刺针灸，一边“哄”着病人。当病人最终无力地伏在母亲怀里哭出来后，情绪就渐渐趋于平稳了。

母亲治病用的往往都是小技。小时候，我闲时会按母亲的吩咐买几根四分粗细的竹子，一节节锯开，制做许多一寸半高的小竹罐。用中药把做好的竹罐煮上，母亲按穴位扎上针，我用镊子从锅里夹出竹罐甩一下水，趁热扣在针上……母亲还让我用艾叶象卷烟一样卷成一支支“雪茄烟”整齐地码放在盒子里。有来诉称胃疼、肚子疼、叉气、打隔的，拿出一支点燃，灸灸肚子或小腿上的“足三里”、“三阴交”等穴位，往往不用吃药就好了。有一年，大弟弟得了急性阑尾炎。一听西医说得开刀，他一下子滚下床捂着肚子就逃出了医院。母亲急了，让我捉他要给他针灸，可弟弟爬上房，我也捉不到。那时还没有糖衣药片，想哄弟弟吃药也难，全家只能坐等他穿孔从房上掉下来。我和弟弟反复商量，他只接受一个治法———灸，而且只能是我给他灸。弟弟到底没做手术，没吃药，也没扎针，连我也不相信阑尾炎能灸好。

中医治病的方式都可以归入小技类，能用小技治好的病当然不能算是大病，从这点上说中医治的病是小病我也不反对。在心理上，我们有时希望自己得的是大病，我那位被割去一侧肺子的同事后来对我说，她之所以没有听从我的劝阻而做了手术是想用做手术向人们证实她得了大病，为的是堵说她装病之人的嘴，开胸手术当然是大病。可更多的时候我们不希望自己得大病，比如，患上需要换肝、换肾、换骨髓这样的病。因为在真得了大病的情况下，我们首先面对的可能不是病而是更难面对的东西————人性。

我一个做了大手术的同事求我给当地报纸写篇稿子赞美一下他的妻子，表达他对妻子的感激之情。我笑他作秀，两口子之间用得着这样吗？他说，你不知道，我在住院期间看到很多被配偶抛弃的病人。在病房内，当守护病人的常常是父母、兄弟姐妹，而配偶根本不露面时，就说明病人被配偶抛弃了，而被抛弃对人的打击往往比患病的打击更大。我给同事写了这篇表扬稿，同时感到些许悲哀，现代科技在许多方面把人性放入前所未有的严酷考验中。在我一个朋友急需几十万元手术费时，他的家人却沉寂了。我一个个“捉拿”他们，逼迫他们拿钱。被我逼得没法，他的父母说：“你能向我们保证手术成功么？不能，那你这不是让我家倾家荡产，人财两空么？你有什么权力来逼我们？你先拿出几万元来，然后再来逼我们要。”我从来没有向朋友学说他父母这番话，如果父母对孩子的感情都承受不住这样的医疗考验，我们又怎能要求配偶、兄弟姐妹做得更好？有一天我接到医院电话，说有一个住院老太太的儿女们因承担不了医疗费，纷纷弃老人而去，让我这个维护妇女权益的人管一管。我费了好大劲把老人的儿女们找到一处，连哄带吓要来钱送到医院。老太太没有因我为她拿来医疗费而高兴，而是拒绝进食而死。这让我感到如果“治病”这事要是弄得过大，大得让爱情、亲情承受不了，我想，死亡的幻灭感也可能是由某些失望引起的。虽然这不干医学啥事，但很有做一些调节的必要，我们应如何调节呢？

梁知行

八十五


一个患病儿童长期吃药。孩子的妈妈见我女儿摸脉说得挺对，就询问应该再吃点什么药。女儿说，这么小的孩子干嘛要吃那么多药呢？做做按摩，热敷什么的效果往往就很好，小孩子身体敏感，用药不当对孩子反倒有伤害，所以对小孩子用药最应慎重。女儿一边说一边给小孩做按摩，只做了一会儿，小孩就接连，感到很舒服，对妈妈说他很喜欢这种治疗方法。

由于西医的出现，医生的概念发生了变化，相对于西医做换心换肝的大手术，中医真算不上是医生。为此有人主张中医的地位应是辅助医学我也不反对。孙悟空在取经路上的汗马功劳是不可抹杀的，但孙悟空肯挑上两天行李么？孙悟空因自己在前开路就要求取諦沙和尚么？我一直不认为唐僧是个低能的领导者，他的“慈悲”实在是一种科学的价值眼光。他不用一种价值去否定另一种价值最后只剩一种价值。他没有实行“能者上，庸者让”的竞争制，不让孙悟空利益通吃。他驱赶孙悟空几次，却一次也不曾驱赶过沙和尚。他甘冒自己被吃肉的危险也要抑制孙悟空的“齐天”意识。

中医缺乏竞争意识不是它的缺点，也不是他应被取諦的理由。我曾在一个妇女组织中工作过一段时间。去之前，人们对我说，女人事多，在一起就打架，这个组织的内部情况就证明了这一点。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我发现问题根本不在性别上，而是人员配置不合理。由于女干部被选拔的机会少，选上来的个个都是“孙悟空”，唐僧要是领着三个孙悟空去取经会怎样？

嘲笑中医不是另一个孙悟空，总要设擂台搞比武，以决定去一存一，同时还认为这么做很科学，我看这种科学不如唐僧的“慈悲”来得实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主张讲道德，主张把中西医“结合”到为人民服务上来。因为专业壁垒造成的相互理解困难，使人与人之间几乎要因思想认识不同而打“圣战”了。只有道德具有公共价值，可以通约。所以道德不是虚性的，不是为了让人高尚而产生的，其实用价值不小于医学。

能够看出不同事物的各自价值，能够了解事物并不具有绝对性，我认为这是最基本的科学态度。中医就是建立在这一态度上。在中医理论中没有什么是绝对的，阴阳是这样，五行是这样，所有事物无不在过程中。我感冒了不吃药遭到大家的批评；咳嗽了还不吃药，人说这会引发别的病。果然，我开始浮肿、腰疼……朋友说这是肾炎症状了。我还是没吃药，几天后浮肿消了，其它症状也没有了。而朋友感冒就吃药、打吊瓶，出现咳嗽症状后做了菌培养又加大了药量，他对我说，一定要把病截住。结果他不是把病截在肺部而是截在了肾部无处可走，化验结果反倒是肾炎了。当然，这就不是小病了，得大治了。为此他奇怪，本来已经出现肾病症状的我却没有得肾炎，而他层层预防却反倒得了肾炎原因何在呢？我说，当我咳嗽时感冒症状就没了，当我浮肿时，就不咳嗽了，当我浮肿消了后，就什么病症都没了，因为病在我的身体里走完了它的全程后就不是病了，而你不让病完成这一过程，把它截留在肾这个阶段，所以你就慢慢治肾炎吧。看他郁闷，我劝他不要想不开，如果把事情重来一遍，他有胆子象我这样做么？中医的“冒险性”也是现代人不能完全接受它的一个原因。虽然西医也有险，但人们有冒险选择的自由。

中医不仅看事物不绝对，便是看自身也不绝对。所以，在历史上中医从没有停止对自身的批判。这一现象被有些人视为中医自身缺乏坚实基础的证明，也使一些初学者感到无可适从。一位网友来信说人参不是不可以大量服用的，他就敢把人参当萝卜吃。但是，他说这里有个服用方法，那就是先要一点点吃，不断增加身体的耐受性，然后再一次性多吃就不会危及生命了。我完全同意他的说法。中医所说的药之偏和人之偏也是相对的。如果银河系中存在另一个“地球”，除了没有大白菜外什么都与地球一样。他们要是来我们这做客，很可能会因吃了我们地球上的一棵大白菜而中毒。如果人参在地球上遍地都是，是我们祖先的主菜，有什么毒性早耐受过了，我们现在吃起来当然就是萝卜了。相反，要是自古以来萝卜就象人参一样稀少，我们吃一个说不定还中毒身亡哪。

这一相对性原理对西医也适用。抗生素不断更新换代就说明了这一点。从这个角度看，西医的许多新发展不过是在维持医疗效果的原地踏步走。所以，我们在治病、用药时，关于时间、地域等因素无不在考虑之内。有时我与朋友开玩笑说，不用吃药，只要你到我家住上一段时间，换吃一下我家的伙食对你就能起到药物治疗的效果。夫妻患一样病的现象就说明了这一点。

中医理论的自洽性使其无论怎样用已之矛刺已之盾都能解套，绕蒙的是没有把握住其本质的人。所以抓住中医的“矛盾”而把其“解套”称为玄学扔到一边，把中医锁定在固定的空间而砍去前后的时间性，那么，中医之矛当然就刺到中医之盾了。这正是当前批判中医时常用的方法。对我来说，不是非要保卫中医不可，而是批判中医的方法应该象五行中的任一行都要有克、泄它的力量对其进行一定的抑制一样，“五行”的精神内含就是民主，这一民主思想可以抑制科学思想不向魔的方向转化。

梁知行

八十六


有人说，医学具有唯一性和排它性，所以西医要不遗余力地排斥中医，使自己成为唯一。并说这种唯一性和排它性是动植物界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人类就是这种生存斗争的胜利者。我想，西医要真是这样想问题可有点小家气了。做为个体是可以象老虎似的具有唯一和排它意识，但从整体上看这个世界恰恰是物种繁多。人类的强大我理解应是追求造物者的气度，老虎再强大，终是个体意识。如果人类真能把唯一性和排它性进行到底的话，那么人类的胜利也就是人类的失败。

西医具有“侵略”性不是它的错，这是它的生存之本。中医之道法自然，不排它也具生存的合理性。西医做唯一之想可以，也可以“称霸一时”，但“时过境迁”后，世界又恢复多样性存在。所以，唯一性和排它性只能成为个体原则而不能做为整体要求。随着“科学”表现出越来越多的个性色彩，总是提出个体原则，“科学”在我眼中的形象就越来越象一只老虎。而许多“科学”方法在使用上也越来越失之简单，比较法被用成“人比人得死”的淘汰法；还原法被用成“刻舟求剑”的教条主义……

以“时”的眼光看事物，就会看到各种文化盲区的大小随“时”而变。西医借科学所得的一“时”之盛可能会在下一时走入“瓶颈”； 而休眠的中医可能正在等待它的春季。

我对女儿说，“学而时习之”就是学了中医要利用现有条件去实践。在“时”中“习”才是中医生存之本。我们必须把“时”与“习”这两个汉字读成是立体的。学中医要求读古文不是倒退，因为现代汉语是平面的，读出来的是字义。按字义讲，“学而时习之”就翻译成“学习要时常复习”了。而古汉语要求理解字意。“时”的意囊括了整个现实存在；“习”的意是整个学以致用的过程。如果不是这样，坐在课堂里一遍遍枯燥地复习《中医理论基础》怎会“不亦乐乎”？

冰雪化了，树叶绿了，燕子来了，这都不是春“时”本身，但又是春“时” 的一切。 “时”和“气”一样是无法得到其本身的，而古人并不因此就否定虚性的东西。

现代人可以轻易指出“一叶知秋”的荒唐。在批判中医的逻辑中比比皆是这类质问：“你看的是叶子而不是秋，叶子上哪有秋？不能从叶子上分离出秋来你就是骗人……”

许多人批评中医理论过于玄妙，我不以为然。原因在于我接触到的最玄妙的问题恰恰都来自于西方。小时候父亲常提出一些诸如：飞行的子弹是否在弹道的每一点上停留？上帝能否制造出一块连他自己也举不起来的石头？物质能否无限分割？天的外面是什么等让我发蒙的问题。这些问题曾令我十分苦恼。后来我认识到这些西方问题产生于提问题的方式，而不是来自事物本身。西方哲学制造了不少思维“黑洞”，这些“黑洞”也能让人“走火入魔”。少年时，我曾制造一个“两枚鸡蛋是否相同？”的问题将一位生物学教授难倒。

女儿很小的时候就不允许我制造这样的问题。我给她唱儿歌：“宝宝有面鼓，鼓上画老虎，宝宝敲破鼓，妈妈用布补。”然后我提出问题：“妈妈是补鼓还是补虎？”这个“黑洞”问题最后把女儿气得大哭：“不能把鼓和虎分开！”。上小学时，做“鸡兔同笼”的算术题，我解题说：“假设鸡都长四条腿……”女儿坚决打住说：“不行假设鸡有四条腿，鸡只有两条腿。”我与女儿好说歹说，说现实太满了，用个虚性的暂存间对现实做调整，之后马上就还原现实。女儿说什么也不答应。上初中后女儿又拒绝做数学题，她问：“数学对我有什么用？”我向女儿解释说，这数学在她今后的人生中可能一次也用不上，但做数学题是智能体操，可以操练大脑。女儿说，那给我换个别的体操吧。

