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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龙八部》中，扫地僧出场时有这样的一段。扫地僧说：“本派武功传自达摩老祖。佛门子弟学牙，乃在强身健体，护法伏魔。修习任何武功之间，总是心存慈悲仁善之念，倘若不以佛学为基，则练武之时，必定伤及自身。功夫练得越深，自身受伤越重。如果所练的只不过是拳打脚踢、兵刃暗器的外门功夫，那也罢了，对自身为害甚微，只须身子强壮，尽自抵御得住。但如练的是本派上乘武功，例如拈花指、多罗叶指、般若掌之类，每日不以慈悲佛法调和化解，则戾气深入脏腑，愈隐愈深，比之任何外毒都要厉害百倍。”
少林七十二绝技，只是“术”，如果没有“道”，过于沉迷武功，只会伤及自身。
学习中医以来，也给了我这样的体会。经方也好，时方也罢，它们也只是“术”而已，只有掌握“道”，才算真正可以驾驭他们。
而目前中医从业者几乎都是中医院校培养出来的，我自己也不例外。学校所教给我们的主要是以脏腑辨证为主，再加上气血津液辨证的疾病诊疗模式。所用处方主要是以宋元以后在经方基础上加减变化或自创的方子，也就是时方。以脏腑辨证为主，以时方治病，是目前绝大多数同行所遵循的，是目前中医界的主流，学校是这么教的，走出校门后我们也是这么做的。
初涉临床时，我试着用这样的一套诊疗模式给病人处方用药，可收效甚微。对于中医的信心也日渐丧失。我试着去寻找这套诊疗思维模式究竟哪里出现了问题，怎么按照教材看病寸效难收？ 《中医基础理论》教学书上对于辨证下了这样的一个定义：所谓辨证，就是将四诊所收集的资料、症状、体征，通过分析综合，辨清疾病的原因、性质、部位和邪正之间的关系，概括、判断为某个证；论治，则是根据辨证的结果，确定相应的治疗方法。从这个定义以及自己失败的经验，我感觉出了不对。按照这套辨证法，辨出了病机，确定了治法，可是选方用药呢？只字不提，似乎把辨证论治的目的已经忘了。
后来，我试着继续去寻找答案，希望可以找出一个可以处方用药的诊疗模式。在一次阅读中，我了解到了经方家胡希恕，找到了这个答案。他认为“方证是六经辨证的继续，亦即辨证的尖端。中医治病有无疗效，其关键在于方证是否辨得正确。”亦即是“六经八纲辨证法”。
那么这套辨证法与传统辨证法有什么不同呢？
经方治病强调方剂与临床病证的对应关系，也就是方证对应。忽略辨证的过程，注重主证的识别，选方过程即是病证与方剂间的搜索匹配过程。所谓“六经八纲辨证法”即辨别疾病的阴、阳、寒、热、虚、实、表、里，最后据病机或者症候群辨出方证。即完成了一个完整的辨证。
比如辨为桂枝汤证，治疗就用桂枝汤，诊断出来了，治疗的方子也就随之而来，二者是一体的，诊断即是治疗。而传统辨证法的结果是主观思辨的结论, 存在一证多义、一证多方特征，具有抽象性和不确定性。方证对应侧重于辨具体方剂所对应的方证，如麻黄汤证、大青龙汤证；传统辨证侧重于辨病机层次的证，如脾气虚、心阴虚等。方证对应以方证为治疗用药靶点。传统辨证以病机为治疗用药靶点。种种差异具体到临床上，就出现了这样的局面：请十个中医大夫治疗一个病人，如果这些大夫都是用脏腑辨证方法以时方治疗，那么十个大夫可能八、九个开的方子都不一样。如果组织这样的大夫会诊，就麻烦了，谁也不能说服谁，而且都认为自己有道理的。如果是十个经方大夫看一个病人，局面就大不一样了，开出来的方子大方向都是一致的，大同小异。 由此可见，经方辨证法不正是中医的“道”么？
那么如何执经方之道去驾驭时方呢？经方与时方之间并非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恰恰相反，经方是时方的母方，时方是在经方的基础上脱胎变化来的。只要按照六经八纲辨证法这个思路去用方子，那么开出来的方子就可以算是经方。经方的关键是背后指导应用的理论体系，并不在于方子本身。如果这样理解经方，经方与时方之间就可以贯通了，时方也可以按照经方的理念应用。例如我们熟知的后世方黄连解毒汤，其组成的药味为：黄连、黄柏、黄芩、栀子。不难发现，这个方子里有栀子柏皮汤、大黄黄连泻心汤的影子。因此，我们可以借助经文“伤寒，身黄发热者，栀子柏皮汤主之；心下痞，按之濡，其脉关上浮者，大黄黄连泻心汤主之。”去理解黄连解毒汤。在对经文病机有一定的认识基础上，对于如何运用黄连解毒汤便不在话下了。
相信通过这样的思维模式，在临床上去完善、补充、总结出相应的方证，日积月累，我们所掌握的方证便会得到不断地补充，临证能力也会因此得到较大提升。
以上便是自己学习经方的一些体会与思考。 内容同步分享于个人公众号：被迫网上摆摊的经方选手（欢迎各位经方从业者或者爱好者关注学习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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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9-4 19:3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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