我曾坚信科学会通行无阻。女儿小时我对她的科学引导可不限于给她讲《科学演义》，还带着她和她的同学搞了一系列科学小制做，成果都进了她们学校的展览室。我使尽浑身解数没能把女儿引上科学之路实在是我遭受到的一个沉重打击。我曾对女儿感慨道：“想来爱迪生的妈妈也不过如此，看来我可以做得同爱迪生的妈妈一样好，可我是不是一个伟大的母亲不由我做什么而决定，而要由你做什么决定。”女儿看我这样狼狈高兴得大笑不止。

如果说母亲的力量还不足以纠正我的“科学”之偏的话，女儿的力量最终做到了这一点。

女儿不仅不掉入“黑洞”，还拒绝“理性”。她说：“摊上你这么个明白事理的妈妈真是件可悲的事，你能不能不事先告诉我事情会怎么样，而让我自己去体验？你的经验能在我这里开花结果么？”

由此我知道，即便是真理，以为就应该人人接受，也能够人人接受那就错了。中医是好东西，但母亲当年没有力量让我接受；科学是好东西，但我没有办法让女儿走上科技之路。为此我说，把最终真理赐给人类并没有多大意义，人是“任你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如果接受真理的代价是取消了人类自己的生活，人类是有权拒绝的。

女儿对我说：“你做的饭很好吃，你就象别人的妈妈一样把饭做好就行了，不用给我做导师。”女儿树她一个农村同学的妈妈给我做榜样让我学习。于是，在女儿的教育问题我唯有表现“原始”她才肯接受，因此，朋友们常批评我不教育孩子。

从小学到大学，女儿总是把班级里学习最好、品德最好的女孩领回家来，对人家说：“你认我妈做干妈吧？我妈最喜欢有你这样的女儿。”然后让我帮这些女孩解决她们面临的问题。当我替这些女孩犯愁时，女儿便拍着我的肩膀说：“你总说我钻不进去么，怎么又说她们钻不出来？看来就是她们给你做女儿你也是一样的忧心。”

梁知行

(八十七)


陪朋友看中医。朋友看完了还想与我做对比，就拉着我对中医说：“你再给她看看”。医生摸了我的脉说了四个字：“魂收魄散”。我听了，但笑不语，朋友却吓坏了，想要问医生个究竟。我拉朋友出来，朋友上下打量我，一脸的奇怪：“中医真是胡说，竟说你魄散了”。我告诉她中医没胡说，我倒觉得“魄散”这词对我概括得挺准。朋友问：“什么是魄散？”我说我也说不清，但我现在失去了时空感，我想这可能就是医生说的魄散了。朋友想不出失去时空感是什么感觉。我试着向朋友解释：你有过白天睡觉睡糊涂，醒来一时弄不清身处何处，不知是晚上还是早晨的情况么？朋友说有过。我说，这种情况一般只存在几秒种就过去了，可如果这种感觉一直持续下去，持续几天甚至十几天的话，你说这是不是魄散了？朋友说：“难道你现在不知身处何处，不知是早晨还是晚上？”我说我知道，但我不敢确定，所以我总是看表，看周围的街牌，总得用亲人、朋友、同事来定标。朋友惊道：“那你是不是看我也不真实了？”我说：“我不但看你象隔了一道山，听你的声音象隔了一层膜，就是看我自己也象另一个人。”朋友说：“哎呀，这可是挺严重的，可我看你是好好的呀？”我说：“我当然是好好的，你没听医生说我魂收着么？”

朋友问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说我要是知道了就不会让这种情况出现了。朋友说，那咱们得让医生看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说中医看了会说是过于劳累，耗伤精血所致，治法是补气血；西医看了会诊断为精神病，但不知病因和发病机理，且没有合适的药物。


朋友有点慌，一想魂了魄了的怪可怕的，再想想精神病也挺吓人的，不可不治，建议我先看中医。

我倒不急于求医问药。且不说疾病有自己的过程，可能的话应该让它走上两步；便是熟悉和感受一下疾病状态对人来说也不是没必要。为什么有人死到临头便发狂？可能就是被从未经历过的死前身体的异样感吓的。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会自杀？可能也是接受不了身体出现的异样感。我们通常把感觉划分成“正常”和“非正常”的，而“正常”不但是我们的生存资格，更是批判 “非正常”的武器。于是，比非正常感觉本身更可怕的是对这一精神状态的否定，这使人们不但不肯体会非正常的感觉，还不惜以舍弃生命方式对这一感觉加以拒绝。


从中医对魂魄的大量论述中我猜想，古人的生活境遇使他们出现“失魂落魄”，“魂飞魄散”的时候比较多。所以古人不仅能从容应对这一情况，还摸索出一套“安魂定魄”的方法。由于心理学的出现我们把古人留下来的“心经”几乎都当成糟粕丢弃了。但心理学知识无助于我们体会自杀者的心境，也无助于阻止他们自杀。如今忧郁症也象癌症一样发现了就是晚期。而心理学的作用发挥在能让我们心安理得地接受他人的自杀。我们的冷漠是不是反映出我们心灵缺项呢？


我之出现魄散这种情况，除了耗损过度之外我感到还有我理性搜索不到，意识扫描不着的深层原因。“魄散”给了我一个探寻自身的机会和工具，我想趁机搜索身心的每一个角落，找到“断层”所在。


人，为什么需要孤独？因为人需要同自己相处、沟通，捕捉身体发出的信息，这是“探寻”工作的需要。为此，我知道有人构建丰富的内在精神生活并不是为了当圣人，做贤人，而是用于自我调节。所以，圣人超越自身不是想给世人当楷模而是要摆脱自身困境，用从圣人身上找缺点的方法来否定他的努力和证明其虚伪没有什么意义。我对女儿说，这不是一种让人进步的方法。

令朋友感到不解的是：“你有定力，是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的人，便是我们都得了精神病你也不会得，怎么会出现魄散的情况呢？”我说，太有定力不见得是件好事，过于坚定对一个建筑物来说都是危险的事何况是人？事事不弯的最终结果就是折了。意志宁折，而“魄”不情愿。魄散虽说是身体症状，却很可能是我生活状况的反映，这正是我不急于治病而想探寻病源的原因。朋友笑说，如果你是市长，你魄散了难道还反映出这个城市的问题不成？我也笑了说，差不多吧，你不认为文革时期周总理的精神状态反映了社会状况？


当失去时空感时，我既需要孤独来与自我沟通，更需要用亲友来定标。

一位朋友对心理医生寄以很高期望，到北京花了八千元找心理医生进行“话疗”，回来后悔说还不如用这钱请我们吃饭“群聊”的效果好。于是我想，这外国人注重隐私的习惯使他们需要心理医生，而中国人聚堆的“陋习”使我们十分方便“以人为镜”，这些镜子不仅照我们洗脸，还把光线投射到我们的心底。

和同事喝酒曾行过一个“酒令”：每人向你敬杯酒，同时说出你的一个缺点。如果你反驳，那么就罚酒一杯。至于所指出的缺点是否存在，由大家评判。我想，这敬酒得喝，这罚酒却都喝不到，谁还没点忍受批评的修养呢？但我看到同事一个接一个地全喝到罚酒了。所指出的缺点十分正确，可是个个不服，全忍不住反驳。到我时，听了同事指出我的毛病，我笑了，认为是不实之词，无须我反驳，群众的眼睛是亮的，大家会还我个公道。可大家全频频点头称是。我火了，觉得这是个阴谋，为了让人多喝酒也不能这么干啊？于是拍案而起……结果大家个个批判我，直说得我哑口无言，心服口服，喝了罚酒。这正是旁观者清，别人往往能看到你自己看不到的自身问题。医生的专业知识有时抵不过了解你的朋友对你更有帮助。


和我小时见到的妇女相比，如今工作中的女人连耍脾气、使小性的现象都没有了。考试、录用、提拔的考核标尺把人规矩得标准、笔直。头疼医头的治疗方法更是加固了人所有可弯曲之处。没有“弯曲”的动作来分解外来冲击力，生命只有“折断”。于是，“解决”了“弯”这个问题的心理学接下来要解决的课题是就是“折”了。为此，心理学也越来越深奥了。

梁知行

（八十八）



曾做过一个梦。梦见一个人教训我。此人批判力度之强，使我有醍醐灌顶，顿开茅塞之感。在大受启发，佩服得五体投地之余，意识到自己无能，顿感自卑和郁闷。醒来后仍闷闷不乐。


女儿说“没见到你这般能制造自卑的人。竟然醒来还意识不到梦中批判你的人是自己。看来是需要人格整合了。”


的确，梦中人的观点是我提供的！这让我兴奋不已。可奇怪的是我的思想在梦中怎么成别人的了，而且还批判我自己呢？难道真如女儿所说，为了保持始终如一的自卑，我竟把“本我”外化成别人来崇拜？


我为自己辩护说，这是特定环境中的特定心理。百年来中国的主流心理是缺乏自信，在东西方文化冲突的社会环境中，本我和自我相见不相识的恐怕不是我一个，要整合也得大家一起整才行。


越活老了越知道阿Q是怎么回事了。


我实在不愿承认“本我”的存在，还得整合，尤其是在当代，太麻烦了，谁不想活得轻松些？


便是象浮士德似的把自己交给魔鬼又怎样？便是当阿Q，自欺其人又怎样？我们不是没做过。中国人就是魔鬼见了也头疼。


中国人不是一张白纸，因而心地不纯。比如外国人要是反对中医，就会说到做到把人参当萝卜吃。而中国人的“虚伪”便是在全盘西化的人身上也一样存在。因此，只要你是中国人，就不可能通过反对中国而与中国脱掉干系。我奶奶说，鬼子从来不信任汉奸。


让中国人当“好人”不容易，因为做不到无保留地信服什么；可让中国人坏到底也不容易，坏到一定程度时又总是良心发现。日伪统治时期，奶奶曾藏匿过五个伪军逃兵。可日本人投降逃跑时，我奶又拎着一篮子烙饼追着送给他们。


我一个朋友说，中国心哪个朝上也不在，在野。所以，批判统治阶级的儒学动摇不了儒学的根基。


人们习惯性地认为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以为歌德创造什么人物是他的自由。可荣格却说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因为是浮士德这个“本我”，促使歌德不断地提升自己直到让浮士德得见天日，创造浮士德是歌德的“宿命”。


泰戈尔说：“那敲打我心扉的是世界的灵魂要进来，还是我的灵魂要出去呢？”


天、地、人的整体思想是中国人创造出来的，也是“客观规律在人头脑中的正确反映”。 虽然不能被描绘新的图画，但心灵却能以不同的显现响应外在的呼唤。

在这种里应外合的思维运动中，中国人想无视“本我”得见天日的要求也不太可能。这个“宿命”不是卖身给魔鬼或自欺其人地充当阿Q就能躲过去的。我们在主张扬弃传统文化时，有没有想到我们不仅是这一文化的“受害者”，还是这一文化的创造者？所以，要想铲除这一文化光“焚书”不行，还得“坑儒”。


我不是非要宣扬中医和中国文化，西医和西方文化的伟大之处我岂有不知？我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如果能够照搬西方文化的话，何苦要顶着自卑做艰难的自我寻求？


百年来向西方学习的历史使我们学丢了学习的本意，如果外在唤不起内在，那中国人就一直“睡”着。阿Q是失去自我、人格分裂，魂无所依，梦游着的中国人。说阿Q没有觉醒是对的。不把魂招回来，阿Q如何能醒？


许多人认为中国文化心衰，怀疑其价值，甚至提出了换心主张.。


中国心的功率的确没有西方文化的强大。中国文化缺少西方创造伟大“时势”的那种强大的分裂性、宗教力量、悲剧意识和英雄主义精神。中国文化的自洽性造成中国人精神上的“惰性”。


女儿的艺术老师多为她没有走艺术道路而遗憾。我也奇怪，女儿是如何抵御明星梦的呢？女儿告诉我，她热爱艺术，如果没遇上中医，她肯定去搞艺术了。她说“艺术需要用痛苦酝酿，用生命祭祀。艺术家命运多舛、摇滚乐手寿命很短就是一个证明。艺术于人也是有毒副作用的，但中医能让我站在艺术的毒性之外欣赏它……”想到有人寻找中国艺术落后于西方的原因，我在女儿这里找到了答案。

我和女儿衡量心脏的标准都不以功率为唯一。运动员心脏有其隐患，男人活不过女人，养心对心脏最重要。我认为中国文化不伟大不是它的错，不能因为盲人的听觉发达就认为有眼睛是缺陷。


常有朋友恨铁不成钢，骂我是阿Q了。我也自认：“我就是丑陋的中国人。”

骂人的“激将法”用于思维“自洽”的人效果往往不好。因为激出的“火”在五行流通的思维中被“土”泄，“水”克，“金”耗，难以形成中烧的怒火，促人行动。所以，相对说来中国人总是火气不足，冲劲不大，竞争性不强。而这一“国民性”品质现在正不断遭到批判。

中医之所以跟文化扯上边是因为中医把天地等概念都扯进人的医学中。一个年轻人学弹古琴时说，古琴的说道怎么这么复杂啊？我说，你要是接触过中国文化就不会认为古琴难学了。中国文化是一套体系，开哪个门进的都是同一个房间。爱因斯坦累死也没把西方各学科的房间打通。


汉字不用增加就足以阐述众多的新事物。构建一门理论的框架要是缺项的话，那么，随着这门学科的发展，任何一个新要素的引入都有可能打破原来的概念关系，从而引发新的排序。这种颠覆性重组可以叫发展或进步，也可以叫观念更新或证伪。但对中医来说是不允许的。母亲当年为什么给我拿出那么厚一叠经典？因为不从整体把握，而从个别入手学医的话，我是可以不断观念更新，可病人岂不是天天被我用明天的旧观念处置？如果这个更新是颠覆性的，那病人岂不是被颠来倒去的治？如果这个更新是证伪式的，那么今天使用的方法岂不全是明天的伪科学？如果中医要是这么做，就还得再创造一套“科学”理论来支撑这一做法。


中医跟不上时代，是跟不上英雄西医造出的“时势”。“时势”改变了自然，其中包括人这个自然。现代医学面对的人已不是“自然人”，其病的来路是绕了许多弯的山路，这为西医所不识，于是现代医学书上写满了：“病因不清，发病机理不明”。我想，医学研究需要没受“污染”的样本的。对当前的“时务”要站在这个“时”之外去识。

梁知行

(八十九)

假如中医的健康理念在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会不会有一天被西医提出？当西医作为一种新理念提出“中医”理论时，人们会感到不可理解吗？


有人会反对说，西医怎么可能会提出“中医”理念？中西医是两个不兼容的系统，没有


接轨的可能。对此，我不以为然，谁说新学说与旧理论就得兼容？经典力学，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它们是兼容的么？科学无禁区，不兼容在科学中不仅是允许的，甚至是科学张力的表现。


把科学说的好象是从一个理论中始终如一地按一个逻辑发展着的似的，就可以指责中医不合逻辑了。把科学说的好象早就有了“统一场论”，所有理论都在一个基于因果性原理的统一场中，就可以把中医排斥在外了。不然，一味要求中医兼容的科学依据是什么呢？


量子力学出现后并没有否定和取代经典力学和相对论，而是在不同的领域内各自发挥着作用，人们不因经典力学理论不能用于制造原子弹而否认它能造汽车。毕竟“统一场论”还没有产生出来，真理三分天下，究竟谁有权利取谛中医？


中医现在获得了新的生命动力，如果说中医先前的存在是历史的需要，那么现在的生命力却来自西医的发展给中医留下的余地。这块空间即使中医不来填充，一个与中医差不多的新理论也会应运而生，科学就是以这种方式发展的。


即便看上去明显不兼容的事物也不是绝对的不兼容，思维方式的兼容自有其生物基础。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道法自然。


我父母的性格差异很大，比如在财富观念上两人就一直不可调和，父亲吝啬，母亲慷慨。做为他们的后代，我会获得怎样的遗传呢？只有三种可能，一，象父亲，极度吝啬。二，象母亲，十分慷慨。三，中和父母，既不吝啬，也不慷慨。唯一不可能的是，既吝啬又慷慨，因为这不合逻辑。可事实上，不合逻辑的事情真就发生了，我极度吝啬，又十分慷慨。


同事常对我的下意识行为惊呼：“你怎么往钢笔水里兑水？”领导多次对我发怒：“咱们有的是好纸，你为什么总是用废旧纸的背面给我写报告？”朋友们说：“为什么一说哪道菜剩了扔掉，你就把它全吃光？”我无法回答这些问题。而我的慷慨比之母亲又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仅倾其所有，还会代人签字借债，以至有的部门会把救济款发给我，由我慷慨出去。


心理医生可能会认为我这是矛盾性格。其实对我来说却很正常，因为要是我不吝啬的话，我体内的父亲就会难受，非物尽其用，毫不浪费不舒心也。同样，要是我不仗义疏财，帮助别人解困，母亲在我心里就不舒服。所以，为了每天吃得下，睡得着，我必需既吝啬又慷慨，缺一不可。由此看来，基因的链条不是按我们理解的逻辑顺序排列的，看似矛盾的性格在我这里统一得天衣无缝。


集汇在我身上的基因，来自我之上数以千万代直系祖先。从基因上讲，他们是我，我是他们。而我并不独自拥有这些祖先，沿着血缘的路从我这往上没走多远，我与他人的祖先就交叉了，我的祖奶奶可能就是你的祖姥姥。从纵向看，在那些你所从来的祖祖先先身上能找全你的全部基因，这就是说，他们是你生命的生生世世。从横向看，现存的人，他们的基因也来自向上并不太远的你的祖先。所以，你也可以在现存的人身上找全你的基因。可以说，我们现实的人也互为生命的生生世世。我们就是这样历史而又现实地存在着的。如果我们就是这样一路融合过来的，那么，又有什么思维方式是绝对不可兼容的？


当然，人类并没有因一再交融而变成一群缺少个性的绵羊。相反，个性的思维方式一旦形成，就表现出很强的独立性和自我保护意识，非强劲的情感动力不能使其开放。违心地融合，往往要付出身心健康的代价。可以说，正是人的情感性保护了思维的独立性。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人类为什么有了理性还会有情感，因为这两者已被捆绑在一起了。


当思维方式的矛盾有时不能逻辑地解决，如果不肯象佛家主张的那样“不了了之”，就要用突破和超越的方式来解决。而突破和超越的手段是什么呢？


结婚后，对婆家彼不适应，在许多思想观念上感到不可调和，尽力而为的调和也付出了身心疲惫的代价。女儿出生了。我惊异地发现，女儿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说话办事，与婆家人一个模具拓出来的似的。我惊诧道：借我的肚子生了一个人家的孩子！


但老天设定我无条件地爱我女儿。女儿是一部天书，我奇怪地看着她的所作所为而百思不得其解。于是，我重新关注女儿的父亲，细细了解他的思想、感受、脾气、秉性。面对他的诧异，我回答说，你是一本新华字典。我陪女儿的爷爷、奶奶聊天，设身处地的从他们的角度，以他们的眼光看这个世界。我对女儿说，我这是在查阅康熙字典。当然，我也了解婆家尽可能远的家史，这就是翻阅辞源了。正是通过这些查阅，我才能读懂女儿。有时，我与女儿开玩笑说，如果女儿是个一夜情的产物，那么可就糟了，我将永远不能解读她，因为我没有破译这部天书的字典。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反对一夜情。正是因为女儿，我不能否定她所从来的家族。所以，对于我本来并不认同的思维方式，我需要的不是反对、否定、回避、封闭，而是与其真正融合。这里没有违心的问题。当女儿为我打通两个家族的思维隔阂时，我感慨道：“人类还得实行有性繁殖啊！”   


爱，这个词当然很不理论，很不真理，很不逻辑，拿不到学术台面，但却是我得以实现思维突破和超越的手段。人之所以是情感动物，之所以有思想，正是这两者相互作用的结果。现代人往往难以突破思维桎梏是不是因为缺乏情感动力呢？当爱的情感变得有些虚幻时，人的思想力量也随之减弱。有人嘲笑我之所以维护中医是出于对母亲和女儿的感情，是对中国文化的恋恋不舍，是出于民族主义情感。对此，我并不反对，因为我活的不仅仅是一个一生一世的我，也在活着我生命的生生世世，我不能从我的生生世世中剥去历史、文化和我们整个民族。我的理性之开放，兼容，具有活力都离不开情感做开路先锋和前进动力，我不可能离开我的血肉去爱真理，这难道是难以理解的么？

梁知行

(九十)


小时候总是吃陈粮。国家把新粮存起来留第二年吃，怕的是第二年如果粮食无收的话会闹饥荒。那时是反华包围圈，没处去弄粮食。陈粮总是多少有些发霉的。有两年天天吃发霉的玉米面。玉米面霉的很严重，发红，入口是辣的，很难吃。但家家吃的都是这个。前些年看有资料说，发霉的玉米有一种黄曲霉菌，是毒性很强的致癌物，加热处理也不能杀死霉菌，一旦发现应立即销毁。后怕之后慢慢回想当年的邻居们有谁死于癌症，想了半天没有想出，于是怀疑这霉菌可能没那么厉害。如今看人们把稍稍有点发霉的粮食扔了还是觉得可惜。

中国人是挨过饿的民族，饥不择食的生活经历使中国人现在的餐桌上也摆有腐乳、大酱、酸菜、腊肉、霉干菜、风干肠、松花蛋等食品，确切地说，都是变质食品。小时候跟着奶奶做酱，把豆块做好了放在搁架上阴干，几个月后再拿下来掰开,洗刷……酱块里面不仅霉变，还有蛆壳，我就很反感，一度拒绝吃酱。可邻居们却端着碗纷纷来讨新酱吃，吃起来还赞不绝口。我想，吃变质食品，开始时应该是出于无奈，后来才成为习惯。变质的食品不管怎么说，也没有新鲜食品有利健康，我很怀疑霉变了的食物是否还有营养。

随着改革开放，人们的饮食观念也在变化，不仅吃得好，也要吃得新鲜，变质食品吃得少了。30多年过去了，不吃变质食品的中国人恶性肿瘤患病率却成倍增长。今天看电视报导说，肺癌患病率上升了465%，对此大家一致认为是环境污染的结果。这么说，环境污染致癌比黄曲霉菌要厉害得多？报导还说，心脑血管疾病已占中国人死亡原因的第一位。高血压人群有1.8亿人。我想，这肯定不是吃霉变食物的原因了。食品的质量高弄得人血压也高，与之相比，变质食品怎么也缺少把人血压弄上去的力量。

营养高的食品热量也高，由于运动的不够，高营养带给人的就不是健康，而是“虚火”。‘“虚火”积蓄久了，就会闹事。我一个朋友对此就很紧张，她说：“我儿子咽炎又犯了！”我说：“犯了又怎样？”她说：“犯了就会引发肾炎”。她说得很准，她儿子真就照她说的来病。孩子青霉素过敏，到省医院，一边吊着抗过敏药，一边打着青霉素。打了两周，医生说不能打了，回去卧床静养。朋友说：“化验尿里还有血哪？”医生说，治好了半年内化验也还是有血。然后开药让带回去吃。开了一堆药，全是中药，西医开的，清热解毒。朋友认准罪过全在咽炎，就不断用清热解毒药，可尿里的血只增不减。她每天紧张得象强迫症似的，两天一化验，每天早晨对着阳光看她儿子的尿瓶，到后来她都能看着她儿子的尿说出蛋白和红细胞的指数来，去化验保准能对上。我知道他儿子的体质，根本没有实热，不能清热不止，建议她找中医看看，可女儿的师傅出门了，联系不上。她便先后找了两位中医，可这两位中医也主张清热。联系另一城市的一位中医，在电话里他很赞成我的观点，于是带孩子去开药。药拿回来我一看，又全是凉药。我说这医生也没同意我的意见啊？朋友说医生认为还是火大，有实热，得清。这么多医生，又是中医又是西医的全用凉药，朋友也就认准了她儿子有实热。又把凉药用上了。可化验结果让朋友如热锅上的蚂蚁。女儿师傅回来了，朋友急忙去找，回来告诉我：“郝大夫也是清热解毒！”解开药袋一看，我不禁笑了，说：“这是清热解毒么？一味凉药没有，还有红参，这是温补。”朋友说：“我跟他说我儿子有火，总犯咽炎引发肾炎。郝大夫就说，好，好，清热，清热。”我说，他一天看五六十个病人，累得要死，哪有空说服教育你？嘴上顺着你说，但药是该怎么开就怎么开。朋友给儿子用了二十多天药后化验结果就完全正常了。朋友奇怪说：“省医院的大夫说这血半年内都得有，可现在怎么一点也没有了呢？”我说，病好了为什么还有血呢？朋友现在就比较注意全家的饮食了，考虑的不光是营养，还有寒热的问题。

我到监狱去很注意看犯人的食谱，那才叫讲究科学，粗细搭配，荤素平衡，如推广开来心脑血管疾病定会大幅下降。犯人每天出操，搞活动，运动量也适当。还修身养性，绣花编织，学习孔子。有时我开玩笑说，如今科学的生活方式在监狱。我担心，如果犯人真的被改造好了，出来看我们外面人会不会觉得我们是野蛮人呢？

心脑血管疾病本可以不是第一杀手，如果我们注意生活方式的话。同事的母亲死了，脑出血。她很伤心，哭泣着说：“我母亲没福啊，她最喜欢看电视，我刚给她装上有线电视，才看上三天就走了。”象祥林嫂似的，她每天都叨唠这番话。一个月后我说：“你要是不给你母亲装这个有线电视，她不连坐着三天不挪窝地熬夜看,也不会脑出血。”同事楞了,半晌说：“是我害死了母亲，我不该让母亲享这样的福！”如果按照先前的生活方式，她母亲再活上十几年不成问题，可连坐三天结果却使她脑出血死亡。平时总是不停地做体力劳动的人，身体气血的运行方式已按体力劳动所需能量运行，三天不动，能量施放不出去，血压升高，毕竟是老人，血管硬化，出事是很必然的。

前天去爬山。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只爬了几分钟就坐下不爬了。他说：“爬不了，发热，身上热散不出去，要炸了似的。”大家笑他，有人鼓励他坚持。我没有要求他硬挺。我知道他平时吃的好，身体热量足，稍一运动，热量就超，不能及时排出的话，也怕出问题。

梁知行

(九十一）


有科学卫士很严厉地说，中医没有资格要求科学宽容，大学讲堂能给巫婆一席之地么？巫术有资格与科学讲平等吗？科学的一项重要使命就是与中医这样的伪科学做坚决斗争。

在我看来，让不让中医进科学殿堂就象让不让袁隆平当科学院院士一样，涉及的不是中医是不是医，袁隆平是不是科学家的问题，而是科学在表明自身是什么的问题。

想中医产生之初本没有依托科学，袁隆平搞杂交水稻更是冲破科学，如果科学不积细流了，说明它无意大海，那中医归不归也就无所谓了。

在蚊子也不能轻易消灭，怕破坏了生态平衡的今天，中医怎么就成了绝对有害，要科学放下身架冲出殿来消灭的呢？

有人用东方没有产生科学来反复论证中国人和西方人不在一个档次上，得出我们是劣等民族的结论，这已不是科学问题了。依我看，想要找一个理应被淘汰的理由，那得证明中国人是大猩猩才行。

可中国人的智能作起数学来可以是世界上最好的，这说明人类智能不是非通过科学不能保持。在以人为本和以科学为本之间，不管科学多么伟大，还是要以人为本才是。人类智能本身就是科学的。我们不是致力于研究人类思维的合理性而是全力地去改造人的思维，正好把事情弄得本末倒置。

女儿在幼儿园时，有一天老师很正式地找我谈，说我女儿的智能有问题。我颇感意外，我怎么没看出有问题呢？老师说，你女儿不会加法。回到家里，我拿出一盒火柴给女儿摆测，女儿真的不会加法！这让我吃了一惊。为了让自己镇静，我领女儿出去看了一会月亮。回来又换种方式测。这回我放心了，女儿的确是不会加法，但她会减法。古人采集了多少果子可能不知道，可有人偷去了却能发觉。老师要是先教减法就不会认为我女儿有问题了。女儿上小学时，老师又告诉我，她不会乘法。我告诉老师可以试着先教除法。

我们觉得现在的教学顺序很科学合理，很按部就班，顺理成章。其实不然，人的思维总是要时时回复本来面目，因而时常会与科学顺序发生冲突。邻居的孩子入学后，又被迫退学。老师客气地说，这孩子智能发育晚，建议下一年再上学。实质上是把这孩子给推出来了。邻居把孩子给我送来说：“就你说这孩子不笨，瞧，学校不要，还不笨吗？”我让孩子天天来帮我做家务，指示他给我拿具体数目的碗筷等，都没问题。可一挪到作业本上，一切就全乱了。后来我终于弄明白了，这孩子记忆力好，当老师的教学方法与他的思维方式不能对接时，他对课堂内容就进行机械记忆，数字到他这里全转变成号码，这按他的逻辑是一点没乱，可旁人看这孩子可就不是一般的糊涂了。找到问题的原因后，我给他理顺了一下，让他妈妈再把孩子送回学校，老师就不说这孩子笨了。

如果孩子们都能按着自己的本性学习是最为理想的。可教育之所以是教育就是要形成一个统一模式。科学思维如此地深入老师之心，使老师的工作内容就是给孩子铸造固定的思维模式。女儿上小学第一天回来就告诉我，老师说：“你们都是小树苗，得需要经常修理，打叉，不然你们就会长歪了。”没有几个孩子是天然符合科学思维要求的，于是老师们所要做的首先是否定孩子自己的思维，然后换上科学思维。孩子们是给修理直了，不仅自己的思维是直的，而且不允许别人“歪”。我当中学老师的时候学生就一致给我指出：“老师，你课讲得不对，课不是这样上的。”我感到惊奇：“你们是学生，竟然知道课该怎么讲？”所以，中医现在受攻击和打压是很正常的，我们的教育先否定自己又否定别人。认为只要秉持着科学就是正确的，就有修理别人的权力，甚至可以理直气壮地攻击和谩骂别人。这样一来，除了科学思维，哪里还有个性的、自由的思想存在？

讲课不应该是洗脑，而是引发思考。我读《论语》就是借鉴孔子的教学方式，循循善诱，引发学生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学习乐趣。

如果人的天性是可以任人修理而不产生身心问题，那怎么教育倒也无妨。

朋友的孩子上小学，患了尿频的毛病，一节课上几次厕所，弄得老师不胜其烦，勒令家长给孩子看病。可几家医院走过了，却检查不出问题来。我说，是孩子精神太紧张所致，得让孩子放松。可如何让孩子放松呢？朋友想不出办法来。我告诉她，孩子的紧张源在老师这里。老师象凿子似的眼光看上孩子一眼就足可以令孩子紧张得上几次厕所了。但老师管理几十个孩子，想让她目光柔和，充满笑意也不太现实，毕竟工作太累了。我女儿上小学时，教室窗台上摆满了一盆盆盛开的花，讲台上摆的总是一盆开得最漂亮的，都是女儿上学时捧去的。老师上课前看看这些花，有时还要溱上去闻一闻。我对朋友说，要关心、体贴老师，让老师经常能从紧张的工作环境中超拔一下。比如，送她一些特殊的礼物，给一些及时的问候等。家长做老师的朋友可以柔化老师的目光。朋友说，这么给老师拍马屁，那不是太惯着孩子了吗？我说，这是对老师和你孩子的人文关怀。整个社会都在不断地给你孩子加压，而能保护他的人只有你一个，你不仅不能站到老师一边去，还应该把老师往你这边拉一拉。朋友按我说的去做了，孩子的毛病很快就好了，因为每当老师走过他身边时，总是情不自禁地摸摸他的头。

把科学学了几十年的人往往学不了中医，要么说中医是伪科学，要么就说中医难学。一些大学生、研究生，甚至是博士常常会问女儿的师傅：“中医怎么学？”女儿奇怪道：“他们这么一问，把中医弄得好象是很难学似的。其实中医是小孩子也可以学的东西，就象围棋，很小的孩子也可以下。一张《内经图》画得多么生动有趣，肾的部位画着一男一女两个小孩子在车水，多形象啊！”女儿说她之所以不觉得中医难学，并不是她有什么学习方法或天份，只是没有思维障碍罢了，这完全得益于从小我没有“教育”她。

梁知行

(九十二)

摸脉，如今成了件稀罕事，女儿摸脉，所到之处，总被人视为新奇。每到一个单位办事，就会有人请女儿号脉。然后，一支等待诊脉的队伍就排起来了。我小时候，人们既无体检意识，又视中医号脉为平常，没病的人是不会去体检，也不会要求诊脉的，所以没见过女儿这般给大队人马诊脉的阵势。现在，人们视诊脉为中式体检，对体检方式，人们是不厌其多的。现代人在体检方面训练有素，中医诊脉又不用抽血和做病理什么的，自然易为国人所接受，这就使女儿诊脉经常是整个科室，整个局，全公司的人集体进行，一个接一个地全被诊一遍。当女儿一个一个地说出症状来时，围观的人们便啧啧称奇。     

如此这般整体性地诊脉使女儿竟有了一些我母亲没有的体会。女儿说，她发现有些单位的员工在脉象上有整体一致性趋向，具有单位性特点。她认为这一整体性的脉象与单位的管理方式有关。我奇怪道，怎么会呢？女儿分析说，如果一个单位的员工普遍出现肝淤气滞的现象，就说明这个单位等级分明，管理严格，工作压力很大。在治疗上，对这样的单位可以采取整体医治，头两付药员工们可以集体服用一个药方。我听了不由得笑了说，着你这么说，是不是看一个单位的管理制度就能判断出这个单位的人员健康情况，或者说，根据一个单位员工的健康情况也能判断出这个单位的管理方式呢？女儿说，管理方式与员工健康这两者之间是有密切关系的。 往往一个单位最后一个踱出来诊脉的是这个单位的“一把手”。女儿说，单位“一把手”的脉与员工的往往不同，脉象上不是肝淤气滞，而是会表现出气旺的特点。气旺表现在工作上是有气势，有魄力，但气过旺则顶得心脏运行不稳，血压升高，健康也是一样的没保证。我说，如此说来，便是集体吃中药也不是治本之策了，得调整管理方式？女儿说，是呗，用药支持管理方式的存续终不是长久之计，人性化管理才是理顺身心的良药。 我劝女儿摸脉时别说单位的制度问题，别介入人家企业的管理，医生是看病，就病说病，别跑到医外去，不然，会让人说中医看病象算命，给攻击中医的人以口实。女儿慢悠悠地说，中医区别于西医的特点就在于中医看病注重人的七情六欲，强调人的性格和生活环境对健康的影响，算命的魅力不就在于具有预测性和解析性吗？中医的预测和解析是依据人们的现实生活做逻辑严密的推导，中医虽然拿不出化验单来，但其预测和解析却能为事实所验证，适当指出环境与健康的关系未尝不可。我说，传统中医没有评说单位管理方式的，我就没听母亲说过人家单位的管理问题，当年母亲说出患者的生活方式都让人称奇，如今中医要是指出人家单位的管理方式，不更让人觉得虚玄了么？女儿笑说，过去的中医之所以不评说人家单位的管理情况，一是因为过去的人不象现在这样整体性地诊脉，使中医不能做这一归纳；二是中国传统上基本只有一个管理模式，让中医无从对比。可现在就不同了，有国家机关、国企、私人企业和外企之分，如果没有这些单位实际存在着的管理差异，又怎能摸出各个单位人员脉象的不同呢？中医能够随时发现新情况，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展自身，这不是与时俱进么？ 的确，时代的发展真的给中医不断提供新观察和新体验。朋友做果盘，把香瓜和芒果装入一盘，用竹签扎着吃。我说，你单吃一种吧，别混着吃。她问我为什么。我说我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只是觉得做为人类，我们是第一代这么吃的，是在拿自己的身体做试验。朋友笑了，一边吃一边说，好吃的东西就要放到一起吃，而且这些东西都是无毒、无害食品，不会在人体内起不好作用的。既然劝不了，我就只能在一旁观察了。不一会朋友就开始喊肚子疼，要找药吃。我不急于帮她找药，而是详细了解她的感觉和症状，然后把这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提供给女儿，因为我知道古书上肯定没有这一资料，过去可能只有皇上有资格做这种食品搭配新组合的试验品，不知皇上为此肚子疼了多少回。可是，既便是皇上也没有机会把香瓜和芒果一起吃，我怎能不注重观察呢？ 最近，国家推出了关于要求在食品商品销售中提供食品营养学标签的规定。规定要求在标签中要标明营养成分和营养学特性。有人为此嘲笑中医说，国家怎么不用温寒凉热标签替代食品营养学标签呢？还是中医理论不科学，上不了大雅之堂吧？对此，我不以为然，我不知道营养标签对百姓选购食品究竟能起多大的指导作用，恐怕对一个医科大学毕业的医生来说，这种标签也不见得有多大的价值吧？更何况营养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医讲究炮制，便是寒性的药物经过加工也可以变成温热性药物，中国人吃的不是西餐，食品经过烹调后，营养标签是不是得重写？中国有许多“变质食品”，它们有没有营养标签？如果营养观念通行，是不是要把这些“变质食品”淘汰掉？中国食品本身不太适应营养标签这种体系，那么，为了使中国的饮食合乎科学，中国人是不是应该改吃西餐？ 如今，反对中医的人以为科学的发展正在形成对中医的最后围剿，并为此兴奋不已。而我看到的却是中医在现代获得了新生机。营养标签的实行说明科学已将食品与人体健康联系起来了，虽然仅仅从营养方面联系尚嫌粗浅，但无疑是有意义的。在这条思路上，中医的思考比之西医要丰富和开扩得多，也更有见地。在当今时代，中医可做的事情真是不少，如果有志，在这条“旁门左道”上也可能“柳暗花明”地揭开科学发展新篇章。

梁知行

(九十三)

连日关注地震灾情，看了许多报道和评论。这次国家地震局饱受民众指责，很有医生受患者家属围攻的委屈，预报地震本是世界性难题，人们在强科学家所难。 可科学家们也很愤怒，这愤怒不是缘于民众的指责，而是有地震专家说地震可以预测。众所周知，对于地震，说不能测的是科学家，说能测的是骗子。在5月19日的香山会议上，有专家提出：“中国的整体思维的方法，对于预测大的地震有作用。”还有学者主张地震预报不能光靠专业队伍和仪器，应该启用“群测群防”以及一些“土办法”将千百万个信息汇总起来进行地震预测。对这种“没有科学依据”，用“似是而非的手段忙着报地震”的专家，被人说成是“一批中医式思维的地震专家”，“跟中医一样是骗子”。中医队伍意外地获得了一批地震学家。 我虽然也同意地震不能预报的说法，但不等于说我不想预报地震。科学一天不能预报地震，“骗子”一天就不会停止跃跃欲试。在“骗子”和科学家之间，“骗子”往往更具进取精神，更正视现实，也更热心。科学虽然让我们理性，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在瞬间离去，理性却阻止不了人们的眼泪。说预报地震的专家是中医式思维我不同意，地球样本只有一个，便是汇总千百万个信息，也是西医式的个体研究，并没有偏离科学轨道，科学没有必要非排斥不可。 亲身经历过一个“群测群防”预报地震失败的例子。 我家地处环太平洋地震带上，大地时不常地要晃上一下。原市委书记不甘心在科学这一棵树上吊死，想要土洋结合报地震。他走访了地震专家、置办了监测仪器，设置了观测站；在野生动物养殖场、养鸡场、养鱼池和几处水井、矿井、泉眼都安置了监测人员；普通群众也都被告之发现什么异常情况要及时反映。他办公桌上的几部电话直通几处观测点。城东和城西分别安装了警报器，有专人把守。为了让人们熟悉警报声，还演练了两回。每当接连发现一些异常情况时，书记就住在办公室，日夜坚守。有一次，情况日益不妙，书记在办公室连着住了好多天，到了这一天夜里，他桌上的电话玲声此起彼伏：貉子不睡觉，鱼儿往出跳，井水发浑还冒泡，还有市民报告家中鸡犬不宁，老鼠在搬家……就这样，书记脸色变了，汗也滴下来了，最后，大手一挥：“拉警报！”就这一声令，全城就炸了营。矿工从地下往上跑；大学生从楼上往下跳；正在产床上生孩子的妇女，一蹁腿下了床，跑得比医生还快；我一把拎起女儿冲出家门……但是，地没震。第二天一早，省长来电话把我们市委书记一顿臭骂，市民们也编首讽刺歌曲满城唱。书记灰溜溜地夹着皮包，到省里做检讨去了。此后，再没有人想要预报地震了。 地震真无法预报。不能预报地震的地震局照样还是地震局，但土洋结合的办法不能预报地震就要被取谛还被说成是骗子。从这件事来看，中医遭到攻击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而是颇具代表性的。多年以来，科学为了维护自身的纯洁性，实行的是“宁长科学的草，不长伪科学的苗”的高压政策。 然而我却一直不认为书记的警报拉错了。因为警报响后，我到郊外走了一圈，看到田野中有一团团的黑雾在滚动，空气中弥漫着火药味，月亮惨白得象一张剪纸，一道道明亮的银线在月亮前渐升渐消……地震台测定当夜有地震，但震级不高。我想，地下的岩浆不停地翻腾，或将地面慢慢拱起，或骤然扯断，就象脑出血，谁也说不准在哪出。那夜地没震，但脑血管没有破裂并不说明血压没升高。那些奇异的天象让我想到，老人们传说的很多灵异现象很可能不是迷信的产物，而是地光、地声、地气在活动，而这些东西只有伴随大地震时出现才为我们所承认，却不认为平时它们也有出现的可能。书记“骗”我们是没有科学依据，但不能说没有科学价值。 在电视中，看到解放军好不容易从废墟中挖出的人又很快逝去，我急问女儿：“虽然说是挤压综合症，但可不可以先给伤者喝点回阳救逆汤？你以后是不是应该做些这样的准备？”女儿也盯着电视看，说：“生命就象火焰，到了生命危机的时刻，要先救这点火，不能一下子加一大把柴把火压死了，要一点点地续柴，这需要调整救人观念”。西医在这次救灾中战斗在第一线，作出巨大贡献，中医也派出了骨伤科医生，但在救人上，我很希望中西医形成合力，提高伤员的成活率。 看灾区老师说给饥饿的学生撮一小口饼干吃，叫“吊阳气”；让学生互相呼唤名字，提醒着意识。这些做法很合中医理念，也很有效果，令我赞叹不已。 虽然我们书记半夜拉警报是有点冒失，但我想，要是发个橙色警报可不可以？地震预警真会引起恐慌么？人类真能够高枕无忧么？真实的生活能排除忧患意识？如果我们平时就有预警，对人类来说将是一种很有益处的教育，比空头的政治学习和道德说教效果要好得多，人们就会多些演练，房屋也会建得更牢固一些，总之，有百利而无一害。 是时候了，我们真的应该重新摆正科学在我们生活中的位置。有些人以基督教的精神将科学抬举成中国人的上帝，让人顶礼膜拜，检视自己的不洁，用灾难赎罪，忍受苦难而不能怀疑……但中国人是不会接受任何一种上帝的。 基督教没能在中国传播开来，科学在中国得不到绝对尊重，不是中国人科学素质不行，而是中国人不会给自己立个上帝。上帝太超凡脱俗，与人类有诸多冲突和对立。不是中国人要背离科学，而是中国文化总想把上帝拉下来也食点人间烟火，世俗一点。所以中国人会将科学与土办法结合，而且要群策群力监测地震；有病要用中西医结合的办法而且乱投医。为此，中国“骗子”层出不穷，而且不屈不挠，前赴后继，这就是中国的国情。 一场地震震出一批“中医式思维”的“骗子”，使单一的中医“坏份子”的队伍又扩大了。我想，中国要是再有点什么磨难，可能中医队伍就要壮大成“黑五类”了。

梁知行

(九十四)

和朋友在湖边沙滩上漫步，我用树枝从沙中拨出一块陶片，一块骨头，告诉她这是六千年前的东西。她不信，我说这可以用地磁、放射性碳素等方法测定。我的朋友是相信这些测定方法的。可人们是否了解这些科学的检测手段与中医看病的方法有着惊人的相似？


无论是用地磁、放射性碳素还是地层沉积磁性，以及热释光、树木年轮等方法断代，都象中医看病一样要先确定样本，而这首批样本的年代是已知的。取多个已知样本测试的平均值为一个数据，再以多个样本数据汇制成实验曲线或年代序列，这便形成断代所用的尺度。


如果批判中医的观点成立的话，那么这些断代的学科也应该取谛，因为这些学科不仅与中医诊病方法相近，而且存在与中医同样的问题——样本数据不够精确。


当样本数据不够精确时能否实现精确测量呢？反对中医的人认为不能，因为不合逻辑。


可世上几乎不存在纯正样本，诸多偶然因素使每个样本都可能经不住全面推敲和检验，会出现越求真越失真这一现代科学各领域中普遍出现的现象。因此，所谓实证的要求在科学领域内也极少实现。样本精确的要求貌似合理，却不现实。现实是“模糊”的，但是多种方法和多个尺度的相互参照、校正又可以让精确从模糊中显现出来，这一在模糊中把握精确的方法正在使科学走出困境。为此，多种断代方式的存在正是为参照、校正之用，我们需要多种方法来实现从模糊到精确。只留一种所谓最好最科学方法而取谛其它方法的作法无疑是自杀。


中医根据大量人体样本在四季中的症状变化，形成“四时八节、二十四气、七十二候决病法”这样的诊断尺度。在这些样本中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误差，甚至可以逐个批判并推翻。但不断地用新样本和新数据检验校正，用包括西医方法在内的各种方法参照对比，可以抵消单个样本的不确定性，使中医从模糊中理出精确来，保证诊断的准确性。


一位身在美国的反中医人士批评我不是医生却谈医学“是低级社会的征象之一：分工不精细。”说中医和病人之间之所以能够沟通是因为“中医属于低级社会的认知水平”，“医生和病人之间的知识比较接近”的缘故。而“在高级社会，医生和病人各自拥有的医学专业知识的差距之大，难以想象。”“医学知识七年一更新”，“七年以前学习过的知识，不能再来参加今天的考试”，“病人永远也不可能和医生讨论学术问题”。他举例说“在这种情况下，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关系有点像法官和小偷。小偷在法官面前，永远是战战兢兢的，等着法官宣判自己的未来”。他还说，“我用这样的比喻是想告诉艾宁，你在低级社会总结出来的中医药在很多案例有效是完全错误的”。


我承认我所举的事例，都是可以批判，能够推翻的，我没准备在个别事理上负隅顽抗，随时，我准备在批判面前放弃一个个据点。可是，即使将所有据点全部放弃一遍之后，我很可能还屹立在阵地上。中国人这种不败现象，很令一些人恼怒，失败了还不认输岂不是无赖？可在我看来这不过是修正数据的永无停歇的过程，并无失败可言。在外来作用下自我调节难道不正是为了生存，与灭亡怎么挨得上呢？


西医有如原上草，七岁一枯荣。我主张在西医内部按七年一个等级做高低之分，不然是有点不公平。学西医不容易，便是努力弄明白了关于我身体的西医知识，七年后我对我的身体又一无所知了。如果我能活到七十岁，虽然身体始终是一个，但医学知识在我身上得作废十次。如果外星人看到医生对我的十次检验报告，会不会以为我是十个物种？


但是，能否因为西医学起来很累，就将西医的高低之分扩大到西医之外来？中医如果是树木，难道也强行要求它七年一换树干？据我所知，在美国，法律也很难学，当法官不比当医生容易。但罪犯在法官面前并不“是战战兢兢的”，因为裁决被告人“有罪”与“无罪”的不是法官而是由不懂法的普通民众所组成的陪审团。美国之所以不用完善的法律和高级的法官来定罪，却要由一群不懂法律的普通民众来裁决被告是否有罪，其用意正是阻止对社会做高低之分。这种用“低级认知”定罪的方式所要告诉人们的是：再高级的法律也要按照普通百姓的理解来适用。


说到底，西医的理论也不是能够实证的。多种方法不仅为断代所必须，为各学科参照、校正所必须，为从模糊走向精确所必须，也为防止科学走向官僚和形成等级制度所必须。只留一门学科的做法会使科学走向高级，高级得令中医这样的存在成为“有罪”。如果科学所要的只是通过实验和观察来证实它，凡是不能证实它的，统统要被否定，科学岂不成了名副其实的上帝？


写文章于我不是制炸弹，一经造出，就象鱼雷似的直奔目标而去。我的写作的目的一不是战斗；二不是宣传真理；三不是让读者来读我，而是想让读者读自己。只有激活了读者自己长久以来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读者才会感受到阅读的快乐。当读者的思想被激活时，读者很可能并不同意我的思想和观点，甚至会给予全面批判。但我知道，真理是活性的东西，不存在于摆事实讲道理之中，而是存在于作者和读者的灵犀相通之中。只有我所摆的事实和所讲的道理与读者心中的事理有机相联，我的文字才会获得一定的真理性。我用抛砖引玉的方法实现与读者的对接，众多的衔接所连成的谱序，可以抵消个别性的误差。当中医能够不断自我修正时，就不会因单个据点的失守而全线崩溃。


好在在中西医临床上，相当一部分医生正中西结合，相互借鉴、参照、校正，不断提高诊断水平和治疗效果。我侄子说，他实习时见外科主任治疗肠梗阻就用中药。把中医的泻下药先给病人喝一半，另一半用来灌肠，上下齐攻，多半见效。实在攻不下时再开刀解决。

梁知行

(九十五)

女儿要毕业了，向我汇报说，课程都学完了，各科成绩均不高，但五年间在图书馆借书读二百余本，自购书一箱。女儿说，如果把课程学得成绩很高，以她的力量就没有时间读课外书了，而好多学习好的孩子真就没到图书馆借过书。女儿说：“你不希望这五年我只读教材吧？”我不语，我希望这五年她每天都有实习的机会，但这是不可能的。


翻看女儿自购的书，不仅有中医书，还有西医书，临床用书也不少。捡了本一个内科急诊医生写的书翻看起来，觉得挺有意思，四百多页的书，竟一口气读完了。合上书不由心生感慨：越是靠近临床第一线，中西医的相近之处就越多，互相借鉴之处也越多，望、闻、问、切对西医来说也不可少。作者说“我们是西医，但我们不是西方人。”他口袋里就常备两套针灸针以应对一些紧急情况。


今天顺路到医院给朋友取报告单，看到医生正拿着胃镜片子告诉病人，治他胃病的方法是做手术，将胃切去三分之二。但看病人十分瘦弱，又说他的体质承受不了这种手术，建议保守治疗。开了两种西药后，医生告诉病人，买些萝卜籽砸碎泡水喝，“效果相当好”医生肯定地说。


看来，中西医之争主要是争在理论上。中西医之间的差别可能还没有西医自己的理论与实践的差距大。


年轻时读中国革命史，对重点讲党内斗争感到不解。我们往往觉得求大同难，存小异易，只有对敌斗争才应该是最严酷的，而在同一个目标下，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实践是否结合的问题竟使党内斗争那么激烈，由此看来，这理论与实践结合与否还真是个大问题。


人类热衷于创建理论并致力于推行，古今中外莫不如是。所以，不要嘲笑《黄帝内经》，如果我们的老祖宗不肯著书立说，那现在人们讨论的问题就不是中国是否落后的问题，而是东方人应归于猿类还是人类的问题了。理论一旦建立，就会有人视其为绝对正确，认为把这种理论贯彻到底就能实现理想社会。大同世界，共产主义，民主社会，都是这般促使人为之奋斗过。


但理论如同中药，是有偏性的，任何理论都不能直插现实底部，也不可能贯彻到底。


我曾在一次课后向一位法学家表示感谢：“你讲的理论很高深，我听了很有启发，对我今后的工作很有指导意义，令我获益匪浅。”当法学家露出满意的笑容时，我又说：“但是，你的理论应到我们这层为止，如果你到乡镇当法庭庭长，定会被农民乱棒打死。”


随着教育的发展，理论与实践的差距不仅越来越大，而且关系也开始颠倒。如今的孩子是在课堂中长大，书本是他们的第一现实，理论在他们眼中越来越真实，而现实反倒愈发虚幻起来。问问许多学医的孩子，是不是认为看书比看病重要？这样成长起来的孩子认为现实就应该服从理论，因此，批判起现实来理直气壮。


真正的医学和法学只存在于专家的著作和讲授中，而实践中的医学和法学都可称为人学。


我一位政法大学毕业的同事先是批评我对理论不够推崇，后是自我诧异：“教授在课堂上讲的案例是何等清晰，可现实中怎么一个都对不上号呢？”


一个朋友曾捧着法学书批评我执法不严。我说，如果我们执法严格，那么，所有收留精神病妇女的光棍汉都得以强奸罪治罪，大部分罪犯的父母都得按包庇罪惩处，你认为我们应该这样严格执法么？


做为人学，实践中的医学和法学不可能是那么纯粹的，经验、直感、主观意识，甚至是捆绑思维不仅仅是不可免的，而且是必要的。


我送朋友家孩子礼物时，常常选送工具箱，无不受孩子们的欢迎。孩子们在选择、使用工具的过程中会认识到，一把锤子用来敲钉子好使，用来舀水就不行了。有个学者说，我能学懂量子力学，却学不懂阴阳，这不很荒谬么？其实这不奇怪，用学量子力学的方法学阴阳如同用锤子舀水，问题出在“学”上。便是学得懂量子力学的人，能创建量子力学么？


以为身在科技之中就必然具有科学素质，把事物拆开来就一定是分析，于是批评中医不在科技中，不会拆事物。


坐在电脑公司看人修电脑。把主板上的插件逐一拔下来再插到另一台电脑上试，找出坏掉的集成块换个新的便成了，比我当年修理收音机要容易得多。如今许多医生看病也是这样，谈不上深入分析，科技进步反让许多人越来越少动脑筋。


电子产品的发展路线是电子管——半导体——集成电路。电子管和半导体电路能够拆开进行分析，而集成电路没法拆了分析。按拆不了就无法分析的逻辑，如果非要找出集成电路出现的问题就只能是“猜”了。这科学发展自己堵塞了分析之路。自然的发展也是这样，人体臟器哪个不是“集成块”？如果否定了中医的“猜”，那么即使是集成块也得“拆”。


拆，需要手段和工具，拆个原子得用半个城大的粒子加速器。要把人体拆明白了，现在医院的规模显然不够。我家附近的医院正在盖十一层的外科大楼，为的就是进一步增强拆人的能力。拆人是庞大医院的主要功能。


一百年前的西医院也是一个小诊所。有人说中医现在门庭冷落，却没有看到西医诊所也冷落，乡镇卫生院也没人去看病。大家奔大医院主要是奔设备去的，医大毕业生想进大医院也奔的是设备。照现在医院发展的速度，再过几十年医院就有可能成为医疗城，从事医疗工作的人数得超过服务行业，看一次病相当一次旅游，说不定到那时会有旅行社专门组团看病，打出“消化系统三日游”的看病路线。


但是，拆的能力不管发展到何等高级的程度，猜的能力也不能废除，更不能被列为低级，因为拆得多了就能猜得八九不离十，而急诊医生最需要的能力就是猜。


病理上的病因可以无止境地追究下去，“顺藤摸瓜”的查病方法最终会让医生湮没在无尽的检查数据中，最终的解脱方法可能还得是“猜”。


猜解能力实在是人类发展到“集成”阶段的产物。“拆”总是要阶段性地回归到“猜”，而且每次回归都会提升人的猜解能力。一百年后，说不定医生坐在那里猜病有如一百年前的中医。

梁知行

(九十六)



母亲活着时，常说要写本书。她说，医生当久了，对有些药，有些病会有一些特殊的体会，她想把这些体会告诉同行。我听了有些不解，病症和药性都在书上写着，所谓医生看病就是运用书本上的知识，这特殊体会难道还能体会到书外头去？母亲说，正是。比如用药，药性确如书上所写，可在用法和用量上，医生之间的差别很大，有的医生就特别善于使用某些药，能让药发挥出书上没有写出来的作用。   


一位妇女血崩，用过中药也没有止住。母亲看完患者用过的药方，拿笔在上面补写一味药——薏苡仁，再用这付药，血就止住了。


这曾让我以为薏苡仁是一味很不寻常的药，直到近几年见满街的杂粱店都有出售，才渐渐认可这是煮粥的米。可一把米能止住血崩？此后我还真留意过，却没见有谁把薏苡仁用做止血药。


对中医治病的这种个别性，反对的人说，中医能治某个人的病，却不能治某种病。比如说，母亲治血崩的这个药方，要想得到科学的承认，那得一气用上四百例，其中三百例止住了血才能说明是有效的。可我看母亲治血崩的药方却很少重复，便是用同一个主方，也是有增有减，真就是同病异治。如果她有一个能一下子治疗三百人的药方，那早让我偷到手了。


原先以为西医有单纯的止血药，有一次，我血崩，到医院求救。我说：“大夫，出车祸的，你们用什么止血？就把那药给我用上！”大夫说，有。就给我用上了。可是没管用。再问医生怎么办？医生说，切除子宫。我说，回头再来切。出门买了瓶云南白药，先把里面的“救命子”吃了，又一仰脖吃了半瓶药末，然后去寻中医。


一个熟人告诉我她刚做了子宫全切除手术，原因就是血崩。我听了不由得暗皱眉头。她炒股赔了好几十万，痛不欲生，一个女人急火攻心，气血妄行，出现血崩现象，从中医角度讲不足为奇。可她也没用中药调理一下，就这么断然全切了，不能不让我感到挽惜。她尚年轻，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听她絮絮叨叨地说今年倒霉，什么坏事都碰上了，我就知道她没有意识到这些倒霉事之间的因果关系。


我毫不怀疑切除子宫能止百分之百人的血崩。我承认中医治病的靶目标不象西医那么直指，有时效果不如西医直接。但我们能否因西医的方法绝对有效就施行“一刀切”？


中医之所以考虑个体差异，同病异治，有如教育中的因人施教。我们能否因有学校教育就说家庭教育是原始的、落后的，应予取谛？如果仅有学校教育就够了，那每个孩子都有一个妈妈实在是有点浪费。象老赫胥黎写的《未来新世界》，孩子们统一由工厂制造，用统一的模式培养，将母亲们从教育孩子的负担下解放出来，是不是最科学？


可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妈妈是十分必要的。威廉王子所受的教育可以说是最好的，可用在我女儿身上不合适。同样是受良好的教育，哈里王子与他哥哥又有很大不同。而戴安娜之死对她两个儿子的教育来说，绝对是不可弥补的损失。我想，如果没有当母亲的做个别调适，许多人不是用所受的教育否定现实，就是用所处的现实否定教育。


在中西医之间做好与坏、对与错的对比，如同在母亲之间做这类对比，不是不可以，但要看目的是什么。如果是为了互相切磋，共同提高，那是好事；要是用于淘汰，令“不好”的母亲下课，那就大错特错了。我很庆幸教育专家手中没有那么大的权力，不能对母亲们象对老师和医生那样进行等级评定，按级发放工资。不然的话，非毁了我们的家庭教育不可。


我一个朋友赶儿媳出门，说儿媳对孩子影响不好，不如由爷爷、奶奶来带。我劝朋友还是尽力帮助儿媳改进，而不要直接插手孙子的教育。母亲对孩子的作用真就不是简单地用教育标准能衡量的，顶尖级的教育家也不能替代一个文盲母亲。


在妇联工作时，有被遗弃的孩子一时不能安置，我就带回家来同女儿放在一起养。大家都说我待弃儿如已出，可我知道是有差别的。区别在于，我对代养的孩子所做的一切都有是有意义的，或给吃，或教东西，或领着玩，都能说出名目来。而对女儿，我却有很多小动作，这些动作从教育角度看，毫无意义，可以说是无聊之举。可是，正是这些无聊之举，才将孩子滋润的花儿一样。


许多意义不是从事物表面能分析出来的。女儿小时候偷听人家谈恋爱，然后奇怪道：“原来谈恋爱就是谈天下最无聊的话啊！”


西医举动的意义总是事先明确，而中医有时却得事后判明。所以说，中医治病有创造性成分在其中。我们常把事后明确意义的举动称为创举。如今大家都承认我们的教育培养的是知识型人才而不是创造型人才。其实，培养知识型人才很必要，但如果我们培养的人才全是知识型的时，就会出现知识型人才排斥和扼杀创造型人才的现象，这才是教育的弊端。想一想，还有什么样的创造在我们今天是不被攻击和批判的？


要讲与病人打交道，西医今天遇到的许多问题，历史悠久的中医可能都遇到过。研究中医为什么不象西医那样治病，可能比单纯的批判对改善今天的医学更有帮助。


我们知道，现在的医患关系比较紧张，医生救了人得不到感谢，救不成人会自身难保。因为救人是“白衣天使”的本分，救不成人就不是“天使”而是骗子。骗子和天使的唯一差别就是能否兑现承诺。反对中医的人总说中医骗人，我不否认有些中医对治病大包大揽，搞承诺。可这种做法是从何而来的？我们知道医院和学校不是骗子，医院和学校门口横幅上书写的承诺，是出于诚意而不是欺骗。但其达到的使人放弃自我，无所承担，只等承诺兑现的效果与骗子又有何异？如今人们是如此地习惯和需要承诺，以至于得不到承诺就会感到失落，一旦承诺没能兑现就恼羞成怒。于是，当孩子没成才，病人没治好时，人们大骂学校和医院的的话语，怎么听也是在骂骗子。


那些对人生做出全面承诺的邪教本不难识破，可当寻求承诺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时，那么，连许多从事科学工作的人也蜂拥追随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梁知行

（九十七）

星期天到农村去玩。啃着玉米、嚼着花生，和农民聊着今年收成、孩子上学、老人看病等话题。村民对村卫生所的赞扬让我感到奇怪，缺少仪器设备和高水平医生的村卫生所怎么可能受到农民的欢迎呢？村民骄傲地告诉我，诊所里的小大夫不仅能听诊、打针、还能针灸和配中药，所以受到认可。

这引起了我的兴趣，便请村民领我去卫生所参观。

这是一座近百平方米的平房，砖瓦结构，外贴瓷砖墙面，房前打了水泥地，挺象样的。

室内隔出五个空间，一间是有八张病床的病房。去时，三张床上有人打吊瓶；一间三平方米左右的配药室，是配注射用药的；一间一床、一桌、一椅的诊室，桌上有一台联网的电脑；一间药房，放三架药品；最后一间较大，是中药的储藏和加工间，放着三个装满中药的药柜，柜门上满贴着写着药名的纸条。案子上有翻开的中药书，案边是药碾子……
卫生所只有一位大夫，是个年近三十的小伙子。

我注意到，卫生所的墙上贴着好多张有关针灸、出诊、医保、药价等事项的告示。其中一张针灸价格表，我看了又看，觉得颇能反映出小大夫的行医方针。告示注明，针灸的价格原则上是每日五元，但治不同的病，价格上下有所浮动。象治高血脂，脂肪肝这类的富贵病，收费达每日十元。而牙痛，气管炎这些痛苦程度比较大的病每日是两元。我知道，象治牙疼这样的病，一日针灸次数可达三次之多，算起来一次费用不到七角钱。看来，小大夫的收费原则与大医院正好相反，不是按自己付出劳动的多少而是按疾病的痛苦程度反比收费，这很有些我母亲的收费特点。

我在卫生所的医保单上看到，这个村实行一种简单的医保，每人交费十元，保一年。我算了一下，小大夫管三个自然村，近千人口，总额近万元。村民说，交了这十元，一般情况下，感冒、发烧打吊瓶就不再另收费了。

在村民家电话旁，我看到贴有这个小大夫的手写“名片”。村民说，家家都有小大夫的这张“名片”，有事打电话，小大夫是随叫随到。我问村民，在卫生所墙上贴的告示中，我看到出诊费注明一次是十元，农民怎舍得花十元钱叫大夫到家中来看病呢？村民告诉我，这十元的规定也只有在冬天才执行，夏季出诊并不要出诊费。三个自然村相隔三、四里地，冬天下大雪时，尤其是在夜里，出诊是很辛苦的。可这位医生不辞劳苦，服务态度非常好。村民对我说，村里有这么一个医生，真是大家的福气。

年轻医生正和村里的“小芳”谈恋爱，准备结婚。看来是要在农村扎根了。对这门婚事，农民们很赞成。

看到诊室门板上写着的诊脉歌诀，我知道小大夫对中医还不是很熟。村民说，小大夫只能给大人打吊瓶，小孩子一哭，他就找不到血管了。村民们不知道小大夫的学历。见他紧张、警惕的样子，我也没敢问他毕业的学校，估计学历不高。

如果只单打中医或西医任一种，他的医疗手段都会稍嫌单薄。我想，乡村医生采用中西医结合的存在方式可以说是客观现实决定的。对此，西医和中医都有反对的。但我要说，反对无效。我同意中医和西医就象扬树和柳树一样是品种不同，让这两种树结合不太可能也无必要。但我认为，扬树和柳树是可以在盖同一所房子时结合，中医和西医可以在这个卫生所里由同一个医生同时用于治疗疾病。在这个卫生所里，中医疗法无疑占据了半壁江山并受到农民的欢迎。

有人会说，这个小大夫的所谓中医疗法算不上医学，顶多是一种安慰疗法。对此，我不反对。我甚至怀疑小大夫给村民挂吊瓶的必要性。因为按美国医生的观点，中国人所打的大多数吊瓶都没必要。如果美国医生说得对的话，这个小大夫施用的西医疗法也应属安慰疗法。

可这样一来，这个卫生所就没有什么存在价值了，而我们在社区搞诊所也同样没什么意义了。如此推论，这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还真不好解决了。
无论是按中医尺度还是按西医尺度衡量，这个乡村医生的医学水平都可质疑，对此，我无从辩护。但从村民对他的一致赞扬中，我不得不承认，在这里医术并不是第一重要的。在卫生所内，我看到了大大小小不下二十种登记管理册，小大夫在对近千人口实行着医疗管理。村民有病找到他，他能拿出治疗办法，能给病人和家属出主意，想办法，联系上级医院，请教更高明的医生……他采取的行动能给予村民以安全感、归属感，我想，这才是最重要的。现代人以为如今人们最需要的是自由、独立和有个性，不想被人“管理”。其实不然，如果你自由到没人知道你的存在，没有在乎你的生老病死，我想，这种自由也是一种悲哀。我曾对年轻的同事说，别以为来上访的人就是来讨说法，要注意到讨说法背后的无所依托，找寻安全的失落感，如果能注意到这一点，那么在接待上我们无论怎样热情、耐心、细致都不多余。从这一点上讲，有人嘲笑“赤脚医生”的医术实在是只看到问题的表面。

其实，当我看到年轻医生那台质量很好的联网电脑时，我对他作为乡村医生的能力并不担心。一位朋友经血不止，不知再怎么治好。我随手在电脑上一搜索，看到一个简单办法：灸隐白穴。还配有照片，穴位用红色在人体上点出。于是，用一棵香烟试灸这个穴，竟真的好了。所以，乡村医生通过电脑使用“机器医生”也可以为他治病提供参考。如今中医也研制出“机器医生”，在网上使用起来也很方便。虽然“机器医生”不能当真医生用，但其提供的多种治疗方案的确能给年轻医生以启发，加之网上有许多中西医论坛，想请教学者也不难。

医学固然很伟大，但治病却不是非学完所有医学课程就无从下手。我对刚到手的手机、数码相机等物总是先研读说明书，学习使用方法。女儿每见到便觉多余：“这还用看说明书吗，摆弄一遍不就知道了？”可对我来说，不看说明书根本就不敢动一个键子。我就是把一本电脑书看烂了，又跟了两期电脑班学习才会使用电脑的。而大多数年轻人既不看电脑书，也不上电脑班，这捅捅，那按按地摆弄一番，很快就会使用电脑了，其速度比我的正规学习快多了。

用读书、老师教授的方式固然是正规的学习，但事实证明，年轻人的“摆弄法”却往往是效果更好，效率更高的学习。乡村医生之治病正如青年人摆弄电脑，不能说非通过正规学习不能掌握。中国古人很可能就是今天的年轻人，他们对人体的把握虽然没有理论指导和老师讲授，但他们没有失去人类通过“摆弄”而了解事物的能力。正是人类的这一天赋产生了中医。

梁知行

(九十八)

大热的天，先后见到两个熟人抱孩子上医院。孩子戴着大口罩，捂得汗津津的。我奇怪：除了白血病做化疗外还有什么病需要这么防范？一问，原来是孩子患上过敏性哮喘，过敏源是尘螨，不能直接接触空气。


据说，尘螨无处不在，防不胜防，便是最干净的人家，床上也有二百万以上的尘螨。与尘螨斗争把两个孩子父母的生活方式全改变了。门窗紧闭，安装上空气净化器、保湿器；席梦思、羽绒被、沙发、地毯、靠垫……几乎所有柔软、舒适的用品全清空了；所有可能吸附灰尘的电器、家具也都请出了门———家中简陋得如中世纪。


其中一个孩子做全面体检时，还发现严重的铅中毒，而全家人绞尽脑汁也没找出毒源来，想不出这毒是怎么中上的。没办法，连好好的楼房也不住了——搬家。


现代生活对这两个家庭来说已经没什么意义了。


这两个孩子，一个父亲是外科医生；一个母亲是内科医生，却对自己孩子的过敏症束手无策。西医的法子用尽了，孩子因用药太多，出现了“菌群失调”症状——口腔溃烂、胃肠紊乱。治病致病，病上加病。


一个孩子的姥姥说，孩子尘螨过敏，大人精神过敏。领孩子上医院瞧的是“病态反应科”，很符合他们的生活实际。


如果是在外国，这过敏症当然还得在西医中继续想法子。可在中国，这两个做西医的父母就找中医商议，给孩子喝中药调养。


回想母亲行医时，很少听她说谁患过敏症。我想，这病可能是后发现的。向一位医生请教，医生告诉我，从前并没有这么多过敏症患者，同富贵病一样，过敏症也是当今的流行病，是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病；是现在人太讲卫生，在单一的室内环境中呆得太久的结果。


这么说，我们上个世纪刚刚建立起来的关于卫生和细菌的观念又被颠覆回去了？我们小时候那种下河、上树、玩泥巴、全家老少在一起，有家禽、家畜陪伴的日子是对的？想不到，近百年来我们讲究卫生、消灭细菌的结果却是干扰了我们人体的内分泌体系，破坏了人体内细菌的生态平衡，致使人体功能下降，结果是适得其反。


这样看来，《黄帝内经》做为医学经典之所以很少讲医术而侧重谈“道”，是因为古人已意识到人体是开启自然之门的钥匙。古人努力通过自身生命去理解生存法则，从而得“道”。正因为中医致力于归纳人体内所蕴含的生存法则，所以，中医所强调的养生就不仅是养自身生命，还要养生命之本。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中国人强调天人合一、修身养性和涵养道德等等。


人类破坏自然的行为没有遇到抵抗不应是我们无视自然法则的理由。自然默许人类的破坏行为不等于这一法则不存在。过敏症到底是人排斥自然，还是自然排斥人呢？


单位新来一位80后女孩。我好心让她和我共用一间办公室。一进屋，她就捂上鼻子说：“我花粉过敏，你这些花统统搬走。”——如今，我陪着她，不开窗通风而用风扇吹风；没有花香转用香奈尔香水……我建议她出去锻炼身体，她说不用，每个月打一针增强免疫力的药针就行了。正是现代科学创造了能够把人与自然隔绝的条件，切断了人与自然的天然关系。我想，再这么陪下去，不出一年，恐怕我也得不耐受鸟语花香，无福消受大自然了。

如今的孩子，被保护得整整一个夏天都不会被蚊子叮一口。我对一个孩子说，被蚊子叮上一口没那么可怕，我给他看蚊子叮我后连个红点都不曾留下。可这个孩子在我领他玩时真被蚊子叮了一口。他不仅象被毒蛇咬了一般大呼小叫，而且皮肤真的象被蛇咬了似的红肿起来。我受到孩子的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的一致谴责。面对孩子前所未有的伤害后果我无话可说。我想，上古时人被毒蛇咬了可能也不至于象现代人这样丢命。但是再过二百年，人类见了蚊子恐怕得象见了眼镜蛇一样逃跑，不然就会没命。


科学带领我们走着一条“鬼打墙”式的认识道路，今天是正确的理论就是明天的错误理论。可以说，正是科学认识的反复性反而昭示了中国“道”的真理性。我一位朋友说，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正是“道”与“理”的关系。理可以成千上万，而道是一。我之主张中西医结合正是主张“道”与“理”合。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如果只讲“理”而不讲“道”，或用“理”来要求“道”，那么我们如何裁决“公理”和“婆理”？而理本来就有一时一地性，时过境迁时，这过时的理是留与不留？


一个年轻人要去做论文答辩，先拿我演练。让我不停地发问，他一一做斩钉截铁式回答。几个问题答下来，我说：当今任一学科的学术讨论会要是开上三天的话，最后一天一定是全体迷茫。如果讨论到最后你还能咬钉嚼铁地下判断，就说明你心理偏执。我告诉年轻人，答辩到第三个回合时，就要用探讨、商榷、不确定的语气了，否则会激怒教授们的。


其实，我很理解反中医人士的气急败坏。他们为中医尚有一席之地、自成一家之言而忿满；让代表科学的他们容忍中医存在如同让他们与巫医、神汉同堂一样，是件奇耻大辱的事情。可他们却没有意识到，正是科学认识的“朝令夕改”才为百家争鸣广开言路。众说纷纭的局面正是科学讲“理”的特点所带来的。中国历史上之所以没有那么多理论学说，固然是因为不愿为“惑众”支付过大的社会成本，也缘于“道可道，非常道。”身在“道”中用不着自“说”价值，既便是细菌，其价值也不容质疑。“天生我才必有用”不仅仅是李白一个人的豪迈。而“理”却是用来讲的，是需要以“说”来立的。世上有多少人就有多少嘴，各说各理，让说谁不说？如果有人嫌乱，也不该怪罪中医啊。


女儿常建议家长给孩子养条狗。她说，这是出于全方位的考虑。不仅有菌群平衡方面的，还有心理方面的考虑。如今孩子的疾病越来越成人化，女儿说，许多医生没有意识到病因往往是惊恐和多思。而一条忠实的狗有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我知道，女儿的这一看法不是出于书本而是自身体验。女儿一岁时，路还走不稳，每天就有两三只大狗来找她玩。女儿与这些狗关系亲密，感情深厚，潜在的非语言交流能力被及时唤醒。如今，遇到不会说话的幼儿患者，她摸摸、看看就能了解不少情况，不通过语言也能与孩子交流。


真理不一定是越辩越明，很可能是越辩越糊涂。讲理和懂道不是一回事。如今，有一门叫“科学学”的新学科，好象是致力探寻“道”的学问，引我关注。

梁知行

（九十九）

母亲因心脏病卧床期间，我曾跑遍全市各大医院进行考察。三十多年前，也存在看病难的问题。病人住院，头几天住的不是病房而是走廊，要等有人出院了,走廓里的病人才能按先来后到的顺序转入病房。病人24小时的护理也全由家人完成。其实，那时的医院并不少，各大厂矿、学校都有自己的医院，而且规模不小，可还是人满为患。相比市医院，各大单位职工医院的条件要好得多。职工医院只收治本单位的职工和家属，职工免费，家属半费。三十多年前也存在医患矛盾。但矛盾的焦点不是钱。既然医院是工厂、学校自己的，就不存在挣工人、学生钱的问题。但与现在医生想留住病人相反，医生普遍不愿意给人看病,更不愿开药,巴不得没人来。我在工厂和学校时找医生看病，十有八次不给开药。我一个同学就曾写了一张大字报批评医生这种作风，是我拿着糨糊帮她贴在医院大门口的。


十八九岁时，我热爱科学，推崇西医，且血气方刚，对母亲有很强的责任感。那时没有贫富差距，可我还是认为社会不公，因为母亲没有工作，住不进医疗条件比较好的“职工医院”。虽然我把责任归咎于她自己不该丢了工作，但还是接受不了母亲得不到现代治疗的现实。于是，铤而走险，我借了一本《家属证》，冒充家属，不容母亲分说，强行将她送进我市最好的医院——铁路医院。


如愿以偿地，我让母亲作心电图、拍X光片、打强心剂……享受了现代医疗。时值文革末期，我的身份还是“黑五类”子女。看我在医院里招摇撞骗，理直气壮地讨医要药，如同吃了豹子胆，母亲吓得不敢作声，闭上眼任我摆布。住了二十多天院，出院时结账，总共花了十元钱。那时普通工人的工资是三十几元，看来当年的医疗费确实不贵。


当地医院的措施用尽了，治不了母亲的病。母亲的心脏病是器质性的，非药物能治，唯有做


人工心脏瓣膜更换手术。那时做这种手术的，比现做换心术的还少。可依我看来，为了生命，为了科学，便是技术不成熟、风险很大的手术也应当做。一旦寻找到机会，我会毫不犹豫，不惜任何代价送母亲上手术台。


我的想法和做法给母亲带来很大的精神压力。看到为了给她治病我不择手段，胆大妄为，这令她非常担心；看到我又忙工作，又忙照顾她，每天就睡三个小时，她十分心疼；看到我为照顾她要放弃上大学的机会………这些在我看来无所谓的问题，在母亲看来却是不能继续下去的生活。母亲无法说服我。治病，用尽方法给母亲治病，难道不是做儿女应做的事吗？生命，用尽所有办法保住亲人的生命不是最值得做的事么？对于母亲采取的自杀性反抗，我很久不能释怀。


关于生命价值的问题在今天是如此地受重视，不仅被世界人权组织提出，被《拯救大兵瑞恩》这样的美国文化提出，被涉及死刑的法律提出，也被医学提出。生命的价值在学者的讨论中变得越来越至高无上。变得一个与八个不能相比；罪犯与工程师不能相比；母亲与孩子不能相比。至于金钱，就更不能与生命相比了。


我一位生病的同学为了治病，把房子卖了，把儿子的结婚钱花光了，还欠了十几万元的外债。

他认为，为了挽救生命，花多少钱都是值得的。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劝他为儿子考虑一下。他说，难道有钱人的命是命，我因为钱少就没有活下去的权利了吗？


我知道他说的对，便是在允许安乐死的国家中法律也要求“必须是为解除病人死前痛苦，而不是为亲属、国家、社会利益而实施”。为了活着的人的利益牺牲他人的生命是不人道的。我这位同学活下去了，每天找朋友打麻将。而他的儿子三十好几，连女朋友也没有，整天闷闷不乐。


如果没有母亲的做法在先，如果不是身为母亲，如果不是上了年纪，我会完全同意关于生命价值的主流说法。可如今，我能否倾家荡产做心脏手术连女儿上学钱也花光呢？便是我真有几百万，我能否用来治病让我女儿由富人变成穷人呢？

有人说我把钱看得太重了，钱是什么东西？是符号，千金散尽还复来，而生命却只有一次，不能复来。我认为这不是钱的问题，是生活方式问题。

现在的心脏手术技术很成熟了，但是，问题仍然很多。价格高昂不说，换人工心脏瓣膜，容易造成血栓，需终生服用抗血栓药；使用生物心脏瓣膜，容易老化，需要一再进行开胸手术更换新的瓣膜。我能否为了生命，为了科学，接受这种延续生命的方式呢？

钱，对我来说不是符号。无论人们折腾钱把人们的观念折腾得怎样乱，可我还是看得见钱所代表的资源。看病贵，看病难的实质还是医疗资源不足的问题。钱，做为符号可以崩盘，它所代表的资源不会危机？当我们以金钱的形式占有资源的时候，我们可以视资源如粪土？

在为患白血病朋友筹集捐款时，我知道这病是个无底洞，三十万是最低手术费用。我对她说：“只捐三十万，就用这些钱赌一下，如果手术后出现并发症，就不治了，请你死时闭上眼睛”。这种破釜沉舟的治疗方针居然产生了奇迹。

在学者们还在探讨生命的价值问题时，许多母亲却在用牺牲解决这一问题。看一部日本影片。讲的是古时候，一个儿子按村里的规矩把上了年纪的母亲背到山上抛弃。与母亲告别时，儿子把身上带的饭团给母亲留下，母亲又给他塞了回来。资源是宝贵的，那怕是一个饭团也要给儿子留下；生命可以复来，儿子就是母亲生命的再现。地球上的资源没有多到把牺牲这个词从人类字典中抹去。

我之主张中西医结合，正是主张资源互补。西医可以是饭团，中医是青菜，如果饭菜搭配可以填饱肚子，为什么只为饭团太少分配不均而吵架，就不许搭配点青菜？

我试探地问女儿，将来她怎样处置病入膏肓的我？她说，如果我得了需要一再开胸手术的病就不治了。如果成植物人了，她会给我实施安乐死。我听了顿感轻松，同时自责地想，如果当年我有女儿这态度，母亲又何必急于自我了断呢？

梁知行

一O O
     
朋友向我哭诉儿子学习不好，不肯用功,“什么道理都讲了，什么方法都用尽了，毫无效果……”。我说男孩子开窍较晚，很可能后发制人，劝她沉住气不要绝望。她问其中的道理。我说可能与男孩的肾气是否蓄足有关。在肾气不足时，他们懵懵憧憧的，别说妈妈哭劝，便是抹脖子死谏，也不为所动。可忽然有一天，你发现他开始懂事了，听得进大人话，学习也开窍了，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男孩子有后劲。

近几年，高考成绩一公布，多是女生当状元。几位当老师的朋友感到困惑，这男生怎么了,后劲哪去了？有的说是女孩子变聪明了,有的说是现在的课程不适合男孩子学习，还有的说是阴盛阳衰。我说这是打小逼男孩子用功学习的结果。肾气不足时逼孩子学习如同水库有点水就用，水蓄不到量，怎会有学习上的势如破竹？男孩子用神多而养神不足，精气神无法达到天然储量，其结果是让我们得到了人才，失去了天才。

不仅当中医的母亲强调让孩子养精蓄锐，便是我奶奶也常说：“人有精明用七分，留下三分给子孙”。生长期用神太过，不仅使许多神童长大后江郞才尽，也使后代遗传不足。都说现代人的精子质量在大幅下滑，可别三五十年后研究出是因为早期教育过度造成的。

我为朋友的儿子说情, 争取孩子能出去踢会球。摆了半天道理，朋友说体能与智能没什么直接关系, 举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例子就把我的请求给否了。我奇怪他不仅没有中医的养生观念，竟连西方的健康观念也没树立起来。这种只承认一对一的直接关系的认识方法如果导致21世纪中国人又成了“东亚病夫”，我们还会怪罪谁呢？

一对一的思维有如多米诺骨牌，不管是传统的还是科学的，一味推倒没商量。科学卫士还以为不尊重科学的现象是传统文化作怪，时常错拿中医这类传统文化开刀惩戒群下，殊不知中国传统文化强调间接作用，恰恰能够有效阻断多米诺效应。

例如科学没有揭示出同性恋的机理，但不妨碍人们开明地表示理解, 不仅影视文学追捧同性恋题材，各国也争先以颁布同性婚姻法来标榜文明和进步。这种多米诺效应先是把爱情弄得没了性别之分，接着又把友谊彻底摧毁，继而促人产生自我怀疑，最后还要改写历史。大学里追求时尚的女孩子搂脖抱腰，三五成群地招摇过市，得意地向男孩子们宣称她们是同性恋者，看到男孩们嫉恨的目光，她们感到酷极了；研究人员审查历史人物,一个个套用，连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友谊也遭到质疑；一个朋友认定我是同性恋，证据是我不和女人计较。我让她正视我结婚生子这一事实，她说，那你就是双性恋。我反问：“那你呢？”她那表情，一望就知陷入自我怀疑有些日子了；一个年轻人想当然地同情文革时期的同性恋者，说他们受到了迫害。我说那时我家附近就有一对女护士生活在一起。大家都知道她俩“不结婚，永远在一起”的誓言，没人去管她们的事。男同性恋之所以受到了打扰，是因为他们搞到了家外头。相对于通奸、婚外恋等，同性恋在当时所受到的惩罚是最轻的。而同一时期的外国并不见得比我们宽容。如果说我们对同性恋确曾存在过所谓的偏见和误解，那也是从西方舶来的。

李银河抱怨人们曲解了她的意思，可她怎么也说不清自己的意思，或者说人们怎么也不理解她的意思。人们认定她提倡同性恋、一夜情、婚外恋等，而她却极力否认，在多米诺的世界里她一再伸辩自己只推倒了一块骨牌。

人本是一个天然定位系统，不仅时时需要知道自己所处的时间和方位，也需要了解自己在历史、社会中的位置。而身不由己的现代人难以定位。都说现代人浮燥，飘浮不定的人想不焦燥也难。所以，在科学发达的今天，儒学、宗教还有信徒，不是由于愚昧，而是人的定位要求使然。

如果手头没有高精度的定位仪，我不会拒绝使用指南针；科学不能解释同性恋，我不会拒绝使用阴阳图解释。总之，我不能任由自己随风倒伏。母亲曾用阴阳图解释男女的存在状态。代表女人和男人的阴阳鱼，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母亲说，靠近鱼尾的颜色应该是渐灰，表示阴阳强弱程度的变化。在这幅图中，不仅男女相恋，便是同性相求也无不符合阴阳理论。从阴阳图上看,李银河所争取的主要是鱼眼睛这部分人的权益，并不是要改变阴阳鱼的颜色。在这幅图中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比如我给自己的定位是黑鱼的腹部，这个位置与其它各部位的阴阳电差都很平均，排斥性小，所以友谊成分重，但爱情火花小，不是能扛得起爱情大戏的角。基于图中所显示的多种阴阳组合方式,我在处理婚姻家庭问题时会避开是非评价，而力促各种家庭模式的形成。在妇联工作时，有一次一个男人来求助：“老婆打我，你管管吧”。我笑了。且不说他的要求是否在我职权范围，单就他找妇联求助这点就说明他在心理上已把自己定位为女人了。这时帮这男人振兴阳刚之气就不如促成阴阳互补的家庭模式形成来得实际。我们理解的夫妻性格互补，何尝不是阴阳互补？

出于对阴阳图的理解，2000年修改婚姻法时，我曾上书国务院要求不要把成年男女从家庭责任的担子下“解放”出来。因为在国家还没有能力负担老人和孩子时，不能轻易放弃婚姻家庭的社会功用。这次上书虽然失败了，但我也坦然接受性关系从社会束缚下解放出来，因为我知道历史的卡尺正从阴阳图上黑白分明的一端移向灰色地带。正因这一移动，一夜情、婚外恋、同性恋开始走出冬季，而婚姻进入冬季。这里没有什么进步与落后之别，只有此一时与彼一时之分。因此，当听到李银河为同性恋争取同性婚姻时，我觉得她的做法不是与时俱进，而是反季节行事。因为婚姻本是社会性的，在社会性正从婚姻中退出之时，争取同性婚姻的意义何在呢？岂不是光了一冬天膀子的流浪汉在春天来到后坚决要求穿上棉袄？

梁知行

艾宁，原名梁爱宁，女，汉族，1958年11月生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母亲是中医，父亲任教于齐齐哈尔大学。7岁上小学；12岁随父下乡插队；17岁进工厂学徒，做铣工；21岁考入哈师大中文系；25岁毕业任中学教师，后任成人教育教师，先后在教师进修学校和电大教课；32岁调到妇联，从事维护妇女权益工作；35岁调到企业任经营厂长(26岁起做兼职律师10年)；37岁考入检察院任检察官；46岁时女儿考入中医药大学；47岁上网在论坛写杂文；49岁写记叙母亲行医和女儿学医经历的网络纪实文章《问中医几度秋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